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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外档，109-02563-01，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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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刘柏罗：《从手榴弹到原子弹——我的军工生涯》，第11页；林中斌：《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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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宋任穷：《春蚕到死丝方尽》，《我们的周总理》，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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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43～1744页；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第6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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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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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02～703、705、708、7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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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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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关于苏联军事专家问题，1963年5月；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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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ЦХСД，ф.4，оп.16，д.767，л.18，转引自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с.106-107，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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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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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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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3页。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个人行为，许多苏联专家在临走时给中国同事留下了许多重要资料。详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第371～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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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李鹰翔2010年3月12日给笔者的信；《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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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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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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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九章 中苏两党在理念和政策上难以弥合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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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夏秋，中国与印度之间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这一事件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近些年来，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出版，中印冲突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次事件不仅成为中印关系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中苏关系公开恶化的起点。[1]在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过程时人们注意到，1958年发生的炮击金门事件反映出中苏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及所采取的政策出现了不同趋向，而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苏联的消极反应则表明中苏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和选择。其结果，毛泽东因莫斯科对中共倡导的共产主义试验表现出冷淡和否定态度而大发雷霆，提出要向赫鲁晓夫宣战，赫鲁晓夫则因迁怒于毛泽东在台海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决定暂停向中国提供核援助。然而，这两件事最终并没有直接导致中苏分歧的公开化。令人意外的是，此后一个月发生的中印冲突，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涉及中苏关系，至少对于双方的根本利益并无伤害，却使得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最后竟导致中苏领导人面对面地激烈争吵。这次争吵，充分反映出中苏两党在理念和政策方面的全面分歧，中苏关系由此开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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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印冲突与苏联的中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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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停战以后，中印关系迅速发展起来。通过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换文，还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以后，苏联与印度也开始建立起友好关系。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印度似乎已经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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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59年发生的西藏风波却使中印关系骤然紧张起来。1958年春天，四川省康巴地区部分藏民反对改革，并发动叛乱。叛乱分子和难民大批涌向西藏，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叛乱。1959年初，西藏地区出现了混乱局面，叛乱分子截断公路，积极同国外建立联系，其中包括同留在缅甸的蒋介石部队取得联系，并号召成立西藏独立国。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物不仅没有积极应对危机，反而与叛乱者暗中往来。1959年3月10日拉萨发生武装暴动，叛乱者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驻在拉萨的机关。17日达赖喇嘛出走。19日夜间，叛乱者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20日上午10时，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奉命平叛，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23日，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周恩来28日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并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职权。人民解放军部队于4月8日由拉萨挥师南下，至21日晨，一举荡平西藏山南叛匪，完全控制了山南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北部所有边境要点。到11月，叛乱的主要力量被歼灭，西藏全境基本稳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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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令发布和达赖进入印度以后，印度政府的做法开始引起中国的反感。3月30日，尼赫鲁发表讲话，表示“同情西藏人民”，否认噶伦堡是叛乱指挥中心。31日尼赫鲁接见西藏叛乱分子代表团。[3]4月3日印度通知中国使馆，达赖已于3月31日抵达中印边界，并事前要求印度准予政治避难。印度政府对此表示同意，尼赫鲁还在人民院宣布，达赖在印度期间将得到受尊敬的待遇。[4]4月5日尼赫鲁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达赖是自己来到印度的，在印度不会进行政治活动；又说，印度“深切关心西藏的自治和允许西藏以其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自治”。9日尼赫鲁谈西藏问题三原则：保护印度的边界和安全；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保持西藏自治。在13日的一次集会讲演中，尼赫鲁指责中国没有遵守给予西藏自治的协议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证，那里发生了武装干涉。18日，达赖一行到达印度政府为其提供的住地，印度外交部向记者散发了用英文写作的“达赖喇嘛声明”。声明说：“西藏人一向有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中国政府把它的宗主权强加在西藏身上”，1951年“十七条协议”也是“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达成的。声明还称：“达赖喇嘛愿意断然声明，他离开拉萨和西藏到印度来，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的。”24日，尼赫鲁到穆索里单独会见达赖，并与其长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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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毛泽东决定开始反击。4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调要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以及印度当局的态度发表评论，要求《人民日报》写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毛泽东指出，现在英国、美国、印度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6]18日印度官员散发达赖声明，毛泽东在第二天指示：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22日，毛又指出：从3月17日起，尼赫鲁仅在议会中就发表了五六次讲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为的是看看他要走多远，有意后发制人，现在可以回答他了，《人民日报》要抓紧写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7]25日，起草社论的胡乔木对吴冷西讲：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能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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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不仅引起了印度的恐慌，也让苏联感到突然。直到1958年底苏联外交部南亚司仍然认为，“印度对华政策是印度全盘外交政策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印度和中国在解决一系列国际问题的方法和态度上存在着分歧，但这并没有对两国的合作造成严重阻碍”。[9]西藏问题初起，苏联一方面公开支持平定西藏叛乱，一方面表示非常关心，希望知道中方的态度，还劝告不要让达赖跑掉，以免引起后患。[10]得知“中国朋友们打算暂不公布他们掌握的印度干预西藏事件的事实”，目前主要任务是中立和争取印度后，莫斯科稍有放心。3月31日安德罗波夫的报告，在对事实的描述和结论方面，与中国的说法基本一致。[11]但自中国开展针对印度的宣传攻势后，苏联的态度有所变化。虽然在西藏问题上继续支持和配合中国，但是凡涉及印度的问题，则一概保持沉默。如谈到叛乱的原因时，从不摘引有关“外国反对派”的字样，有关达赖的消息也很少报道。对此，苏联外交部解释说，把叛乱镇压下去就算了，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宣传，以免影响中印关系。[12]苏共中央确定的原则是：“支持中国的正义事业，但不要恶化与尼赫鲁的关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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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与印度的关系，防止尼赫鲁倒向帝国主义方面，苏联在此期间极力向印度示好：提供15亿卢布贷款；帮助建设一系列重要企业；外交、经济和文化交往频繁，以至于中国驻苏使馆认为，苏联的这些做法与中国对印度的步调“甚不调和”。[14]另一方面，苏联也开始劝导中国人。5月4日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对来访的张闻天说，最近尼赫鲁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似乎比较清醒了，并暗示说，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不应无端地使中印关系趋向尖锐。言语中透露了莫斯科的考虑：担心中印关系紧张不利于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15]5月6日，苏驻印文化参赞向中方转述了印度官方私下表示的立场，说印方的担心如下：西藏自治地位的丧失使其不能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带；印度就边界问题一再提出向中国提出意见，而中国迄今没有明确表示；印藏贸易将断绝并直接影响印度经济；尼赫鲁要求访问西藏，中国开始没有表示，后来加以拒绝。印方希望苏联能为消除中印误会和改善中印关系做些事情。[16]5月8日尤金向陈毅外长递交了一些有关印度想要平息冲突的情报材料，并说，尼赫鲁的处境很困难，由于受到国内外的压力，他是动摇的，但也在设法找出路。中印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分歧加深，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首先是被美帝国主义加以利用。陈毅表示感谢，并重申了中国的立场：主要是争取达赖，争取尼赫鲁，孤立叛国集团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但是不批评不行，反华行动会越闹越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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