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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际上喧嚣的反华浪潮，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印关系问题。会议的结论是：第一，中印边界从来没有划定，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中国政府不能承认；第二，这次中印边境冲突事件是印度军队越过麦线侵占中国领土引起的，而不是中国侵占了印度领土；第三，中国建议维持现状，双方按兵不动，准备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25]第二天，章汉夫副外长向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节介绍了中印边界情况和中国的立场。[26]11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做报告，着重阐明了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和方针。报告说，印度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利用边界纠纷，掀起新的反华运动，而印度政府也企图借此机会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片面主张。这种强加于人的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但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友好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27]对于印度和西方的反华叫嚣，毛泽东早有准备，并不感到棘手，而让中共感到意外和非常不满的是，莫斯科竟然宣布中立，甚至也对中国提出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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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向苏联大使通报了边界冲突情况及中方的看法。[28]9月6日，外交部正式向苏联使馆通报情况，并告知：中国政府将要发布文件和材料，说明这次冲突的真相和中印边界状况。[29]8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对中国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事件将恶化印度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导致印度改变对外政策，并被某些人所利用，在苏美首脑互访前夕使国际局势复杂化。[30]9日上午，安东诺夫又向陈毅面交了一份塔斯社声明的文稿，并说该声明将在10日发表。声明的矛头是针对“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集团和报纸”的，指责最近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喧嚣是为了离间中印关系，破坏和平共处的思想，特别是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扰乱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互访。在强调苏联与中国的“兄弟友谊”及同印度的“友好合作”后，声明对中印边境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并希望中印两国政府会考虑到双方利益而“解决所产生的误会”。陈毅当即表示，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意见已经在几天前告诉苏方，希望苏方暂缓发表这个声明，并指出中印边界冲突不一定会对赫鲁晓夫访美带来消极影响。当天下午6时20分（莫斯科时间下午1时20分），中国电台广播了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随后，章汉夫向苏联使馆递交了周信的副本，并转告陈毅的意见：希望苏联能注意到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事件的立场、观点和政策，停止发表塔斯社声明。然而，莫斯科时间当晚7时，苏联还是按照原稿播发了塔斯社声明。[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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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塔斯社声明10日见报的同时，中国按照既定部署，于10～12日开始刊出有关中印边界冲突的消息、印度及西方发动反华浪潮的情况和中印两国政府的文件，并于11日在《人民日报》第2版全文刊登了塔斯社声明。[32]苏联则继续搞平衡政策：12日和13日各大报同时摘要刊登了中印双方关于边界问题的重要文件，中国的文件在前，字数稍多，一般都不加标题，或标以“消除紧张”、“用友好方式消除误解”等字样。与此同时，12日赫鲁晓夫接见了印度驻苏大使，13日发表了关于苏联贷款15亿卢布给印度的协定公报。中国驻苏使馆的看法是：边界事件发生后，苏联的态度更加“暧昧不明”；声明虽以“兄弟”和“朋友”的称呼表明了苏联与中、印关系的区别，但对其间的是非问题没有表态，“缺乏鲜明的原则立场”；苏联既要支持中国，“又深怕得罪印度”，“采取调和主义态度”；苏美首脑会见在即，苏联为创造和缓气氛，希望大事化小，避免再生枝节。[33]中共中央对莫斯科的表现极为不满，在9月13日给苏共中央的回信中，批评苏联政府“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指责塔斯社声明“向全世界暴露了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陈毅在转交这封信时说：“声明对中国非常不利”，而在印度、美国和英国，许多人非常高兴并欢迎这份声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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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采取中立态度，也主要是处于策略的考虑。据悉，美国政府打算积极地站在印度一边，艾森豪威尔建议尼赫鲁“保持坚定”，并问他需要多大援助。[35]印度国内局势的确很不稳定，尼赫鲁受到四面攻击，“早已招架不住，步步退让”。[36]此外，如印共总书记高士所说，“印中关系恶化对印度共产党的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敌人把共产党员称为“第五纵队”，人们在选举中不再投印共的票。[37]因此苏方认为，即便能推翻尼赫鲁，上台的也绝不可能是印共领导人，而是更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这对社会主义阵营不利。[38]应该说，莫斯科采取中立态度，至少在此时还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而本质上，正如赫鲁晓夫自己所说，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归根结底还是倾向中国的。当时驻苏使馆看到塔斯社的声明，也有类似感觉。[39]何况，如前所述，在中印冲突期间，苏联一直向中方提供情报。即使在接到中共中央的指责信后，也还在一段时间内坚持这种做法。[40]外交部东南亚司司长后来写的备忘录道出了莫斯科的真实看法：“边境冲突由印度人引起，但中国朋友在处理问题时缺乏灵活性”。[41]客观地讲，在国际冲突事件爆发时，呼吁停火，寻求和平，是很平常的做法。作为一种策略，同盟国之一方采取表面上的中立立场也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无论是开战、停战，还是在整个和谈进程中，苏联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始终扮演了中立者和调停人的角色。那时，中苏两国在外交上配合相当默契，毛泽东从来不曾指责斯大林暴露了双方的分歧。因此，核心的问题并非苏联发表“中立”声明的方式，而在于中苏之间确实存在着分歧，特别是这种分歧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印冲突的问题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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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分歧是处理与尼赫鲁关系的方针。对于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的看法，中苏领导人之间没有原则的区别。毛泽东也曾多次讲，尼赫鲁“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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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在于如何对待“中间派”。中国领导人认为，“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对尼赫鲁的政策是“又争取，又批评，又团结，又斗争”。[43]而在中国人眼里，莫斯科过高估计了印度在国际斗争中的作用，生怕得罪尼赫鲁，“唯恐‘触犯’印度”。[44]中国领导人还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45]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批判尼赫鲁的错误立场，苏联采取容忍的态度，就是丧失了原则。在中印冲突中，苏联没有站出来支持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明显袒护资本主义的印度，就是丧失了立场。从中国使馆和外交部的分析看，中国人未必不理解莫斯科的两难处境，只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抓住了苏联的短处，而这些指责又是可以理直气壮拿到桌面上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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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的分歧是对待美苏首脑会晤的态度。苏联一直坚持的看法是：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的加强，西方统治集团的某些阶层对国际争端采取了较现实的态度，这是一种新的趋势。美苏首脑互访是“当前最重要的国际事件”。“苏美关系如果稳定地进入和平共处的轨道，将对整个国际局势发生巨大的积极影响，世界和平也将更加得到巩固”。[46]莫斯科及时向北京通报了赫鲁晓夫访美的有关情况，赫鲁晓夫还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并送交了美苏首脑往来信件，而中国对此也公开表示赞同。[47]其实，苏联人看得很清楚，中国的表态都是表面上的。例如，8月5日《人民日报》就美苏领导人即将互访的消息发表社论，表示欢迎，但也谈道：“美国政府究竟具有多大诚意……还有待于今后的实际行动”。[48]莫斯科也不会不注意到，9月17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赫鲁晓夫头天到达华盛顿的消息和祝贺文章《苏联和平外交的新胜利》，而在第6版则刊出了两篇与此气氛极不协调的报道：“联大第十四届会议开幕，各种迹象表明美国仍准备在会上搞‘冷战’”；“美国竟一口拒绝苏联建议，硬说不必要召集日内瓦会议参加国开会”。这不啻在贬低美苏首脑会谈的意义。中共中央在内部讨论时的确认为，赫鲁晓夫在访美前停止对中国的核援助（6月20日），并就中印冲突发表中立性的声明，都是为了“适应美国当局的需要”，这“表明他这次到美国去，对中国不怀好意”。[49]但是这种考虑和判断很难向莫斯科明言，而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做法，在公开场合又只能表示支持。毛泽东真正感到无法容忍的是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却又难以启齿，只能拿苏联的中立声明当作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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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访美之后急匆匆地赶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大典。当赫鲁晓夫得意扬扬、兴高采烈地走下飞机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将是中国领导人的“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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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激烈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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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就对赫鲁晓夫不满了，但是一直没有爆发出来。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尽管苏联在中印冲突期间扮演了和事老的角色，但毛泽东并没有为此动气。在9月11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还强调，现在应该跟苏联讲团结，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50]但是，赫鲁晓夫在华盛顿的一通表演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毛泽东最看不惯的就是赫鲁晓夫对美国那种奴颜婢膝的样子，赫鲁晓夫在那里越是得意地表演，毛泽东就越是生气：这不仅在全世界面前给共产党人丢脸，而且完全把中国拋除在国际事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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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美国四处演说，一路风光。对于这次访问的效果，他充满信心，并在9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指出，目前已经具备国际关系向好的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完全消灭冷战的必要条件。《真理报》也评论说：赫鲁晓夫访美意义重大，苏美关系晴雨表初报晴天。[51]曾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谢皮洛夫回忆说，当时赫鲁晓夫真诚地相信，苏美关系问题已经解决，他仅跑了一趟美国，就“把一切都摆平了”。[52]赫鲁晓夫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莫斯科，又带着胜利者的心情来到北京。岂知，迎接他的却是另一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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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赫鲁晓夫到达北京，机场上没有苏联老大哥以往常见的热烈的群众欢迎队伍，也没有听到人们熟悉的歌曲《莫斯科—北京》。苏联人感受到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和政府官员彬彬有礼而远非亲切热情的接待，这同几天前赫鲁晓夫访美之行的礼遇不啻天壤之别。[53]本来中方没有在机场安排欢迎仪式，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准备致欢迎词。但赫鲁晓夫临时通知中方，他要在机场讲话。由于事情匆忙，准备不及，赫鲁晓夫讲话刚开始，扩音设备就出了故障。赫鲁晓夫不得不一再提高嗓门，讲完了他那长达15分钟的讲话，而毛泽东则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望着远方。赫鲁晓夫的秘书当场就表示，这是故意怠慢苏联领导人。[54]无论中方是否有意为之，客人讲话的内容是主人不愿听到的：“美国之行和在那里进行的会谈是有益的，无疑应当导致苏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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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赫鲁晓夫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出席了盛大的国庆宴会。中方事先看到了赫鲁晓夫的讲演稿，并发现其中有影射中国领导人的内容。周恩来当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毛临时决定原来准备由他本人发表的致辞，改由周恩来代念。[56]赫鲁晓夫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果然有许多让毛泽东听来极不舒服的内容：“维护和平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现在问题是这样：或者和平共处，或者进行战争而遭到毁灭性的后果。”特别是下面这句：“我们应当对当前局势有现实的看法和正确的理解。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57]听了这些话，毛泽东焉能不怒？！第二天的会见更引起毛泽东的不快。10月1日早晨，赫鲁晓夫到中南海拜会了毛泽东。会谈中，赫鲁晓夫说，苏联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准备根据中苏同盟条约像保卫自己一样保卫中国。毛泽东坚持说，中国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大国，需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用来自卫。赫鲁晓夫提出这个话题，显然是为了解释苏联6月20日来信的决定。对此，毛泽东不便发作，只好说：帮不帮由你们考虑决定，技术上能帮我们一下更好，不帮也没什么关系。接着，毛泽东从另一个方面对赫鲁晓夫提出了责难。毛指出，苏共二十大提出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未必合理，“就算你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内部问题，但斯大林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中国革命运动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样的问题不应由单方面决定，而应共同决定”。赫鲁晓夫立刻激动起来，马上反驳说：“斯大林个人崇拜是民族现象，是在我们国家形成的，我们应该做出评价”。毛泽东则坚持认为：“批判斯大林的决定是轻率的、主观主义的”。会见不欢而散。[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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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和谐的气氛到第三天终于演变成一场暴风骤雨。10月2日，赫鲁晓夫带着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来到中南海，与毛泽东进行正式会谈。[59]会谈一开始就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毛泽东最不愿听的话题。在请译员口头翻译了与艾森豪威尔的会谈节录后，赫说：“我想强调艾森豪威尔口信中的一个思想是，台湾问题不能永远消除，但可以推迟解决。艾森豪威尔口信中的中心思想是：不要有战争。我们不想那里因为台湾问题而爆发战争。”毛立即应对：“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可以是不同的：和平的方法和战争的方法。”毛把台海危机的责任推到了美国人身上，因为是他们“试图中断谈判”。赫解释说，美国人认为谈判一直没有结果，“中国人甚至不愿意释放拘禁在中国的5名美国人。这只会使局势复杂化，并深深地激怒美国人民”。赫鲁晓夫提议，或者驱逐出境，或者用来交换，总之，“最好释放你们关在监狱里的美国人”。毛泽东（面带愠色）回答：“当然，放是可以的，但我们现在就是不放美国人，要到一个适当的时间再放。”赫不高兴地说：“这是你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干预”，但“这个问题对国际局势产生了不利影响”。毛反唇相讥：“这就是说，它搞乱了美国人的生活。”赫鲁晓夫也不示弱：“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困难”。在内部讲，“我们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战争”，但对外界只能说“我们将支持中国”。结果，美国就会宣布保卫台湾，这样就形成了战争气氛。毛厉声质问：“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要像美国说的那样，宣布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赫毫不退让：“我们对台湾问题没有任何建议，但我们认为你们应该寻求缓和局势的途径。”他接着指责中国在炮击金门前未同苏联沟通，而“盟国之间在所有问题上交换看法是正常的”，又抱怨对中国的台湾政策完全不能理解。随后，毛与赫为此争论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结果，只好宣布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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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重新开始后，赫鲁晓夫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中印冲突的问题上，指责中国的做法使尼赫鲁“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又断言“西藏事件是你们的错”。毛立即插话：“尼赫鲁也说，发生西藏事件是我们的错”，接着把矛头指向了塔斯社声明。赫鲁晓夫有些发火了：“你们真的想要我们支持你们同印度的冲突吗？对我们来说，那是愚蠢的。塔斯社的声明是必要的。”赫继续批评中国，认为放走达赖喇嘛就是一个错误，这给印度制造了麻烦。尽管毛泽东做了解释，赫鲁晓夫仍然肯定地说：“西藏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毛泽东针锋相对：“不对，是尼赫鲁的错。”赫鲁晓夫转而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时开枪打死了人。毛泽东立即反驳说，是印度人越过边界并首先开枪。周恩来质问：“你们更相信哪一方的材料，我们的，还是印度人的？”赫又把矛头对向陈毅说，作为外交部长，“他不应该信口开河”，并说：“我们贯彻的是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陈毅（非常气愤和恼怒地）说：“你们应该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是更为坚定的，是更加正确的。”接着，周恩来、林彪、彭真相继发言，与赫鲁晓夫展开辩论。赫鲁晓夫愤怒地嚷道：“我们在这里只有3个人，你们有9个，不停地讲着同样的事。我认为这样也没有用处。我仅想表述我们的立场。接不接受，那是你们的事。”这时，毛泽东出来打圆场，赫鲁晓夫却不松口，又埋怨中国没有及时通报情况，周恩来则指出苏联抢先发表塔斯社声明。苏斯洛夫也试图缓和气氛，说：“现在温度已经降下来了，我们可以不管这个问题了。”毛泽东（带有怒气地）追问：“温度降下来难道是由于你们的声明？”苏斯洛夫承认中国政府的决定也起了作用，赫鲁晓夫却又重提印度边防军人被击毙的事，会谈的空气立即再次紧张起来。周恩来、陈毅、朱德、彭真、王稼祥、林彪纷纷发言，指责苏联的声明，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则百般辩解，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又为中国的西藏政策展开辩论。会场上唇枪舌剑，乱作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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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中，毛泽东把问题引向了中苏关系，他说：“你们给我们扣了两顶帽子：中印边界冲突犯了错误，达赖喇嘛逃跑犯了错误，我们给你们扣一顶帽子，叫机会主义。请接受吧。”赫鲁晓夫回答：“我们不接受。我们采取的是有原则的共产党路线。”在周恩来和林彪再次发言后，赫鲁晓夫终于忍耐不住，说出了他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为什么你们能批评我们，老大哥就不能批评你们”。赫举例说，毛泽东在1958年7月与尤金谈话中非常尖锐地批评了苏共中央，我们接受了这个批评；当匈牙利事件爆发时，周恩来到莫斯科来，给我们上课，我们也听了这一课。你们可以指责我们，我们却不能批评你们。说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观点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随后又是一场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似乎要结束讨论，便心平气和地说：西藏事件和边界冲突，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们最好停止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评价我们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我们是团结的，一些分歧不会成为我们友谊的障碍？赫鲁晓夫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个观点。气氛刚有缓和，赫鲁晓夫与陈毅又争吵起来，而且语言相当激烈。赫：陈毅同志，如果你认为我们是机会主义，你就不要把你的手伸给我，我不会同你握手的。陈毅：我也不会，我告诉你，我不怕你发脾气。赫：你不要以为你是元帅就啐唾沫，你没有那么多的唾沫。我们也不是能被唾沫啐倒的人。这时，毛泽东、王稼祥、苏斯洛夫纷纷发言劝解。周恩来又通报了中国正在准备与印度谈判解决争端的情况，会场的气氛总算缓和下来了。最后，毛泽东提出谈谈老挝问题，双方终于找到了一个意见一致的话题。会谈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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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住所，赫鲁晓夫大发雷霆，他把代表团所有的人都叫到院子里，开始用最刻薄的语言讽刺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他说：“我在美国花了多大力气来捍卫他们的利益，没有想到连句好听的话都没听到！”第二天，赫鲁晓夫怒气未消，便通知中方，国内有急事，他必须取消在中国各地访问的计划，提前回国。[60]10月4日，如同赫鲁晓夫下飞机的场面一样，毛泽东默默地送走了苏联代表团。[61]然而，赫鲁晓夫并没有回莫斯科，却绕道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又去了新西伯利亚，还公开发表演说，影射中国“像公鸡好打架那样热衷于战争”。[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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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领导人这次几个小时的会谈，除了你来我往的互相攻击，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取得起码的谅解。如此面对面地争吵，其言辞之尖锐，情绪之激昂，.气氛之紧张，在以往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交往的历史上从未有闻，甚至在两大阵营敌对国家的首脑会谈中也不曾见过。这种场面之所以能够出现，表明中苏关系此时已经发展到这种状况：（1）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对于中共的崛起，早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就已露出端倪，甚至大有超过苏共的势头，那时赫鲁晓夫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但这两年赫鲁晓夫的自信有所增强，苏共二十一大已经开始了对他的个人崇拜，而在美国受到的热烈欢迎，以及轰动一时的成功，更使他欣喜若狂，激动不已，并自以为他的大洋彼岸之行在美苏关系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就使得赫鲁晓夫感到再难以承受中共的批评和说教，何况他兴致勃勃来到北京的目的是要说服中国人。（2）中苏两党之间出现了重大分歧，而双方都坚持己见，不肯让步。自1958年以来，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发生了诸多分歧，在这些分歧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双方都认为自己最占理的问题，如台湾海峡危机和中印冲突。至于其他问题，或者稍有涉及，如停止对华核援助和美苏首脑会谈，或者完全回避，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其实，这些分歧都反映出中苏两党在主要的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已经站在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上，只是有些问题仅能各自内部讨论，不便公开争论而已。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争论的内容——双方都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于争论的形式——双方都没有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尖刻的言辞和激动的情绪表明双方已经撕破了脸皮，伤害了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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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苏在国际战略上尖锐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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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这次会面不欢而散，但从大局考虑，双方都知道中苏关系不能破裂，应暂时放弃争论，求同存异。10月4日送走赫鲁晓夫后，毛泽东立即召集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讨论中说，中苏两党在对美国和对印度的问题上都有分歧，对于中苏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暂时还不同他争论。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让客观事实和历史进程来教育他。会议的结论是：目前应该采取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要看到国际上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63]14日毛泽东接见苏联代办安东诺夫时，对赫鲁晓夫访美这一外交做法和全面裁军的建议表示赞同，并说即使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暂时的”。关于中印冲突，毛说：那是一块没有意义的领土，“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越过喜马拉雅山”。关于台湾问题，毛说，炮击金门和苏联在柏林表现的强硬立场一样，给美国带来了麻烦。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实施这些措施了”，“我们已经有一定准备在这件事上实行妥协”。[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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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领导人争吵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也引起了苏共高层的紧张，很多人认为不应与中国把关系闹僵。[65]10月15日苏共中央召开主席团会议，做出的决议与中共完全一样。会议认为，应该消除与中国关系的“紧张状态”，“不进行辩论活动”；“在报刊上发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不提供使问题尖锐化的理由”。会议还提出了销毁中苏领导人会谈记录的问题。不过，会议也提到“以（苏联）为首的口号是有缺陷的”，斯大林的路线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而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应该继续进行民主化”。[66]30日，赫鲁晓夫做《关于国际局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的报告，其中没有提到苏共和中共的分歧。[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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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部的讨论情况看，中苏双方都有和解的愿望，但又都不想放弃自己的主张，只是暂时不再争论而已。这种心态，加上已经受到伤害的情感，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再来一场暴风雨是难免的。不幸的是，尚未愈合的伤口，很快就崩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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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是由中印边界冲突引起的。10月20～21日，中印双方的巡逻部队在西段边界空喀山口再次遭遇并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各有伤亡。[68]周恩来称这次事件是“不幸”的和“意外的”，尼赫鲁也一再表示他不认为背后有任何“重大企图”，不能肯定是有人“蓄意”制造的。[69]1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会议讨论中印边界问题，毛建议：中印边界维持现状，双方从边境线各后退20公里，形成一个非武装区，然后两国总理会谈解决问题。在毛看来，“中印关系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对中国的威胁“来自东方”，而不是印度。[70]然而，毛泽东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空喀山口事件在印度引起了强烈反应：印度右派报纸和党派纷纷发表反华言论，并在各地及中国使馆门前组织集会和示威活动，有的要求与中国断交，有的要求西藏独立，还有的提议让印度边防军“自由行动”。[71]由于受到极大压力，尼赫鲁拒绝了中国关于双方军队各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的建议。[72]中印关系由此急剧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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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后，莫斯科采取了更加明显的偏袒印度的做法，而尼赫鲁则对苏联所采取的立场给予高度评价。[73]10月24日中国报纸刊出有关空喀山口事件的报道及对印度的抗议后，苏联报纸均保持沉默。29日《真理报》等各大报以“中印边境冲突”为标题，摘要发表了中印两国的有关声明。值得注意的是，对印度的声明给予了详细报道，而对中国的声明则只做了简单的摘引。[74]第47期《新时代》（11月）刊登了有关中印边境问题的述评文章，支持尼赫鲁关于不放弃不结盟政策的讲话，呼吁和平解决中印争端，却没有提到中国关于化解冲突的建议。[75]在印度发表11月16日尼赫鲁致周恩来的复信后，苏联一改过去在公布中方文件的同时刊登印方文件的做法，于21日在电台广播了尼赫鲁的信，22日又在《消息报》摘要刊出，而未等中方对此信的答复。与此同时，对于几天来中国报纸大量刊载的各国对周恩来建议的支持以及印度右派报刊的反应，苏联报纸则毫无反映。中国驻苏使馆认为，这一做法可能表露了苏联对印度反建议的兴趣。而苏联在刊登周恩来12月17日致尼赫鲁的信时，又没有摘登或报道周恩来对印方关于解决边境问题无理主张的反驳内容。[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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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人及外交官的讲话则间接地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满和批评。10月27日新任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在莫斯科意味深长地对中国大使刘晓说：我们进入了新的时代，其中很重要的是和平共处。[77]11月7日赫鲁晓夫公开对印度《新世纪》周报记者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是可悲的和愚蠢的，并且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确切知道边界在哪里。赫鲁晓夫还表示愿意协助寻求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办法。[78]更有甚者，苏联驻印使馆人员在与中方接触中，明显表示出对印度的同情和对中国的埋怨。他们避开边界问题的是非不谈，一再强调如中方不采取措施，“再过几个月尼赫鲁将被右派搞垮”。在一般谈话中都称尼赫鲁为国大党中的进步分子，有的甚至提出中国应该承认麦克马洪线。[79]由此，中国驻苏使馆得出的结论是：印度官方拒绝了中国的新建议后，苏联继续采取中立调和的立场，急于看到互相让步，和平解决争端；对中方的建议一直不表态，也不刊登相关的材料；对印度顾虑颇多，及时刊登尼赫鲁的讲话，积极准备对印度经济援助。其结果，助长了印度右派的气焰，为挑拨中苏关系提供了借口。[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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