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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上述历史过程可以发现，1959年中苏领导人之间的争吵及1960年中苏分歧的公开化，并非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中苏两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于他们对时代特征的认识以及在战争、和平、革命等基本理论观点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在此基础上，中苏对美国（帝国主义国家）、印度（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台湾（反动派）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矛盾爆发的前提在于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已经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在此之前他们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和帮助，因而可以求同存异，但是当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力的时候，就必然要求把各共产党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到自己认为的正确方向上。于是，分歧便显露出来，争论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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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歧和争论之所以发生在1959～1960年，首先是因为此时中国已经发展壮大起来，苏联也度过了困难时期，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自我感觉都特别好，他们都不能容忍对方的“错误政策”继续下去了。至于争论和分歧的焦点，表面上看来是中印冲突引起的，实际的根源在苏美缓和。赫鲁晓夫认定中国对印度采取的鲁莽和偏激的政策，其目的和后果就是破坏苏美首脑会谈，干扰缓和的进程。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印冲突只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问题的要害在苏联对美的缓和政策，莫斯科在中印冲突中采取中立和妥协的立场，也是为了保证美苏首脑会谈的顺利进行。只是出于需要一致对敌这个共同的考虑，中苏都避开了直接指责对方的对美政策，而在对印政策上大做文章。正因为如此，当他们感到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时，便开始在公开场合，在列宁主义这同一面大旗下，各自表述对战争、和平、革命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以证明自己路线、政策的正确性和正统性，从而取得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对其领导权的认可。中苏分歧的公开化由此发端，并成为后来政治大论战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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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讨论中印冲突对中苏关系影响的论文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有：M. Y. Prozumenschikov，“The Sino-Indian Conflict，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nd the Sino-Soviet Split，October 1962：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iect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p.251-257；戴超武：《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58～79页；Chen Jian，“The Tibetan Rebellion of 1959 and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ume 8，Issue 3（Summer 2006），pp.5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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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送审稿）》第5卷，1991年，未刊，第200～202页；外档，105-00650-01，第18～25页；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资料》，1959年3月29日，未刊；卡·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第71～73页；Chen Jian，“The Tibetan Rebellion of 1959，”pp.55-99；ЦХСД，ф.5，оп.49，д.238，p.8929，л.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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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档，105-00650-01，第1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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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至1960年4月）》（以下简称《中印往来文件汇编》），未刊，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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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档，105-00650-01，第12～17页；105-00658-02，第41～75、74～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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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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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17～119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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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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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РГАНИ，ф.5，оп.30，д.302，л.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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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外档，109-01354-04，第54页；《人民日报》195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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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ЦХСД，ф.5，оп.49，д.238，p.8929，л.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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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外档，109-01354-02，第7～12页；《内部参考》第2763期，1959年5月1日，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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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sKhSD，f.5，op.30，d.302，1.75，转引自Prozumenschikov，“The Sino-Indian Conflict，”CWIHP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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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外档，109-01354-04，第62～63页；《内部参考》第2930期，1959年12月9日，第14～15页；外档，105-00946-04，第3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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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外档，109-01354-04，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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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外档，109-01354-04，第6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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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外档，105-00657-03，第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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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外档，105-00659-03，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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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第62～69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第8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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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印往来文件汇编》，第172～183页。周恩来对尼赫鲁3月23日来信的答复，即9月26日函，见该书第184～190页。关于西姆拉会议的中方档案，现存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根据中国档案记载，中方派遣专员陈贻范（Ivan Chen）参加了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会议草签了一个有关中印边界的条约。但是，4月28日中国外交部训令陈贻范，通知英方所签条约无效。直到7月3日会议结束，中方没有同意签约，并拒绝继续参加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详见唐屹等编《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五册·西藏卷（一）》，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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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广西档案馆，X50-3-6，第9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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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100～101、112～115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第95～96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15～316页。有关印度在东段地区的管辖状况及麦克马洪线走向的地图，见外档，105-00944-02，第5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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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外档，105-00944-03，第6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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