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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人民日报》1959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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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人民日报》1959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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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外档，109-02064-02，第37～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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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外档，109-02078-01，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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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外档，109-02064-02，第4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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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外档，109-02077-04，第37～39页。赫鲁晓夫报告全文见《人民日报》196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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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关于毛的这个讲话，笔者看到了三个大同小异的记录：《林克日记》（手稿），未刊，第122～126页；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7，第7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049～10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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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11-14-272，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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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3篇 从分裂到对抗（1960～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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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李丹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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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79年中苏关系演变的大致脉络就是，两党关系由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到关系破裂，同盟关系由瓦解走向敌对。中苏关系的内核已发生变化，两国关系中注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原来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斗争逐步向以国家安全利益为主的斗争转化，并且加入了新的军事冲突的因素。就中国方面来说，这一时期有三个关键性转捩点。其一，1962年：中共在内部将中苏两党两国的斗争定性为敌我性质，为两党关系的破裂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二，1964年：毛泽东调整中国的对外防御战略，苏联成为除美国之外的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另一个假想敌，中苏同盟关系至此破裂。其三，1969年：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事件爆发，两国关系一度濒临战争边缘。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到1970年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联美抗苏，两国关系转入军事对峙和政治对抗阶段，中苏同盟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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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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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一章 中苏分歧公开化与短暂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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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苏两党共同起草的文本，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确认，苏共二十大“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1]这时，因苏共二十大召开而出现在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分歧的两个表现，似乎已经消失：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赫鲁晓夫在波匈事件爆发后便亦步亦趋地接受了毛泽东“三七开”的说法；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尽管中共坚持保留意见——其实只是一些枝节或提法问题，但最后还是与苏共达成了妥协。无论如何，在这份国际文件中全面肯定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即苏共二十大，这即在事实上接受了苏联共产党对内对外纲领政策的核心部分，承认了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遵循的共同准则。对于在这次大会上意气风发、斡旋调度、纵横捭阖的毛泽东来说，会议最终的成果却是形成了一个以苏联的方针政策，即以赫鲁晓夫的指导思想为基础的共同纲领。这个结果实在让自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和纯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心有不甘。与此同时，由于苏共也尽量吸收中共的看法，以致宣言中多处出现“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的文句。莫斯科宣言实质上就是一种中苏互相妥协的产物，而这种妥协埋下了日后中苏两党分歧公开、走向分裂的伏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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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58～1959年中苏两党在中共对外政策（炮击金门、中印冲突）和对内政策（“大跃进”、人民公社）方面分歧的产生与发展，谁的理论思想代表马克思主义正统，谁的方针政策代表国际共运的正确方向，谁能成为这个运动的领袖的问题，愈益突出起来。以1957年莫斯科宣言为起点，中苏两党开始发生向“左”与向“右”的分化。苏联从苏共二十一大以来，宣传的论点进一步“右”转，更加强调战争可以避免，强调和平共处及和平过渡。中共则夹带着“大跃进”的激情，认识继续“左”转，愈益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强调武装斗争、非和平过渡及与帝国主义无法和平共处。双方事实上不过都是在重申并强化宣言中支持自己观点的那一部分内容，分歧逐步扩大。1959年10月两党领导人大伤感情的争吵发生之后，尽管双方确定的方针都仍然是以维护两党团结和友好关系为目标，前提却都是要对方承认错误。两党都表示要团结在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而问题在于究竟是苏共代表马列主义的原则基础，还是中共代表这个基础；是遵循苏共确定的条件实现团结，还是遵循中共确定的条件实现团结。由于这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的标准、共同的规律，以谁为领袖的大势，意识形态的分歧已与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到了一起。而当意识形态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时，就预示了两党分歧最终公开化的前景。问题只在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公开，究竟谁先正式迈出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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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对外方针分歧引发理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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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底1960年初，中苏两党在继续把中苏团结确定为基本政策时，都提出了实行这一政策的指导方针，即在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团结，但对于这个原则却各有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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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在对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政治方面一切好的东西给予应有评价的同时，我们应该对那些关系到我们共同利益而观点又有分歧的最重要问题坦诚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原则地捍卫我们党认为是正确的立场。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在坚持我们原则的条件下克服我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我们深信，中国的同志们将坚定地站在统一和与苏联友好的立场上。[3]是月初，刘少奇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要严肃、慎重地对待，一定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4]毛泽东则于4～6日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谈到，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继续向严重恶化的方向发展；一种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应该相信他的这种错误到后来是会被纠正的，应该有这个信心。[5]翌年1月，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至于中苏关系，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团结，估计是可以团结的。关系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要向他们做工作。影响是相互的，过去十月革命影响我们，现在我们可能影响他。虽然赫鲁晓夫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帮助他，我们要向赫鲁晓夫做工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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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党不约而同地确定的这种方针，显然是一种有条件的团结方针。两党都在强调自己的立场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对方应该向自己趋同。毛泽东更表明了中共要影响苏共，要帮助赫鲁晓夫，做他的工作的意图。在这种思路指导下，1960年伊始，中国即以对印外交政策和列宁诞辰纪念为切入点，开始了团结进程中与苏联的两轮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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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具体外交政策上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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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19日，在赫鲁晓夫即将访问印度之前，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就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请他转告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事件是印度挑起的，道理在我们方面，希望苏联领导人访印时不要表示过问此事的意向。苏共中央的回复却是，在此问题上，苏联今后将继续坚持“严守中立”的立场。中方对此表示惊讶，周恩来向契尔沃年科申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苏联不应当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为了分清是非，我们不能不对苏共中央的答复做出全面的分析。尽管契尔沃年科随后解释说“中立”一词是他口头转达时用词的错误，周恩来仍然坚持认为，取消该词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7]在中国看来，塔斯社1959年9月发表的对中印边界冲突保持中立态度的声明已经反映了苏联的这种立场，声明的发表，首次向外界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8]经过10月初两党领导人的那场激烈争吵，苏联方面要想抚平双方感情的创伤，维护团结，就应该修正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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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苏联方面对中印冲突的立场主要还是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即不给美国干预冲突以口实、防止把奉行中立立场的尼赫鲁政府推向帝国主义集团。莫斯科认为，如果苏联公开宣布在中印争端中单方面、直接地支持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加入其中，因为据苏方获得的消息，美国政府正打算积极地站在印度一边，艾森豪威尔已经建议尼赫鲁“保持坚定”，问他需要多大援助。另外，印共领导也不止一次地请求中国采取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方法，以免给印共带来损失，尤其会影响到由共产党人执政达28个月之久的喀拉拉邦的形势；何况即便能推翻尼赫鲁，上台的也绝不可能是印共领导人高士，而是更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这对社会主义阵营不利。[9]而中国关于苏联发表“中立”性声明就是公开了中苏分歧的这种指责，有一些强词夺理的成分。客观地讲，在国际冲突事件爆发时，呼吁停火，寻求和平，对冲突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塔斯社9月9日的声明可以说反映了中苏两国方针的不同，但也可以解释为是在做表面文章。作为一种策略，同盟国之一方采取表面上的中立立场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政府无论在开战、停战问题上，还是在整个和平谈判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中立者的角色。那时，中苏两国在外交上配合得非常默契，毛泽东从来不曾指责斯大林暴露了双方的分歧。[10]因此，核心的问题并非莫斯科采取了发表“中立”声明的方式，而是苏共领导人不赞成中共对待印度的外交方针。说苏共因此而首先暴露出中苏两党的意见分歧，根据不足。但是，事隔数月后，中国要求苏联在外交政策上与自己步调一致的态度更为强硬了，开始对苏联的这种中立立场进行挑战性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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