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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该文对铁托现代修正主义的种种指责，赫鲁晓夫同样可以对号入座。其中所专门批驳的铁托的“新时代”理论，即世界已进入“新时代”，这个时代的问题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经济合作、经济竞赛等问题，以及关于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认识，事实上还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在苏共二十大上首先提出来的。全文笔锋犀利，并且使用了一些激烈的言辞，诸如“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主义的企图，不过是帝国主义末日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而已”；[23]等等。这篇颇具分量的理论宏文，实际已在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问题上，向赫鲁晓夫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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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此篇打头文章问世之后，对于中国方面的发难，莫斯科一时慌了手脚，应该如何应对，苏联领导层内部议论纷纷，或表示应纠正中共的错误；或要求划清界限，坚决回击；或建议“不要着急！他们正盼着我们卷入论战。要有耐心，不要对他们的行动做出反应！”即如雨果的名言：“喊得最响最凶，往往表明立场软弱。”[24]后一种意见显然暂时占了上风，苏联方面只以继续宣传自己纲领的方式作为回应。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于4月16日和17日重新刊登即将出版的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波斯佩洛夫领导的写作组新编撰的列宁传记，同时配发按语，强调符合苏共现阶段纲领的列宁的理论思想；并于17日和18日发表文章，赞扬苏共二十大在“和平过渡”等问题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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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苏联的“高姿态”还没有持续几天，赫鲁晓夫就失去了耐性，决定直接应战。4月21日，苏共中央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布消息，对中国的宣传立场进行了批评。[25]随后，在4月22日列宁诞辰日的当天，中苏两国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中苏两党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各自引经据典，以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形象，宣传自己的理论观点，同时不指名地批驳对方的种种认识。只是由于时差，中国方面还是走在了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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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上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文章强调指出：中国确信自己“能够用跃进的速度前进”，“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方针正是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西方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吵闹不休，但是列宁在他的“论我国革命”中，“早就给了这伙蠢材以一个致命的痛击”。文章特别引证说：列宁并且预言，“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文章重申“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根源的原理，决没有也决不会‘过时’”，并列举了一长串中国认为的美国的好战言行，质问说：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之流所说的“自由中的和平”吗？尽管这篇文章把首先巩固和加强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团结作为第三个伟大任务加以专门论说，但其主旨是反驳赫鲁晓夫对中国国内政策的批评，在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理解以及确立样板模式的问题上，与苏联叫板；向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的，欧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实现，“将创造消除战争的现实可能，使战争不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观点，以及苏联国内称艾森豪威尔希望和平、不愿战争的舆论导向，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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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下午3时，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万人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林彪，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应邀参加并同坐在主席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长篇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同时转播大会实况。4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发表了陆的报告。这篇报告实际重复了前两篇文章的一系列论点，讥笑“现代修正主义者被帝国主义核战争讹诈政策吓破了胆。他们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斥责“现代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诬蔑为‘教条主义’，乃是工人阶级的叛徒腐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卑鄙手法”。报告还突出宣扬了毛泽东个人的作用，说“毛泽东同志充分地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在我们的条件下，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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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上午，《真理报》发表社论，论说苏联共产党在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宣传苏联的实践实现了列宁的思想。[26]傍晚6时，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列宁中央运动场体育宫举行万人集会，纪念列宁90诞辰。苏共中央领导人阿里斯托夫、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米高扬等出席。列宁的战友，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库西宁在会上发表讲话，[27]强调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新贡献”。讲话指出：早在赫鲁晓夫以前，列宁就曾经推行和大力支持过和平共处的主张，“今天为了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仅仅重复帝国主义是侵略性的这一旧的真理是不够的。”“决不能教条主义地只看问题的这一面。必须要看到阻止战争的巨大力量的出现。也不应当看不见这样一点，即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讲话引证了列宁关于“将来有一天战争的破坏性会如此巨大，以致战争会完全成为不可能”的观点，评说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惟一正确的、有生命力的政策”。库西宁的讲话实际明确回应了中共中央上述三篇文章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对中国不断“重复”“旧的真理”的“教条主义”认识方法提出了批评。不过在应战的同时，库西宁还是表示苏联政府正在奉行一种“坚持原则、但是有妥协余地”的政策，摆出了息事宁人的姿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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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两党的这次争执，中苏两国都采取了保留性的宣传措施。中国方面没有转发库西宁的报告，只在23日和24日介绍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纪念活动时简要报道了苏共纪念集会的情况，直到27日才在《人民日报》第6版的报道中简短摘录了《真理报》4月22日社论，其中没有苏共自我宣传的内容。苏联报界则在转载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纪念文章时，没有采用一篇中共的文章。双方好像都不想扩大这场争执，不想加重分歧，尤其不想为对方的理论认识提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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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上，自1959年初以来，中苏两党两国通过报刊或会议，公开讲述各自在重大理论和对内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看法，就是在向外界宣示双方的分歧，西方也已从这种公开的舆论宣传中看出了端倪。只是进入1960年后，中苏两党在列宁诞辰日前后的这一轮意识形态上的公开较量，使得这种分歧更加引人注目。[29]不过，这毕竟还是一场背靠背的、不指名的论争。在这场各自寻章摘句、为我所用地引经据典，一个针对修正主义者，一个针对教条主义者的较量中，中共扮演了挑战者的角色。鉴于铁托实际已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成了“死老虎”，而赫鲁晓夫正在鲜活地宣传着苏共那套异于中共的理论思想，并以此指导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理论家们事实上一开始就把赫鲁晓夫与铁托画上了等号。苏共则被动应战，竭力维护自己的权威，防止东欧国家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因相信中国而逐渐背离苏联。毕竟在他们看来，中国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批评了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这些文章被译成外文，匆忙通过各共产党的上层领导寄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反映中共中央观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同志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和辅导员，企图证明他们中国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30]从表面上看争论的目的似乎在于辨清谁的对内对外政策真正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是要表明谁有资格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占据主导地位，谁将在国际共运中担当主角，引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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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赫鲁晓夫曾警告试图挑拨中苏关系的人：“不要在没有裂缝的地方去找裂缝”，你们将看不到这种裂缝，“正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31]但是这轮较量之后，中苏两党的分歧事实上已经初步公开化了。即如共运中有的党所认为的，反修正主义不只是反南斯拉夫，这三篇文章一发表，“似乎世界上已有两个中心、两种意见”。[32]中苏双方在报纸杂志等党的舆论宣传阵地上一番暗藏杀机的较量，使得西方世界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耳朵。只不过，对于西方世界来说，“龙和熊意见不一致”的含义并不明确，它仍然可能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分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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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通过与苏共的两轮较量，迈出向赫鲁晓夫施加压力、促使苏共向中共政策趋同的第一步之后，一次事件的发生，使得中苏两党实现团结的天平向中国方面倾斜，毛泽东看到了赫鲁晓夫向中共思想理论靠拢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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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U-2飞机事件中的中苏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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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从意识形态上向莫斯科提出挑战，应该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提醒赫鲁晓夫，不要在即将到来的解决柏林问题的美英法苏四国首脑会议上，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妥协。结果，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帮了毛泽东这个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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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1日，苏联防空火箭部队在斯维德洛夫斯克地区击落了一架侵犯苏联领空的美国U-2型飞机，被俘的美军飞行员承认，他是在美国政府知道的情况下驾机进入苏联领空，用特殊的无线电技术装置和摄影装置搜集战略情报的。[34]几天之后，赫鲁晓夫在5月5日的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通报了这一情况，激烈地谴责美国军用飞机入侵苏联领空的行为，并不无警告意味地向旁听会议的西方大使透露说，苏联的陆军和海军已经开始装备火箭武器，因此成立了火箭部队总司令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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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美国飞机带着间谍目的深入苏联领空并非鲜见之事，它们侵犯苏联的堪察加、楚科特加、库页岛、波罗的海沿岸、南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等地区，仅1953～1956年就有一百多次。1958年6月27日，美国一架四引擎的军用飞机还深入苏联领空达170公里；两个多月后，美国军用间谍飞机再度深入苏联领空。[36]而苏军击落美机的事件却偏偏发生在与中共进行笔墨之争和四国首脑会议即将召开之时，的确令一直鼓吹与西方缓和的赫鲁晓夫一时陷入了尴尬境地。他既想继续推行自己既定的外交政策，又要顾及国内传统势力借此事做文章，动摇其在苏共党内的地位；既想避免就此与美国发生冲突，断送掉已营造多时的缓和氛围，又要考虑抵消反复强调帝国主义本性难移的中共舆论声势的影响，维护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和地位。两相权衡，赫鲁晓夫不得不在中国，以及同中国息息相通的本国保守集团的压力下，转而对美国采取强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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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艾森豪威尔政府从5月5日一开始否认有此类事件发生，到9日被迫承认，表示这种飞行是根据总统的指示和包括进行“广泛空中观测”在内的计划进行的，这种观测包括采用“渗入”苏联领空的办法，再到12日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转交致苏联政府照会，再次声称进行这种飞行是美国的既定政策，[37]态度一直十分蛮横。这种情况不啻给了赫鲁晓夫一记耳光，进一步激起了他的愤怒。苏联方面开始重新强调战争的危险性。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5月11～14日举行的苏军党的基层书记会议上提出：当战争威胁还存在，全面彻底裁军还没有达成协议的时候，我们应当表现出最大的警惕性。[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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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美英法苏四国首脑会议预备会议在巴黎的爱丽舍宫法国内阁会议厅举行。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一项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军用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的挑衅行动和美国政府坚持对苏联采取挑衅政策的做法，要求美国政府宣布今后不再对苏联采取这种行动和奉行这种政策，并且严惩直接参与这次事件的罪犯。他表示：“除了把政府首脑会议大约推迟六个月到八个月的时间之外，再没有更好的办法。”对此，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回复说，侵犯苏联领空的飞行“已经停止了，而且将不恢复”；但是，这种飞行不恢复的期限只限于他担任总统的期间。[39]实际回绝了赫鲁晓夫的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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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就此流产后，赫鲁晓夫亮出了坚定的反美姿态。18日，他在巴黎举行记者招待会，再次发表声明还击艾森豪威尔，指斥说：帝国主义者习惯于像古时候俄国商人的那种做法，用芥末往狗腿子嘴唇上涂，而那些狗腿子说“谢谢”，并且深深施礼。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侮辱，我们有自己的尊严，是代表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人采取任何挑衅活动都不能吓倒苏联，要我们屈膝是不可能的。对于16日艾森豪威尔的答复，赫鲁晓夫指出：可见美国总统所答应的不是放弃侵略政策，而只是在1961年1月以前暂时“停止”飞行。如果我们满足于这种虚言搪塞和他所“赐予”的1961年1月之前停止在苏联上空飞行的“恩惠”，苏联人民、我国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社会舆论将不会了解我们。在这个声明中，赫鲁晓夫一方面不无威胁地警告说：飞机能不能在苏联领空飞行，“这要由我们来决定，我们要十分肯定地决定——我们将击落这种飞机，将给飞机起飞的基地、给那些建立这种基地和实际使用这种基地的人以毁灭性打击”；一方面也注意留有余地，表示再过6～8个月，如果他们不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挑衅，那么，我们将同我们的伙伴重新会晤，以便讨论和解决成熟了的国际问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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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苏联国内从16日晚电台广播赫鲁晓夫的声明之时起，就掀起了支持政府立场、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浪潮。17日一天当中，莫斯科一百多万人分别举行了五千多次集会，反对美国的战争挑衅政策。苏联各战斗部队也举行集会支持赫鲁晓夫的声明。远东军区还有军官表示：“我们根本不能同把背信弃义和进行强盗活动作为政策的国家首脑进行谈判。对我们所有军人来说，结论非常清楚：要更加做好战斗准备。”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各主要报纸则纷纷发表文章，揭露美国的对苏侵略方针，故意葬送四国首脑会议，指出：为了要使和平共处成为政治现实，就必须使帝国主义者放弃他们反对苏联的强盗政策。现在美国侵略者的真面目已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不管他们如何巧妙地回避，都不能逃脱自己的责任。艾森豪威尔像一个忠实的奴仆那样代表着自己的资产阶级，代表着自己的帝国主义掠夺制度。等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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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的霸道行为，使赫鲁晓夫在国际共运的舞台上大大地作了一场秀。不过就中苏关系而言，这场秀中更引人注目的却是中国的反应。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场中苏互动式的作秀，乃至引起西方世界的猜疑，认为北京最近的大叫大骂和好战态度可能是在巧妙地配合克里姆林宫。[42]其实对于中国来说，配合只是表象，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主旨是要促进赫鲁晓夫转而向中国的目标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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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随着1950年代后期以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以及中苏之间在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上发生分歧，国际共运中路线斗争的展开，中国在不指名地批判赫鲁晓夫的同时，也在愈加积极热情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殖武装斗争和革命起义，争取获得更多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支持，反对并干扰苏联的缓和方针。出人意料的是，在上述《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等三篇文章发表不久，美国方面就适时地送来了中国可资利用的“炮弹”。毕竟在中国看来，这一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中共论点的完全正确，“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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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当坐在苏联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旁听席上的西方各国驻苏使节，面无表情地倾听赫鲁晓夫通报苏联击落美国U-2间谍飞机的经过时，中国大使则是眉飞色舞、得意扬扬，深信这件事终于向赫鲁晓夫证明了他的错误，目前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采取强硬态度。[44]消息随即传回北京，与此前对苏联纪念列宁诞辰活动做低调报道大相径庭的是，中国方面迅速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一轮新的大规模宣传战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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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人民日报》即以《对苏联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衅》为题发表社论，指出，U-2飞机事件是“美国统治集团长期以来一贯奉行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继续。这种政策反映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挑衅”，“也就是对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挑衅。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和人民对美国当局的抗议和谴责”。这大概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最先发出的支持苏联对抗美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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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毛泽东在5月7～14日连续五次会见应邀来访的亚非拉国家代表团，谴责美国进行积极的战争准备，介绍中国的反帝斗争经验及革命和武装斗争经验。会见中，毛还在外国客人高唱中国歌曲《东方红》时打着拍子，而后鼓动说：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坚决支持一切地方的民族民主运动。[45]如此频繁地公开谈话，使得16日的美国报纸评论说：毛泽东在十天中发表了五次讲话来迎接重要的最高级会议，这对一位通常每年只发表两三次政策讲话的领袖来说，显然是太喜欢讲话了。“毛在口头上的攻击使巴黎前景暗淡”。[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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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次讲话，即5月14日四国首脑会议召开前夕在武汉接见日本和拉丁美洲代表团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他虽然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47]却又同时强调：事实仍然是，取得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是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在谈起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的情况时，他指出：苏联人做得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国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了这样的真理：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应当存有幻想。毛泽东还影射赫鲁晓夫1959年9月访美后曾说艾森豪威尔似乎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的旧事，讥讽和提醒说：“过去，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同日，新华社、北京广播电台摘要报道了毛的这次谈话之后，西方媒体，如共同社、美联社、美国《新闻周刊》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在15日和16日纷纷就此进行了报道和评述。[48]《人民日报》也于16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措辞激烈地提出反对向美国人让步的警告，宣称“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凶恶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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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作为国际共运旗手地位最强竞争者的毛泽东就此事件的公开亮相，以及中国方面的舆论压力，对赫鲁晓夫决定在四国首脑会议上做强势表态，采取强硬的反美对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赫鲁晓夫开始重拾已经放弃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性”等词语。一时间，莫斯科的时钟好像被拨成北京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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