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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美英法苏四国首脑会议预备会议在巴黎的爱丽舍宫法国内阁会议厅举行。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一项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军用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的挑衅行动和美国政府坚持对苏联采取挑衅政策的做法,要求美国政府宣布今后不再对苏联采取这种行动和奉行这种政策,并且严惩直接参与这次事件的罪犯。他表示:“除了把政府首脑会议大约推迟六个月到八个月的时间之外,再没有更好的办法。”对此,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回复说,侵犯苏联领空的飞行“已经停止了,而且将不恢复”;但是,这种飞行不恢复的期限只限于他担任总统的期间。[39]实际回绝了赫鲁晓夫的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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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就此流产后,赫鲁晓夫亮出了坚定的反美姿态。18日,他在巴黎举行记者招待会,再次发表声明还击艾森豪威尔,指斥说:帝国主义者习惯于像古时候俄国商人的那种做法,用芥末往狗腿子嘴唇上涂,而那些狗腿子说“谢谢”,并且深深施礼。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侮辱,我们有自己的尊严,是代表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人采取任何挑衅活动都不能吓倒苏联,要我们屈膝是不可能的。对于16日艾森豪威尔的答复,赫鲁晓夫指出:可见美国总统所答应的不是放弃侵略政策,而只是在1961年1月以前暂时“停止”飞行。如果我们满足于这种虚言搪塞和他所“赐予”的1961年1月之前停止在苏联上空飞行的“恩惠”,苏联人民、我国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社会舆论将不会了解我们。在这个声明中,赫鲁晓夫一方面不无威胁地警告说:飞机能不能在苏联领空飞行,“这要由我们来决定,我们要十分肯定地决定——我们将击落这种飞机,将给飞机起飞的基地、给那些建立这种基地和实际使用这种基地的人以毁灭性打击”;一方面也注意留有余地,表示再过6~8个月,如果他们不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挑衅,那么,我们将同我们的伙伴重新会晤,以便讨论和解决成熟了的国际问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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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苏联国内从16日晚电台广播赫鲁晓夫的声明之时起,就掀起了支持政府立场、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浪潮。17日一天当中,莫斯科一百多万人分别举行了五千多次集会,反对美国的战争挑衅政策。苏联各战斗部队也举行集会支持赫鲁晓夫的声明。远东军区还有军官表示:“我们根本不能同把背信弃义和进行强盗活动作为政策的国家首脑进行谈判。对我们所有军人来说,结论非常清楚:要更加做好战斗准备。”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各主要报纸则纷纷发表文章,揭露美国的对苏侵略方针,故意葬送四国首脑会议,指出:为了要使和平共处成为政治现实,就必须使帝国主义者放弃他们反对苏联的强盗政策。现在美国侵略者的真面目已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不管他们如何巧妙地回避,都不能逃脱自己的责任。艾森豪威尔像一个忠实的奴仆那样代表着自己的资产阶级,代表着自己的帝国主义掠夺制度。等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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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的霸道行为,使赫鲁晓夫在国际共运的舞台上大大地作了一场秀。不过就中苏关系而言,这场秀中更引人注目的却是中国的反应。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场中苏互动式的作秀,乃至引起西方世界的猜疑,认为北京最近的大叫大骂和好战态度可能是在巧妙地配合克里姆林宫。[42]其实对于中国来说,配合只是表象,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主旨是要促进赫鲁晓夫转而向中国的目标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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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随着1950年代后期以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以及中苏之间在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上发生分歧,国际共运中路线斗争的展开,中国在不指名地批判赫鲁晓夫的同时,也在愈加积极热情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殖武装斗争和革命起义,争取获得更多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支持,反对并干扰苏联的缓和方针。出人意料的是,在上述《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等三篇文章发表不久,美国方面就适时地送来了中国可资利用的“炮弹”。毕竟在中国看来,这一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中共论点的完全正确,“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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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当坐在苏联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旁听席上的西方各国驻苏使节,面无表情地倾听赫鲁晓夫通报苏联击落美国U-2间谍飞机的经过时,中国大使则是眉飞色舞、得意扬扬,深信这件事终于向赫鲁晓夫证明了他的错误,目前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采取强硬态度。[44]消息随即传回北京,与此前对苏联纪念列宁诞辰活动做低调报道大相径庭的是,中国方面迅速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一轮新的大规模宣传战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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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人民日报》即以《对苏联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衅》为题发表社论,指出,U-2飞机事件是“美国统治集团长期以来一贯奉行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继续。这种政策反映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挑衅”,“也就是对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挑衅。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和人民对美国当局的抗议和谴责”。这大概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最先发出的支持苏联对抗美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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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毛泽东在5月7~14日连续五次会见应邀来访的亚非拉国家代表团,谴责美国进行积极的战争准备,介绍中国的反帝斗争经验及革命和武装斗争经验。会见中,毛还在外国客人高唱中国歌曲《东方红》时打着拍子,而后鼓动说: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坚决支持一切地方的民族民主运动。[45]如此频繁地公开谈话,使得16日的美国报纸评论说:毛泽东在十天中发表了五次讲话来迎接重要的最高级会议,这对一位通常每年只发表两三次政策讲话的领袖来说,显然是太喜欢讲话了。“毛在口头上的攻击使巴黎前景暗淡”。[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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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次讲话,即5月14日四国首脑会议召开前夕在武汉接见日本和拉丁美洲代表团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他虽然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47]却又同时强调:事实仍然是,取得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是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在谈起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的情况时,他指出:苏联人做得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国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了这样的真理: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应当存有幻想。毛泽东还影射赫鲁晓夫1959年9月访美后曾说艾森豪威尔似乎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的旧事,讥讽和提醒说:“过去,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同日,新华社、北京广播电台摘要报道了毛的这次谈话之后,西方媒体,如共同社、美联社、美国《新闻周刊》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在15日和16日纷纷就此进行了报道和评述。[48]《人民日报》也于16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措辞激烈地提出反对向美国人让步的警告,宣称“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凶恶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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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作为国际共运旗手地位最强竞争者的毛泽东就此事件的公开亮相,以及中国方面的舆论压力,对赫鲁晓夫决定在四国首脑会议上做强势表态,采取强硬的反美对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赫鲁晓夫开始重拾已经放弃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性”等词语。一时间,莫斯科的时钟好像被拨成北京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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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毛泽东态度的明朗化及事态的发展,中共中央领导层明显兴奋起来。5月16日,周恩来飞抵武汉,于会见在那里等候毛泽东接见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之后,当晚与陈毅进见毛泽东,商谈了中苏团结等事项。[49]翌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后者根据苏共中央的委托,通报苏联对召开这次首脑会议的立场时,邓小平说:赫鲁晓夫同志5月16日在巴黎的演说是一次很好和很有说服力的演说,我们从中看出了苏共中央的坚定立场。这也是我们的立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立场。我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因为他们不在,但是在京的中央委员已经交换了意见,所有这些同志都完全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的演说。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完全对,他去了巴黎,他应当去”。邓并强调指出:“艾森豪威尔做了一件好事”,因为他的侵略行动使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真面目。我们共同的立场就是要揭露帝国主义,阐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正确的立场。邓表示,5月18日中国报刊将全文发表赫鲁晓夫的声明;中共中央已决定在国内开展支持这一声明的运动。邓还请契尔沃年科转达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对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热情问候,说:美国人联合它的队伍以反对我们,但他们的联合是靠不住的。而我们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因为这个团结是建立在统一的思想和目标的基础上的。[50]同日下午,毛泽东向杨尚昆就赫鲁晓夫在巴黎提出强硬声明事再次发表了议论。与此同时,穿梭于武汉和北京之间,商议并传达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出席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最近的国际形势等问题。[51]这时,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赫鲁晓夫在巴黎的强硬姿态与中国的反帝方针非常接近,他似乎已经站到了与中共中央的思想和目标相统一的基础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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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黎这次会议召开到5月17日宣告失败,中国国内的宣传声势也与苏联同步展开。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宣称欢迎四国首脑会议召开的同时,强调中国“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衷心地希望通过四国首脑会议,在揭露美国战争政策和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做出有益的贡献”。5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责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重申东风日盛、西风日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不可能放弃它的侵略政策。5月18~25日,《人民日报》还连续摘要报道苏联各主要报纸的评述文章,报道赫鲁晓夫16日的声明和莫斯科及各地群众集会情况,并于头版全文发表赫鲁晓夫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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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反美舆论宣传文章铺天盖地之时,5月19日下午,毛泽东在途经株洲时进一步指示坐镇北京的邓小平,要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并明确要求北京的集会要在20日即举行。[52]于是,翌日,首都3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空前浩大的示威和集会。周恩来、朱德、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出警告说:对苏联的侵略和挑衅,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和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挑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和平事业的每一次挑衅,都一定要受到加倍的回击。契尔沃年科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指出:当帝国主义更加公开地张牙舞爪的时候,各国人民都应该更加提高警惕,更加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警觉地注视和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者的阴谋,准备随时给予侵略者以坚决的毁灭性的反击。他最后并高呼:“苏中两国人民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打倒战争挑拨者,世界和平万岁!”等口号。次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示威集会情况,同时发表了邓小平的讲话。此后,到5月23日止,中国各地城乡集会和示威游行的人数已达5300多万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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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几天中,毛泽东导演的这幕声援苏联、反帝反美的戏剧,无论规模还是声势,都极大地超过了当事国苏联。以此,中苏互动的结果是,毛泽东的风头盛过了赫鲁晓夫,以至于西方媒体评论说,在四国首脑会议前夕,毛泽东把他的手指戳进了赫鲁晓夫的肋骨,会议召开时,赫鲁晓夫席位的背后巍然出现了毛颀长的身影;认为世界共产主义战略中的中国路线战胜了赫鲁晓夫的路线,U-2飞机事件大大加强了毛的地位。莫斯科和北京对待世界问题,特别是和平共处问题的明显分歧现已消除,中苏裂缝弥合了。西方舆论甚至预测有可能形成强硬的莫斯科—北京轴心。[54]总之,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破产等事情,显示出中国对1960年世界事态的分析比苏联高明,每次都是中国的态度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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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飞机事件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的突然加剧,赫鲁晓夫立场的变化,振奋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精神,使他们看到了赫鲁晓夫向中国政策趋同的可能性,尤其看到了中国压力所起的作用。这个时期新华社《内部参考》较多选发外电关于中国影响的评述,实际就反映了中共中央的好恶倾向,表明中央领导层及毛泽东本人十分看重中国意识形态压力和种种举措,对赫鲁晓夫及苏共中央所产生的作用。只不过,一波宣传运动高潮尚未完全过去,毛泽东已冷静地看到了事态的另一面,做出了以下两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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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认为赫鲁晓夫转而采取强硬立场,有被迫的成分在内。5月21日,毛泽东向金日成指出:赫鲁晓夫“一时指挥欢迎艾森豪威尔,一会儿又指挥不要欢迎。搞得神魂颠倒。5月1号打下了美国飞机,活捉了驾驶员。2号艾森豪威尔说‘U-2’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这就逼使老大哥再无考虑的余地了,这才下了决心,到巴黎去不是开会,而是去揭露,事先有照会。”即如毛泽东认为“说得很好”的中国驻英代办宦乡5月28日对四国首脑会议流产的国际形势的分析:19天来,苏联对美帝的政策逐步由过去单纯的和解绥靖,转变到坚决揭露和强硬斗争,主要是由于美帝的蛮横进逼逐步促成的。首脑会议散场后,赫鲁晓夫态度又突然软化。根据这种情况推断,苏联斗争策略的转变主要是间谍飞机事件本身发展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战争和平等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有了真正全面、深刻的新认识,因此摇摆和犹豫恐怕不是一时所能避免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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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看到赫鲁晓夫还有逐步转变的可能性,实际对中苏关系的前景做出了比较乐观的估计。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分析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有两面性,你看,去年他在戴维营会议后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这次为了U-2飞机事件,他们两人对骂起来了。很难设想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首脑会一下子向美国总统下跪。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将赫鲁晓夫定性为半修正主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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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毛泽东这时一方面敏感地觉察到了赫鲁晓夫的三心二意,一方面仍然认为此人还有挽救的余地。由此,他摆出了准备重新拿起意识形态争论武器的架势,开始批评1959年11月罗马欧洲资本主义国家17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是修正主义的会议,强调“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在古巴、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巴拉圭都有游击战。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毛泽东说:“难道你们十七国党已经得到政权了吗?一点政权没有,就急急忙忙宣布连根铲除战争,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是资本家高兴,起了欺骗作用”。毛泽东再批和平过渡理论,强调“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民族资产阶级总有一天要叛变革命的,对这类人寄有很多幻想是不切实际的”。他还表示“将来要算算账”,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到底还要不要。“现在我们要公开谈了”。[57]毛泽东的这种态度,直接促成了此后中共中央对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方针的确立。中国要继续向苏联加压,再拉赫鲁晓夫一把,至少拖住他右转的步伐。于是有了中苏两党在第二战场的角逐,分歧终于公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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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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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当年中共接受了12国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莫斯科宣言》,接受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签字的、更多反映赫鲁晓夫观点的64国《和平宣言》,[58]事实上承认了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是国际共运的指导原则,随着苏共与中共思想、方针上相悖的距离逐步拉大,而双方都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并且都要争取对方向自己趋同,中共将争论的触角伸向国际组织就是早晚之事。鉴于社会主义阵营及国际共运中大多数国家和政党都支持苏共的观点,中共尤其需要争取更多的追随者,以提高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在中共看来,对于亚非拉国家中那些尚未取得执政地位的革命党和那些赞成武装夺取政权的社会团体来说,中国激进的口号和纲领比苏联谨慎的缓和策略更具有吸引力。这样,借着U-2飞机事件所造成的反帝反美声势,中国开始在世界国际组织中开辟与苏联进行角逐的第二战场,全方位对苏共进行批评和帮助,压其在中共的原则基础上达成双方新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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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5~9日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幕前,中苏双方围绕世界工联书记处准备的总报告展开了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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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认为,这个报告在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总危机等六个问题上的提法存在重大的原则性错误,并且认为报告中对中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加引号的方式予以表述,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不友好态度。6月1日,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和苏联团长格里申举行会谈,苏方拒绝了中方的这种指责,并且表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加引号只是苏方行文的一种习惯性表达方式,丝毫不掺杂感情色彩。翌日,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会党员代表举行的会议上,有不少代表指摘中国犯了“左派幼稚病”。6月3~4日,世界工联书记处和执行局召开会议,对报告进行了修改,中方仍然声明对其中某些错误论点保留意见,但是同意把报告草案提交理事会讨论。[59]刘宁一并表示,中国人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把这些分歧带到理事会公开的会议上去。[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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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会议开幕,世界工联书记处书记马赛尔·布拉代表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做了会议第一项议程报告。世界工联副主席、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则在下午的会议上发言。他们的发言都对美国间谍飞机入侵苏联领空事件做了呼应,都谈到了美国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以及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61]带有某种程度的强硬色彩。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并不表明世界工联书记处会彻底放弃总报告的论点,改变其在苏联主导下制定的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路线为宗旨的工作纲领。苏共其实是在把自己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力图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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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在大会上形成争论,6月5日晚,中共中央召集17国工会共产党和工人党党员负责人40余人举行座谈会,进行内部交换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出席了会议。中共领导人说明各国同志是否同意中共的意见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希望他们回国后把中共的意见转告各自的党中央。邓小平开始在会上阐述中共中央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对于事前毫无思想准备的苏联代表团来说,中共中央的举措无异于以“托洛茨基方式”,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于是,格里申勉强听完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时代”之后,即表示反对,并且拒绝邓小平的解释,拒绝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挽留,带头退场,东欧国家的代表也纷纷跟着站起来,座谈会中断。[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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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方这种不容争执的态度,使得中国根据自己意见修改报告草案的最后努力落空了。中国方面认为不能再期望关起门来与苏共之间达成任何协议,于是决定积极展开活动,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共的观点。根据这一方针,6月6日,周恩来设宴招待各国工会代表并发表讲话。他说:和平“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好战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63]翌日的《人民日报》即几乎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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