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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认为赫鲁晓夫转而采取强硬立场，有被迫的成分在内。5月21日，毛泽东向金日成指出：赫鲁晓夫“一时指挥欢迎艾森豪威尔，一会儿又指挥不要欢迎。搞得神魂颠倒。5月1号打下了美国飞机，活捉了驾驶员。2号艾森豪威尔说‘U-2’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这就逼使老大哥再无考虑的余地了，这才下了决心，到巴黎去不是开会，而是去揭露，事先有照会。”即如毛泽东认为“说得很好”的中国驻英代办宦乡5月28日对四国首脑会议流产的国际形势的分析：19天来，苏联对美帝的政策逐步由过去单纯的和解绥靖，转变到坚决揭露和强硬斗争，主要是由于美帝的蛮横进逼逐步促成的。首脑会议散场后，赫鲁晓夫态度又突然软化。根据这种情况推断，苏联斗争策略的转变主要是间谍飞机事件本身发展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战争和平等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有了真正全面、深刻的新认识，因此摇摆和犹豫恐怕不是一时所能避免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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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看到赫鲁晓夫还有逐步转变的可能性，实际对中苏关系的前景做出了比较乐观的估计。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分析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有两面性，你看，去年他在戴维营会议后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这次为了U-2飞机事件，他们两人对骂起来了。很难设想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首脑会一下子向美国总统下跪。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将赫鲁晓夫定性为半修正主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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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毛泽东这时一方面敏感地觉察到了赫鲁晓夫的三心二意，一方面仍然认为此人还有挽救的余地。由此，他摆出了准备重新拿起意识形态争论武器的架势，开始批评1959年11月罗马欧洲资本主义国家17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是修正主义的会议，强调“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在古巴、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巴拉圭都有游击战。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毛泽东说：“难道你们十七国党已经得到政权了吗？一点政权没有，就急急忙忙宣布连根铲除战争，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是资本家高兴，起了欺骗作用”。毛泽东再批和平过渡理论，强调“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民族资产阶级总有一天要叛变革命的，对这类人寄有很多幻想是不切实际的”。他还表示“将来要算算账”，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到底还要不要。“现在我们要公开谈了”。[57]毛泽东的这种态度，直接促成了此后中共中央对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方针的确立。中国要继续向苏联加压，再拉赫鲁晓夫一把，至少拖住他右转的步伐。于是有了中苏两党在第二战场的角逐，分歧终于公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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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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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当年中共接受了12国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莫斯科宣言》，接受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签字的、更多反映赫鲁晓夫观点的64国《和平宣言》，[58]事实上承认了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是国际共运的指导原则，随着苏共与中共思想、方针上相悖的距离逐步拉大，而双方都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并且都要争取对方向自己趋同，中共将争论的触角伸向国际组织就是早晚之事。鉴于社会主义阵营及国际共运中大多数国家和政党都支持苏共的观点，中共尤其需要争取更多的追随者，以提高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在中共看来，对于亚非拉国家中那些尚未取得执政地位的革命党和那些赞成武装夺取政权的社会团体来说，中国激进的口号和纲领比苏联谨慎的缓和策略更具有吸引力。这样，借着U-2飞机事件所造成的反帝反美声势，中国开始在世界国际组织中开辟与苏联进行角逐的第二战场，全方位对苏共进行批评和帮助，压其在中共的原则基础上达成双方新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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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5～9日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幕前，中苏双方围绕世界工联书记处准备的总报告展开了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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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认为，这个报告在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总危机等六个问题上的提法存在重大的原则性错误，并且认为报告中对中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加引号的方式予以表述，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不友好态度。6月1日，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和苏联团长格里申举行会谈，苏方拒绝了中方的这种指责，并且表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加引号只是苏方行文的一种习惯性表达方式，丝毫不掺杂感情色彩。翌日，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会党员代表举行的会议上，有不少代表指摘中国犯了“左派幼稚病”。6月3～4日，世界工联书记处和执行局召开会议，对报告进行了修改，中方仍然声明对其中某些错误论点保留意见，但是同意把报告草案提交理事会讨论。[59]刘宁一并表示，中国人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把这些分歧带到理事会公开的会议上去。[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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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会议开幕，世界工联书记处书记马赛尔·布拉代表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做了会议第一项议程报告。世界工联副主席、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则在下午的会议上发言。他们的发言都对美国间谍飞机入侵苏联领空事件做了呼应，都谈到了美国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以及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61]带有某种程度的强硬色彩。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并不表明世界工联书记处会彻底放弃总报告的论点，改变其在苏联主导下制定的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路线为宗旨的工作纲领。苏共其实是在把自己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力图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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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在大会上形成争论，6月5日晚，中共中央召集17国工会共产党和工人党党员负责人40余人举行座谈会，进行内部交换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出席了会议。中共领导人说明各国同志是否同意中共的意见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希望他们回国后把中共的意见转告各自的党中央。邓小平开始在会上阐述中共中央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对于事前毫无思想准备的苏联代表团来说，中共中央的举措无异于以“托洛茨基方式”，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于是，格里申勉强听完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时代”之后，即表示反对，并且拒绝邓小平的解释，拒绝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挽留，带头退场，东欧国家的代表也纷纷跟着站起来，座谈会中断。[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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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方这种不容争执的态度，使得中国根据自己意见修改报告草案的最后努力落空了。中国方面认为不能再期望关起门来与苏共之间达成任何协议，于是决定积极展开活动，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共的观点。根据这一方针，6月6日，周恩来设宴招待各国工会代表并发表讲话。他说：和平“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好战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63]翌日的《人民日报》即几乎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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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成员宣传中方的观点，6月8日上午，中国工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在工联理事大会上发言时，全面论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表明了与会议总报告不同的认识。刘长胜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不赞成那种不区别战争的性质而笼统地提“赞成不赞成战争，反对不反对战争”的错误论调，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正义的战争也“可以避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合乎实际的。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一些根本原则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如果不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在保卫和平的问题上走入歧途。他提出：我们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贯坚持冷战政策，坚持扩军备战，制造紧张局势。我们要坚决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揭穿帝国主义的丑恶的原形，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才有可能使冷战不至于发展为热战。对于苏联提出的裁军建议，刘长胜在表示赞同后说：现在有人认为，这种建议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依靠这种建议，就能根绝“战争危险”，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才能出现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世界。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着，所谓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是不可设想的。世界人民都必须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性，不能用天真烂漫的态度去对待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刘长胜的讲话，引起与会代表的普遍注意，他讲话结束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许多亚非拉国家代表发言表示支持刘的讲话。[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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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总决议、反对殖民主义文件和提案等三个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中方代表也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尖锐斗争”。中方代表还劝告各国工会代表“和平之路没有什么可走的，不要向资本家乞求和平”；“同帝国主义分子坐在一个桌子旁边仅仅是为了揭露他们”，而同他们谈论和平，就意味着“美化他们，把他们打扮成和平使者”。中方代表还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支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争、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世界工联书记处面临失控的局面，为此召开紧急会议，提出理事会休会和举行紧急代表大会。经过中方代表的力争，书记处放弃了休会的建议，苏方代表也表示“不同意的各点可以不写”。此后又经中方代表的反复争执，终于达成了中方认为的“比我们设想要好的决议”。会议结束后，刘宁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样全面展开反对半修正主义的斗争和把世界工联理事会这个表决机器的指挥棒打翻，在工会会议上还是第一次。报告认为，同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次会议虽然是工会会议，但是将产生深远的影响。[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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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日，中国利用世界工会会议在北京举行之机，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在世界国际组织中继续同苏联的论争，努力获得热衷于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斗争的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支持，加强对苏联的压力，争取赫鲁晓夫改变方向，向中国的立场趋同。即如后来彭真所指出的：“为了保卫列宁主义，为了将来到马克思那里作鉴定，我们不得不斗争。我们向世界工联谈话不是没有考虑的，不要估计我党中央冒失，找他们谈是为了拖住他。老实讲，当时还没有这样大的雄心，当时听说他们搞党纲，不要他走的太远，为此才写三篇文章，几个月后才找工联谈话。这个问题他们一直攻，但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把他们拖住了。这以后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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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中国通过这次世界工联理事会的论坛，首次正式对外界说明了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方针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率先在国际社会组织中公开了两党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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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方面就此提出批评说，中国在世界工联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使中国领导人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被我们的敌人用来破坏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破坏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统一；中国领导人不经兄弟党领导的同意便召集了在北京的某些党的代表的会议，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展开了公开的批评，不仅如此，还把他们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带到了非党组织的公开讲坛上。在苏联看来，中国工会代表对苏共的批评是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一系列委员会的工作中进行的，而“出席会议的有许多其他党的代表，以及非党的工会活动家”。苏联方面认为，中国的行动不仅没有得到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的共产党人的支持，而且遭到了他们的坚决反击。于是中共领导人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分裂”步骤，他们不仅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而且在有非共产党人和无党派工会人士参加的许多委员会里，批评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这些行动实质上是在公开号召世界工联开展斗争，反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在当代世界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上的观点。[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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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苏方的这种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即曾报告说，中国在1960年6月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会议上，在世界工会联合会这类组织中公开游说自己的主张，反对苏联。[68]至此，中苏两党的分歧已由党内到党外完全公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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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会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的活动及其获得众多国际组织成员支持的情况，无疑将赫鲁晓夫推入了两难的境地，使他不得不面临艰难的选择：或者向中国的立场靠拢，或者背负起在世界国际组织中制造分裂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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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显然切实感受到了这种压力，试图避免此类尴尬局面的出现。此次会议之后，被激怒了的赫鲁晓夫开始了反戈一击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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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苏联方面针对中国代表在会上的种种做法，竭力指责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共运中使用缺乏党性的派别活动的手段，这次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期间中国的举措就是一种拉帮结派的表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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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莫斯科加强了对中国的舆论反击。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之际，苏联国内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直接涉及与中国论战的文章，批评中国教条、“左倾”的错误。这些文章的依据就在于，列宁在他的这篇关于“左派幼稚病”的文章中批评了拒绝在“反动”工会工作或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极端左翼共产主义者，并强调了在某些情况下接受妥协的必要性。如6月10日，有舆论宣传称：“目前的左翼分子把实现和平共处、停止军备竞赛、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之间和睦相处的政策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国际局势微不足道的恶化都看作是他们片面观点的证据。”两天以后，《真理报》又指出：“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翼分子的话是错误的和不正确的，他们的大意是，既然我们已经把政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立即进入共产主义。”6月23日，《共产党人》杂志则宣称：“有些政治领导人把和平共处政策、裁军斗争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倾向”，从而“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在目前情况下防止新的战争政策的决议表示出不信任的态度，这种愿望只能被看作是错误的，教条的和左倾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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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如何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进行报复。对于苏联方面来说，刘宁一曾明确表示不把中苏双方对会议总报告的分歧带到公开的会议上去，但是6月5日中共中央召集17国工会党员负责人座谈会，发表不同于会议总报告的意见；尤其是在事先不与苏方通气的情况下，率先在大会上公开这种分歧，并且积极向其他工会代表、工会活动家进行鼓动、宣传，这种行为不啻是一次突然袭击。对此，彭真后来在与苏方会谈时就这次座谈会问题表示：我们同格里申一起拟定了会议参加者的名单。米高扬当即就反驳说：你们邀请他们出席同志式的晚餐，而不是会议。他同时还指出：在北京世界工联会议上，你们背着各国共产党，在工会活动家中间公开宣扬你们特别的观点。你们不该这么做，这些问题应该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中央级的会议上进行讨论。[71]可以说，中国这次在国际组织会议上主动出击的方针，直接导致了此后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方面对中共代表团的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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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6月初的被动与尴尬，赫鲁晓夫决定要把主动权重新抓回到自己的手里。于是，半个月后，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即如苏斯洛夫所说，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召开，是由于有北京的世界工联理事会。[72]这样，中苏双方在世界工联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上的斗争转移到罗马尼亚的首都，更为激烈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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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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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召开之前，6月2日苏共中央向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领导人发函，建议利用6月下旬罗马尼亚工人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一次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和“确定我们的共同方针交换意见”。对此，除中共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都表示同意。[73]这时的毛泽东已从U-2事件后赫鲁晓夫立场的变化中看到了中共压力的作用，精神振奋的他很难按照苏共的部署行事，他要在国际共运的舞台上进一步宣传推广中共的理论观点及方针政策，确立起中共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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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王庄约见康生等人讨论苏共的意见，提议改期在11月7日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理由为6月、7月我们有事，不能参加。如果苏方同意，中共则于8月派出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两党共同起草文件。[74]两天后，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表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推迟召开。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答复苏共中央6月2日来函。10日，他复函苏共中央说：收到你们6月2日和6月7日两次来信，我们完全同意两个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并提出：在罗党三大召开时，各兄弟党代表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根据商谈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做任何决定。毛泽东随即正式建议：将社会主义阵营12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扩大为举行世界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共同讨论有关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像上次莫斯科会议那样，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党签署发表共同宣言。会议召开前成立起草委员会，准备宣言草案。[75]苏共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历史似乎重演了当年毛泽东一再推迟1957年莫斯科会议召开时间的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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