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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没有发表一篇涉及两党分歧问题的文章。[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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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外交领域，当1961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1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时，中苏双方都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1961年1月初，苏联驻华使馆向中方通报苏联庆祝《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1周年的计划，表示：尽管今年不是逢五逢十，但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周年。苏联要广泛庆祝，其规模比一般非整数的节日广泛，和整数时差不多。这合乎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同时也合乎社会人士的意见。除莫斯科市在2月14日举行庆祝大会外，各设有苏中友协分会的加盟共和国首都和中心城市，都将举行这种大会；工厂、学校、科研机关、集体农庄还要举行友谊晚会。对此，中方答复说，中苏两党和两党领导人都认为要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友谊，这次的广泛庆祝，正合乎这个精神，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由此，与苏方的动作相呼应，2月13日，中国首都各界人民举行了盛大集会，庆祝中苏条约的签订。[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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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7月，陈毅与葛罗米柯在莫斯科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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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在苏阿关系问题上，采取了克制、调和的态度。[173]1961年初，在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上，中苏两国进行配合，中国方面表示完全同意赫鲁晓夫在复西哈努克信中所指出的，这次日内瓦会议的目的“应该是帮助老挝人民保证在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实现老挝的和平、团结和中立”。赫鲁晓夫于7月会见访问莫斯科的陈毅时表态说，完全同意中国在老挝问题上的意见。赫鲁晓夫并指出：在最近相当一个时期内他本人确实没有细致地过问老挝问题，他一直是依靠陈总和葛罗米柯的，至于陈总所阐述的一些观点他是知道的。赫鲁晓夫表示，今天陈总提出合作上的问题这很好，他一定要加以过问。[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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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夏末秋初，中国政府声援苏联政府决定进行核武器试验性爆炸的行动。中国对苏联即将发表恢复核试验性爆炸以捍卫世界和平的声明一事迅速做出反应，在发表支持性声明和转载苏联声明的问题上，还刻意寻求与莫斯科同步。在获悉苏联政府将发表该项声明后，8月30日周恩来即与陈毅商量拟定了中国政府予以支持的声明，并报毛泽东批准；同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对所拟声明稿无修改；8月31日凌晨1时周恩来审改完声明稿并批送中央传阅，2时许通知外交部请陈毅于是日上午接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通报中国将采取的支持行动；陈毅随即受中共中央委托，口头通知苏达利柯夫说：中共中央支持苏联关于进行核武器试验性爆炸的决定。我们准备在苏联发表声明之后，立即发表一个声明，支持这一正确的措施。《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对此事加以详细的解释。中方认为，苏联这一措施是由帝国主义扩军备战而引起的，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周恩来还在确认苏方声明发表的时间后，指示将中国政府声明播出的时间由9月1日改为8月31日晚，认为如果苏联于31日晨3时广播其声明，上午9时左右在《真理报》上发表时已是北京时间的下午2时左右，过了《人民日报》的发行时间，故中方于是日晚播出，应是基本与苏联同步。另外，陈毅表示，苏联的声明9月1日才能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的声明将在同一天见报，力求在见报时间上也与苏联相一致。9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国政府声明，同时发表了苏联政府声明全文。[175]与此同时，在柏林危机期间，中国也表态支持苏联，支持华约国关于缔结对德和约的立场。[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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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回报，苏联则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施以援手。根据莫斯科得到的消息，泰国和马来亚试图在新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所谓西藏问题。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尚未恢复，苏方表示由苏联代表来对此相关提案进行反击，希望中方尽可能多地提供有关西藏情况和西藏社会改革情况的材料，以便苏联代表不仅能从政治上对西藏问题加以解释，还能利用具体材料反击泰国、马来亚等国对中国的污蔑。对此，陈毅答复说：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新材料。[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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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之间的这种密切配合，即如邓小平所言，莫斯科会议之后，中苏两国关系发展得不错。在国际舞台上，中苏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合作。[178]苏联方面则高兴地指出：你们的这些措施再一次说明我们两党两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中国的支持性措施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赫鲁晓夫也在一次有关德国、柏林问题的会议上评估说，他很满意苏中两党关系目前发展的状况。[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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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国防科技的合作方面，1961年1月，赫鲁晓夫致函中国，提出苏联政府有可能在中国生产米格-21ф型歼击机方面实现技术援助。其后，中国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并签订有关在中国生产这种新型歼击机的技术援助协定和帮助中国生产伊尔-14运输机的协定。[180]中国政府还应苏方请求，允许苏联飞机一架一次性飞越中国领空，空运物资援助老挝中立派。[181]3～8月，中国陆续向苏联递交提供武器和新式技术装备的申请清单，苏联政府指示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并采取措施满足中方的这些请求。[182]其间，5月份，中国海军舰队与苏联太平洋舰队的电台恢复联络；中苏双方在6月初商谈1961年对苏新技术和军事物资订货问题后不久，8月末，苏达利柯夫即向陈毅通报，苏联同意供应中国一批军事物资；他还奉苏联政府的指示答复说，苏联方面准备就中方提出的有关1961年对苏新技术和军事物资订货问题举行谈判，签订政府之间的协定、合同，并在1961年交货。这一期间中国向苏联提出的1961年军事订货，总计2430万卢布（新币）。[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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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苏政治、外交上相互配合的成果，为两国的军事、国防科技合作奠定了基础。所谓投桃报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给苏联的政治支持，换得了苏联对中国军事物资需求的满足。反之亦然，莫斯科以为北京提供军事物资为资本，获取中国在政治、外交上的进一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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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贸易、科技合作方面，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克服困难。中国接受了50万吨蔗糖。[184]同期，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面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一份备忘录，通知说，根据中国方面的建议，苏联方面同意首先在北京就苏中两国之间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的各项协定举行初步谈判，并就1961年的贸易换货问题交换意见，然后在莫斯科继续举行并结束这项谈判。为此，苏联将分别派出以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为首的和以外贸部副部长库梅金为首的两个代表团访华。3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华的苏联贸易代表团和经济科技代表团，陈毅并设宴招待代表团成员。[185]一个多月后，中国政府经济、科技代表团与苏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186]对此，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表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187]在这次中苏两国政府的贸易谈判中，虽然发生过一些争论，但是在主要问题上，最后都按照中方的意见达成了协议。对于中国来说，谈判结果是圆满的。苏方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也十分隆重，大大超过了接待一般政府专业代表团的规格。[188]苏联方面还对中国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欠交、1961年由于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困难的情况，表示合作和谅解。[189]苏方还提出帮助中国100万吨麦子的问题。[190]6月，中苏签订了关于向中国提供10万吨小麦、10万吨面粉和10万吨黑麦的协议（作为偿还，1962年中国方面向苏联供应15万吨稻米）。[191]中国驻苏代办向苏联外交部远东司、苏联财政部国家印币局提出了请苏联协助印制10元券的人民币30亿元，于当年底交货的要求，苏方原则上予以接受。由于交货时间紧，印制水纹需要最高级纸张，以及图案复杂费工夫等，苏方在全面仔细研究后表示，将在当年完成16亿元的印制任务，其余部分，可在明年上半年完成。[192]是年，苏联向中国贷款3.296亿卢布。[193]中苏两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也成效显著，科技新成就得到进一步交流。[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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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情况，使中苏两国似乎看到了双方之间进行友好合作的光明前景，苏联方面认为中苏已经恢复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关系”；中方则表示中苏分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得到妥善解决。[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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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此时中共对苏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迫于国内形势而做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种“大的容忍”，所谓“革命的妥协”和“调和”，不过是“一种过渡”，[196]两党分歧的症结并没有就此化解。因此，新的团结形成的基础其实十分脆弱，它仅表明了中苏关系虽然不能在意识形态斗争决出胜负后得到发展，却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缓和。中苏双方如果能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还是有可能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的。[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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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苏让步绝非毛泽东的真实心愿，向赫鲁晓夫做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对他来说无异于吞下了一枚苦果，必欲吐之而后快。两次莫斯科会议事实上形成的国际共运苏联和中国两个权威的结果，已与国际共运单一权威的传统机制发生深刻冲突。在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者已无法担负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随着革命的重点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也应该移到中国，中共理应担当起国际共运的领导责任。[198]毛泽东的抱负已容不下苏共二十大的纲领。中共领导人在国际会议中追求话语特权、显示自身威力的态度，以及要当中心、扛大旗二旗的议论，事实上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情怀由此，中苏关系缓和短暂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刘少奇“就像看不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永远也看不到中苏两个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之间的分离”[199]的话说过没有多久，“太阳从西边升起”的奇迹就展现在了西方世界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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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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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莫斯科会议及其结果的最新研究，可见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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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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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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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31、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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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林克日记（手稿），笔者收藏，第124～126页；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7，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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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周恩来年谱（1949 ～1976）》中卷，第280、281、283～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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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ИДВ. РАН.，2000，с.292；Mark Kramer，“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s Appraisal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Split，”“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香港，1996年1月）论文。以后，邓小平又在1960年底的莫斯科会议上和1963年7月中苏两党的会谈中明确提出，1959年9月9日的塔斯社声明第一次将中苏分歧公布于世。参见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49-84，pp.21-22；《中苏关系文件》第15卷，第3839页。中苏大论战开始后，中国方面公开提出了这一指责。参见《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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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Кулшс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92；《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390、3389页；福建省档案馆，101/2/374，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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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中苏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政治合作，详见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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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毛文稿》第9册，第8、21～2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