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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猪湾事件之后，苏联开始加强对古巴的军事援助。其后，考虑到对付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干涉活动，保护古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以及应对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西德、英国设置导弹，以军事基地包围苏联的态势，赫鲁晓夫征得古巴革命统一组织领袖、总理卡斯特罗的同意，于1962年6月开始，不断将有核弹头的中程和近程导弹秘密运往古巴，由苏军设置并操纵。美国政府获悉这一情况后，于10月22日下令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苏美关系一度紧张至极，加勒比海笼罩在核战争的危险之中。这时，对于中国来说，古巴是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帝的前哨阵地，赫鲁晓夫用导弹武器帮助古巴加强防御能力，无疑有利于世界反帝斗争和古巴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因此，10月2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在支持古巴反对美国战争挑衅的同时，表示“完全支持”苏联政府的立场。[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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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徘徊在核战争边缘的苏美两国很快就不敢也不愿意再将这场危险的赌博继续下去，双方开始以积极的态度谋求缓和。10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迪，提出了处理危机的条件：苏联撤走其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设施，美国则撤走其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设施。毕竟在赫鲁晓夫看来，土耳其同苏联毗邻，苏土两国的哨兵举目可见。美国有权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由向苏联提出撤除进攻性武器的要求，苏联同样也拥有这种理由和权利。[102]同日，罗伯特·肯尼迪会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传达了肯尼迪总统对赫鲁晓夫所提要求的答复：作为交换，美国政府除撤销海上、空中的封锁外，还保证不入侵古巴；同意撤除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但这项决定不能公开宣布。因为，在土部署导弹是北约的专门决定，现在由美国总统单方面宣布撤除，将破坏北约的整体结构，影响到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并将严重分裂北约。赫鲁晓夫与肯尼迪随即就此达成协议。28日，赫鲁晓夫下令停止古巴基地上的工程，把导弹装箱运回苏联，并答应由联合国代表“核查拆除情况”；美国则在4～5个月内撤走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103]加勒比海的风暴平息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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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他不仅取得了华盛顿不侵犯古巴的承诺，而且还拔掉了土耳其美军导弹基地这枚钉子，破坏了美国对苏的军事包围态势。因此，加勒比海危机的处理“是苏联外交政策的胜利”，也是他的“一次个人胜利”。他“把世界引向原子战争的边缘而赢得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古巴”，“不发一枪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没有给美帝国主义吓倒，而是完成了一件革命的壮举”。[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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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苏美对有关土耳其的协定严加保密，中国并不知道有这场交易。在中共中央看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就是“在肯尼迪的核讹诈面前吓破了胆”，他们“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拿导弹、核武器作赌注，做投机生意”，一旦肯尼迪用核战争进行威胁，“他们就仓皇失措，步步退让，完全陷入被动”。因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古巴事件中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奇耻大辱”。[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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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退却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国的宣传机器立即全速投入运转，《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通信；[106]大报小报纷纷展开关于加勒比海形势的讨论，有的重要文章甚至把古巴形势比作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隐喻苏联用牺牲古巴主权的办法，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107]城市贴满支持古巴的标语；卡斯特罗关于古巴和苏联领导人关系破裂的电视演说小册子，成为中国老百姓的畅销读物；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中国领导人纷纷出面在各种集会上发表讲话；陈毅在出席11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十月革命45周年纪念大会时，用“良师的口吻”当面指责苏方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支持古巴、反对美帝的示威活动自11月3日到6日从无间断，参与人数达到500万人，以至于在京苏联外交官向国内通报说：中国舆论宣传的注意力全部投入关于古巴问题的争论中了。[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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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转而批判说：苏联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其“真实目的，不是援助古巴人民，而是用侵犯古巴主权的办法来控制古巴革命；不是援助古巴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而是企图把古巴作为他们同美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的棋子”。“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对古巴革命和拉丁美洲革命是极为不利的”。[109]赫鲁晓夫则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借反对教条主义、斥责阿尔巴尼亚之名，指责中国围绕古巴危机的所作所为是想挑拨苏联同美国发生冲突，而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冲突意味着引起世界热核战争。[110]他后来还曾评论说，中国人一直在公开地大吵大嚷，并且在卡斯特罗耳边嘀咕：“记住，你不能相信帝国主义者会恪守他们所作的诺言！”换句话说，中国人利用这个事件在古巴人面前向我们脸上抹灰。[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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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可以说是冷战年代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核战争的前景有从纯理论问题转变成现实的危险，其可能产生的灾难性结果令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惊恐不已，这不啻于一针清醒剂，使他们对核讹诈手段的运用转而采取谨慎的态度。而双方在危机处理中达成的妥协，也在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创造出了某种信任的因素，使他们看到了在核不扩散、停止核试验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前景。这一动向，恰恰又触动了中国维护主权的敏感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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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苏联政府于8月25日递交中国政府一份备忘录，说美国向苏联建议签订一项防止核扩散协定，其中规定：核大国不把核武器及其所需要的技术情报转交给无核国家；无核国家则不生产也不向核大国索取这类武器，不接受核武器生产所需的技术情报。苏联政府对这一建议“给了肯定的回答”。[112]此时的中国正在加紧制造原子弹，其研制工作已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13]故而中国政府于9月3日答复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这一建议，它“是个大阴谋”，旨在“束缚中国的手脚”和“挑拨中苏关系”。[114]随后，二机部（核工业部）便在11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了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目标。[115]中国政府并在10月20日答复苏联的备忘录中声明：“如果帝国主义没有真正全面禁止核武器，中国绝对不会承担不生产核武器的国际义务”，如果苏联代替中国承担任何国际义务的话，“中国政府将保留自己对此发表相应声明的权利”。[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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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危机过去后，中国加快了核试验的步伐，10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呈送的二机部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在1964年爆炸原子弹的设想，同时建议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1月3日，周恩来做出批示：“很好，照办。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7日，中央专委会正式成立。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开始进入突飞猛进时期。[117]中国的“独特立场”无疑使赫鲁晓夫在继续与肯尼迪就禁止核武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达成协议的进程中，陷入了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在苏联方面看来，苏联一国拥有核武器就能“可靠地保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中苏关于核扩散问题分歧的实质即在于，社会主义各国在反帝斗争中“是单干”，“还是共同行动”。[118]中国方面则认为是“美赫勾结，限制我们搞原子科学”。[119]在美国没有做到禁止核武器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应加强拥有核武器的优势。你们有原子弹，好，我们再有一点不是更好吗？有了优势，才能制止核战争。[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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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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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勒比海涛澜汹涌之时，喜马拉雅山麓也是风高云密，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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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1959年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边界冲突以来，苏联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态度，实际上却在利用中印边界问题和中巴边界谈判挑拨印中关系，除了给尼赫鲁政府以大量经济援助外，[121]还在军售方面尽力满足印度的要求。从1960年10月到1962年5月，苏联向印度交付及印度向苏联订购飞机94架，其中安-12运输机32架、米格直升机26架、米格-21战斗机12架、伊尔-14运输机24架，喷气引擎6台。[122]1962年夏，当中印边境局势再度趋向紧张之时，苏联不仅向印度提供大型运输机，而且还在尼赫鲁已公开说明向苏联购买战斗机的用途是对付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情况下，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于8月接待访苏的印度专家代表团，向印度出售米格-21战斗机。[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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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周恩来就此事向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诘问，赫鲁晓夫解释说，我们是卖给了印度米格-21型飞机，也卖给了生产这种飞机的许可证。但是用军事术语来表达，就是这并不会改变中印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印的军事力量相差悬殊，是不可比较的。何况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光靠直升机和运输机就发动战争和取胜的。而且中国人也知道，从建设工厂到生产出飞机来起码需要五年的时间。我们认为卖给印度飞机对我们有利。我们不卖，英美帝国主义就要卖。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影响在印度增加了。当刘晓大使提出苏联卖给中国米格-21飞机，但某些设备和器材至今没有全部交付，却又把飞机卖给印度的问题时，赫鲁晓夫托词周旋道：米格-21飞机目前尚未交给印度，仅是达成了协议。[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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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中国军队开始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还击印度军队。[125]边界冲突升级为一场局部战争后，苏联继续向印度交付飞机，提供山地作战的被服、帐篷等，并帮助印度设厂制造飞机、坦克。[126]在中国方面看来，苏联出售给印度米格-21飞机等装备，会被其用来对付中国，同时卖给印度飞机这件事本身就形成了对印度的鼓励。同时，印度使用苏制米式直升机在西段和东段进行空投，有时还用苏制运输机运送军需，这对守卫在中印边界线上的中国战士来说是有影响的。在中印边境冲突中，中国士兵看到了苏联飞机，印象很不好。[127]中国军人在中印边境地区打下三架飞机，其中有一架就是苏联直升机。[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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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美关系因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一事陷入紧张之后，赫鲁晓夫试图以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来换取中国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对苏联的支持。10月13日，他在接见刘晓大使时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此前就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对契尔沃年科大使发表的意见，提出：“我和我的同志们”“也完全懂得所谓麦克马洪线并不是中印的国界。这是未被任何人承认的一条对英帝国主义有好处的线。”[129]赫鲁晓夫在翌日为刘晓饯行的宴会上进一步表态说：在中印边界争端上，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如果不幸发生反对中国的战争，苏联将同中国站在一起。[130]此后，苏联一度实践了这一承诺，10月25日，《真理报》以《为了各民族的利益，为了共同的和平》为题发表社论，明确放弃以往的立场，支持中国政府10月24日声明中提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并且指称“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从来都没有得到中国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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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加勒比海危机在苏美达成的妥协中很快平息，苏联也随之改变了调门。《真理报》11月5日发表题为《谈判是解决冲突的途径》的社论，主张中印双方停火，但未像10月25日的社论那样，敦促印度接受中国的条件并以此作为开始谈判解决问题的基础；也没有再重复麦克马洪线是无效的那种断言。西方外交观察家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评论说：“人们认为苏联现在在印度问题上保持中立”，“《真理报》暗示结束对中国立场的支持”。[131]事隔一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即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苏联对中印问题的态度，说明修正主义干了什么坏事”。它支持中国“是表面现象，是在古巴形势需要的情况下的支持”。“31日古巴问题上投降，反过来就不讲麦克马洪线，不讲支持我三点建议，本质的东西又出来了”，“出卖背叛我们，支持尼赫鲁”。康生也在这次会上发表讲话批判赫鲁晓夫“是实用主义者”，“可以瞬息万变，他的话不要相信”，11月5日《真理报》社论就已经变了。[132]中共中央认为，通过在外交、宣传上揭露印度的斗争，“进一步暴露了尼赫鲁是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也使现代修正主义者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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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苏联与美妥协之事大做文章，掀起反对美帝国主义，实际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浪潮的做法，无疑惹恼了赫鲁晓夫，使他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在苏联内部摆明了同情印度、指责中国的立场。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报告时指出：中国声明单方面停火、撤回军队的“步骤是明智的”，但是有人会说：现在中国“把自己的军队撤退到这一冲突发生的那条线上了。不从这些军队当初所在的阵地前进，岂不更好？”“没有什么边界性质的争端不可以在双方都有愿望的情况下不使用武器加以解决”。“只有理智才能制止流血，国家领导人应该有这种理智”。[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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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中外交上配合与斗争的变化情况，反映了中苏两党对外战略和外交方针的不同，即如章汉夫指出的：“整个外交方针是对立的，外交上对苏工作怎能不充满斗争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此时对苏联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把中苏两国两年来战略方针上的矛盾、两国关系中的矛盾，定性为“敌我性质”，是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根本路线的不同，矛盾的性质“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只是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两个国家关系的性质变了”，苏联现在在领土、独立、主权问题上颠覆中国；苏联已是“坏兄弟、修大哥”。中苏关系已成为一种“统战关系”。赫鲁晓夫也不再是“半修正主义者”，在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他已被说成是“叛徒”、“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敌对人民的”。只因为他“是苏联的国家首领”，所以要注意“投鼠忌器”，对他“带点统战性质”，在宣传上先“不提赫的名字”。[135]中共的对苏方针也因此发生重要变化，虽然表面上仍然说是1960年确定的24字方针，即坚持原则、团结、斗争，后发制人、反对分裂、留有余地，但是强调的侧重面已很不相同，更加突出斗争的一面，要求采取“攻势”，强调“临阵要斗”，要“敢于斗”，中苏斗争应是“积极的、主动的、进攻的”，而不是“防御、消极、被动”的。[136]在处于僵持状态的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中共要用革命的、马列主义的两手政策对付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两手政策，并且要不怕走向边缘。[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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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也继续“左”转，中国领导人指出：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讲“从现在起，五十年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社会主义彻底变化和胜利的伟大时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是历史上比任何过去都不能比拟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进行同过去不同的斗争。有些同志对当代形势认识不足，主张“三和一少”，这同没有很好了解主席的这一讲话有关。[138]他们认为：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揭露出来了，阶级斗争更加激烈”，“逐渐走向摊牌，走向根本解决矛盾的道路”；“这些矛盾的解决，只能靠革命的办法”，“用妥协的办法是不能解决”的；由此转而提出要“三斗一多”，只是仍然强调“要留有余地”。[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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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苏两党此时外交战略方针的分歧和斗争形势，与1958年和1959年中苏之间外交上的尖锐矛盾和斗争相比较，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中苏两国在领土、独立、主权等国家利益上的冲突，除伊塔事件的影响较大外，中印边界问题等斗争的形式和程度，与那时相比，也无太大的差别，但是中共中央对苏联的定性却有了质的变化。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根本原因，除了前述中国内政与外交的互动，促使中国外交政策向“左”的方向转化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国际共运中左派队伍的出现。中国党的观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多的呼应者，国际共运中新的左派势力的形成，使得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由此，中共中央最终完全改变了对苏方针的基调，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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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左派队伍形成与大论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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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195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与斗争的发展，国际共运中赞同中共认识的左派也逐渐形成。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当赫鲁晓夫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时，只有阿尔巴尼亚、印尼和日本的党不赞成这种做法。到第二次莫斯科会议时，发展为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印尼、日本、缅甸、马来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0个国家的党支持中共，反对修正主义。而苏共二十二大后，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有的党的“革命派”通过斗争将“修正主义派”领袖逐出领导机构；有的党因右派将左派开除而分裂成为两个党；有的党左派和右派共存；有的非党组织左，进而成为新的共产党；有的党则是领导层右，基层党员左。总之，左派党的成员已不止11个，除了亚洲的左派党之外，拉丁美洲左派队伍正在很快发展，西欧和北美等国共产党中也出现了左派人物和组织。一支左派队伍出现了。这成为国际共运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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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不仅亚洲左派党的旗帜更加鲜明，而且历来变化很小的欧洲党，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意共左派和法共左派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响应一两年前中共《列宁主义万岁》之文，形成“三呼万岁”的局面，引起中共领导人的关注。另外，左派队伍在反修斗争中由于缺乏理论武器，许多党来向中共索要刊物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文章。[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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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以及向中共取经的情况，极大地鼓舞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他们看来，这种形势的出现，是与毛泽东领导中共进行的反修斗争分不开的。中共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始终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修正主义；高举革命旗帜，反对和平主义；高举团结旗帜，反对分裂主义；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反对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这种斗争极大地促进了各国党左派的发展。由此，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愈来愈高，“要革命的就要到北京来”。“毛泽东思想日益成为一切马列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的思想武器和团结的中心”，成为“国际运动中广大人民的旗帜”。[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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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9月，美国《现代史料》发表了两篇文章：《1962年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文中指出：“北京已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代替者。”毛泽东思想“作用很大，影响很大，不能忽视。毛泽东主义已达到一定成熟程度。共产党集团升起了一个强大的具有吸引力的新的领导中心”。这样的估计实际呼应了中共党内的有关认识，同时也引起了中共理论家的强烈共鸣。周恩来9月26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即提到：“现阶段斗争在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上，起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143]康生则在年末批评中共党内“对主席领导思想，发生某种动摇”，“对主席著作估计不够”的情况，指称“这是十分危险的”，“应当引起很大注意”。[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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