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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大论战，造成了两党关系实质上已经破裂的现实。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事实上以党际关系为基础的模式，决定了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也必将走向破裂。这种状况，使得1964年中期成为毛泽东思考调整中国对外防御战略、改变国内经济政治方针的一个关键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有两条线索交错发展着，它们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事务的观察，为他的忧患意识注入了新的因素。在对外患与内忧思考的相互作用下，毛泽东于考虑将中国集中反帝的外交战略调整为反帝反修外交战略的同时，做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一是对国家军事防御战略做出调整，由单一对美转变为双向的对美对苏；二是对内酝酿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由此，苏联开始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假想敌，中国则被视为觊觎苏联领土的扩张主义者，双方都开始加强针对对方的军事防卫措施。敌友角色的这种质的变换，彻底扭转了中苏关系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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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苏联安全战略思路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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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公里；[1]北部的邻国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安全保障，而当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军事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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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8月中苏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边境冲突后，两国之间的边界纠纷不断发生。1963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种提法引起苏联方面的密切关注，在莫斯科看来，中国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苏中关系中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觊觎苏联的领土”。[2]随着中苏边界摩擦事件的增多，以及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立场的趋向强硬，苏联的回应带有了军事色彩：一方面，从1963年起，莫斯科不仅适度增强在苏中边界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力量，而且还加强对蒙古的军事援助，苏军也自是年开始重新进驻蒙古布防。[3]7月，苏联还与蒙古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其后，苏军派出许多勘探小分队，在蒙古的铁路两侧及其以东边境省份活动，为苏军的进驻勘察阵地。[4]中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9月视察东北中苏边境时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赫鲁晓夫集团在中苏边境增加了军事力量。据我边防哨所观察，有些地段的苏联边防军大约增加了一倍，哨所也有增加。增加的部队，发现有从苏土（耳其）边境调来的。[5]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将华沙条约组织的职责由欧洲东扩至亚洲，关注远东地区事态的发展。1963年7月10日，赫鲁晓夫致函哥穆尔卡等华约成员国领导人，谈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已向苏共中央提出加入华约的请求，苏共中央对此持肯定态度。时隔数日，他又表示，苏共中央建议在7月26～27日召开的华约成员国首脑和国防部长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上讨论蒙古的这一申请。[6]苏联方面加强与蒙古关系的种种举措，已经明显带有针对中国的军事防卫意图。尽管赫鲁晓夫接受蒙古加入华约的建议因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但是，中国方面很有可能从罗马尼亚方面获得了这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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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月，中央军委中苏、中蒙边防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修改中苏边防斗争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解决边防斗争中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会议明确中央确定的“不进不退、不主动惹事、后发制人”的边防斗争方针，并提出：我们在军事上要有所警惕和准备。修正主义是什么坏事也能干得出来的，我们要估计到修正主义可能搞各种阴谋破坏，甚至做出冒险的行动。对于修正主义可能挑起的边境军事冲突，我们要有必要的警惕，做到有备无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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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蒙两党、两国关系恶化，泽登巴尔不仅在8月份亲自为苏联《真理报》撰文批评中国，而且还于9月4日在莫斯科对记者发表谈话，点名指责中国。1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的分裂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的决议，蒙古国内的反华宣传出现了空前的高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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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2～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在此期间，苏共中央做出决议，指责苏联的一些教科书、学术著作和历史地理地图对苏中两国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不正确的阐述，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评价也不确切，甚至将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的领土列入中国版图里。为此，苏共中央要求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删除和修改，以正确的立场阐述苏中关系和苏中国境线划分的历史。[9]与此同时，苏联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10]据中方观察，在中苏西段边界，自7月份以来，苏方前沿兵力增加，边防设施增加，各种军事训练和演习频繁，高级官员不断到苏中边境地区活动。[11]可以说，这一年已成为两国边界地区局势紧张程度逐步升级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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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进入1964年后，上述苏蒙关系的新动向、苏军在蒙古调动的迹象、中蒙关系破裂的前景，以及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迫使毛泽东开始考虑苏联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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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谈道：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12]5月15日～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其间，毛泽东将国民经济“三五”计划的主要目标由解决“吃穿用”问题扭转为以战备为中心，提出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各省都要建立军事工业，[13]5月27日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14]周恩来则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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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是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否定了林彪1962年提出的“北顶南放”的战略防御方针。[16]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防御战略一直是针对美国的，其重点防御方向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中国的主要工业企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17]林彪关于“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意即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仍然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但是到1964年，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6月16日他在十三陵水库的讲话中提出：还有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我考虑很久了。过去讲过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一是敌人可能从渤海来，从塘沽，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二是敌人从青岛来打到济南，然后向北，向天津发展；三是敌人从连云港打来，占领徐州、开封、郑州、洛阳，从中间把我们南北打断；四是从上海登陆，沿长江而上，占领南京、武汉，把南北切断。顶要顶一下，也可能顶不住，完全放在顶得住的基础上考虑是不行的，要放在顶不住上考虑。[18]此后，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做好应付战争的军事准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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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毛泽东上述认识的着眼点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进攻，但重要的变化在于，他已开始从军事防御战略的角度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林彪当时尚未摸清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考虑问题，故而在听了杨成武汇报的毛泽东关于战略防御设想等问题的讲话后，联系到毛关于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20]林、毛这种认识上的不同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对苏安全战略的再思考。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21]这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对苏防卫作战问题。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材料中毛首次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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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代表团，同他们讨论了苏联占领日本千岛群岛等问题。在谈到“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时，毛泽东说：“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22]事隔一日，7月12日，参加这次会见的日本人在香港，就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发表了答记者问。次日，日本三个主要报纸都详细报道了毛的这次谈话，强调说，中国领导人支持日本在千岛问题上的立场，毛泽东表示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并提及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领土问题，说毛泽东在支持归还日本北方领土要求的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批评了苏联。8月1日，日报还发表了周恩来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在这次会见中，周恩来声明说，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是中国的一贯政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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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的重大反响。9月2日，《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同时配发长篇编辑部文章《评毛泽东同一批日本社会党人的谈话》，严厉驳斥说：毛泽东与日本议员的“这次谈话暴露了中国领导人迄今不敢大声谈论的目的和立场”，“中国领导人现在甚至不想掩饰自己的扩张野心了”，苏联“面对着的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露骨的扩张计划”，毛泽东的论点实际就是“要求重新分配领土”。文章还提出警告：“重划世界地图的任何企图”都“可能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并表示“最坚决地谴责中国领导人的扩张主义观点”，苏联的边界是由各族人民在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基础上形成的，苏联“各族人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允许任何人侵犯他们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24]9月15日，赫鲁晓夫也利用会见日本议员代表团的机会，以尖刻的口气回应毛泽东说：俄国的沙皇进行了掠夺性的战争，那么，中国的皇帝又干了些什么呢？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并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中国的帝王侵占了朝鲜，占领了蒙古、西藏和新疆。赫鲁晓夫声称：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进行厮杀。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如果侵略者胆敢发动战争的话，那么，他们注定是要灭亡的。“我们制造了保卫自己国家、保卫民族、保卫各国人民和平的最先进的武器。我们非常清楚这种可怕武器的全部毁灭性力量，我们希望永远不要使用它”。“然而，如果别人进攻我们的话，我们将使用自己手中拥有的一切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侵犯它，谁就会遭到来自苏联人民的毁灭性的打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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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强硬态度，对毛泽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26]这时毛泽东所说的准备，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苏安全战略的调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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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9～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对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北”地区重要地段进行战役勘察时，特别勘察了当年苏军实施远东战役时主攻方向的进攻路线和日军构筑的工事。[27]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加强对中苏西段边界防卫工作的关注。当时身处“反修前哨”的伊犁军区在总结加强军事情报工作的报告中就提出：要“以反修斗争为中心，配合反帝，以苏联为重点，兼顾蒙古，以掌握当面动向和搜集整理基本情况、战备资料为主要内容，随时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力求提早察觉敌人的企图，保障边防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报告将所属各军分区搜集研究掌握动向情况的任务明确为以掌握北疆中苏边境苏军军事动向、边防设施、工事构筑、外逃分子回窜破坏和可能的挑衅活动为重点，指出目前急需整理的战备资料，主要是中苏，次之为中蒙边境资料，并将对外军作战的研究确定为军区所属各单位的主要工作之一，而且强调研究对象以苏军为主，要求各单位应特别注意对苏军攻防和遭遇战斗行动特点进行研究。报告所附的1964年军事情报调研要点有八条，包括苏、蒙的军事动向、军事实力、兵力部署、后勤补给，苏、蒙在中苏、中蒙边境西段地区的做法、演习情况，苏、蒙境内主要军事目标及边境兵要资料，苏蒙军事关系等。[28]新疆军区也向总参呈报了“中苏方向战备、作战预案”、“中苏方向作战方案”等文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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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赫鲁晓夫突然倒台，中国领导人利用这一机会改善中苏关系的尝试未果。[30]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终于进入了不可摆脱的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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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防备苏联的成分。如果说1960年代初中国反帝反修，所谓“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针中，“反修”的内容还是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那么，以1964年为转折点，“反修”方针已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了一起。换言之，中国在实行“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方针的同时，军事防御战略方针中也加入了准备对美对苏两面作战的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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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初越战升级后，中美通过信息沟通达成了双方地面作战部队不越过17度线的默契。[31]在毛泽东的考虑中，美国已经构不成对中国的主要威胁，更大的战争危险可能来自北方的苏联。4～5月，根据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应付最严重局面的指示精神，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重新规划了中国的战略战役方向，“三北”地区第一次与东南沿海地区一起，成为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32]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对苏防御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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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威胁的这种估计，以及对苏安全战略的再认识，不仅不断坚定了毛泽东关于苏联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党已经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影响到了他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的颠覆活动。这一方面，为毛泽东继续强化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也有利于他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掀起一场反对所谓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在他看来，防止中国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唯一途径就是开展一场政治革命，即“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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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反修与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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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高举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当然是认为自己的思想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中共的方针路线代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方向，为此，中国应当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中共应当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但是；他这时更加关注的还是修正主义在中共党内的影响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毕竟，就意识形态的评判而言，修正主义的敌意比对帝国主义的敌意更深。在他的认识中，修正主义颠覆的危险要比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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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国内政治风向发生逆转后，把国内问题同国际修正主义问题挂钩，成为毛泽东观察和分析党内政治形势的一个基本思路。在毛泽东对“三风”现象和“三和一少”思想展开严肃批判，大力强调阶级斗争，告诫全党要警惕国家变色之后，1963年初，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提交中央讨论的《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要点》仍然认为，“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应以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为主，对于国防和发展尖端军事技术总体上应当收缩。此项发展战略的主旨在于继续恢复和调整国民经济，获得中共中央多数人的支持。[33]这种情况无疑加重了毛泽东的忧虑：不从政治上解决根本问题，只埋头经济建设，中国将向何处去？尽管他最终对此发展方针表示了支持的态度，[34]但这种着眼于经济利益和建设的趋势，显然是同他的政治发展战略大相径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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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总题目叫做“反修防修”，集中讨论国内防修和国际上反修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几次讲话，于此前后写的许多批语，以及由他口授、陈伯达整理、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中，继续突出强调了阶级斗争和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指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有些地方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地主富农分子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并明确提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35]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时，直接给“三和一少”定性说：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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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64年后，毛泽东关于内忧问题的考虑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方面，对中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估计更加具体化了。根据毛泽东的认识，苏联之所以产生修正主义，在国内是本国资产阶级的产物，是贵族工人和富裕农民的产物，在国际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产物。苏联为修正主义所控制，已经是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37]而中国全国有地主资产阶级3500万，在工厂、农村、机关，有那么少数人就赞成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搞了15年社会主义革命，结果还有一些人民公社在敌人手中，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则为资产阶级所掌握。[38]另一方面，对党内存在修正主义分子的估计更加严重化了。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党也是不纯的，建设社会主义15年了，还有国民党。[39]因此，中国也有修正主义因素，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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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必须迫使全党把工作重心再次转向阶级斗争，转向防修斗争。而实现这种战略上的转移，就需要渲染一定的氛围，制造必要的舆论和创造有利的条件。是年，在毛泽东关于从外患转为内忧的认识及其向党内的描述中，国内修正主义的表现是具体的，将国际反修斗争引向国内的方向是明确的，党内出现修正主义所显示的后果是严重的；而且，开展国内阶级斗争的方式已经找到，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目标也越来越集中了。总之，从在国际上反对和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转向在国内发动阶级斗争以保证中国的政治取向，毛泽东的思路清晰，步骤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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