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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569 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必须迫使全党把工作重心再次转向阶级斗争，转向防修斗争。而实现这种战略上的转移，就需要渲染一定的氛围，制造必要的舆论和创造有利的条件。是年，在毛泽东关于从外患转为内忧的认识及其向党内的描述中，国内修正主义的表现是具体的，将国际反修斗争引向国内的方向是明确的，党内出现修正主义所显示的后果是严重的；而且，开展国内阶级斗争的方式已经找到，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目标也越来越集中了。总之，从在国际上反对和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转向在国内发动阶级斗争以保证中国的政治取向，毛泽东的思路清晰，步骤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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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571 第一，将国内、党内修正主义的表现进一步具体化，向全党讲明，修正主义在党和政府中的确是存在的。1月，毛泽东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41]春节期间，他在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等人谈话时则明确指出：中国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就是农工部、联络部和统战部；[42]并于4月接见日共代表袴田里见等人时说：中国党内有赫鲁晓夫的同志。[43]在5～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中国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权力不在我们手里，而是掌握在敌人手里的判断；刘少奇也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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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573 第二，明确把国际反修斗争引向国内的大方向，让全党知道，反修防修任务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国际上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3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向中央决策层宣布：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的防修反修问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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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575 第三，描述出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后果，使全党明白，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存在与帝、修、反的侵略和颠覆同样会使无产阶级丧失国家政权。毛泽东在2月会见金日成时就曾忧心忡忡地谈道：如果让彭德怀一类的人“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而且还特别强调说：“有些人不作声，但是等待时机，所以要提高警惕。”[46]此后不久，他在5月2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到要加强抵抗苏联入侵的准备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防修反修。在6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提出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47]在6月14日接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时，毛泽东要求“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48]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议论，不仅是出于对外部威胁的考虑，更主要的还在于要提防所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国内发动政变。7月14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最后一篇论战文章“九评”即强调指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就在于“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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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577 第四，做社会舆论和群众基础的铺垫，找到开展国内阶级斗争的方式。毛泽东一方面继续领导与苏联的公开论战，组织撰写并审阅、批准发表七、八、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明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赫鲁晓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在群众中为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做舆论准备和理论准备。其中“九评”所介绍的，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15条理论、政策，事实上已为日后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勾勒出了雏形。另一方面，毛泽东向全党、全国明确，在国内开展这场政治斗争必须依靠党内外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毛泽东看来，不仅搞经济建设需要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那样开展群众运动，政治上的反修斗争只在党内进行也是不行的，1959年党内反右倾开展不久便开始进行甄别，有人随即出来翻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能够制约党内反对意见的真正力量在于发动广大群众。事实上，此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四清”运动就是广泛动员党内外群众参与政治斗争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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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579 第五，让广大群众看清这场斗争的最终目标。在6月14日接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时，毛泽东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49]12月15～2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四清”问题，毛泽东开始透露出其矛头所向。当与刘少奇等人在对“四清”运动性质的评判上发生分歧时，他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并指责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50]1965年1月9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中央将来怎么办？有可能出修正主义。[51]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真正危险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1月14日发出的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更明确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2]斗争的最终目标越来越集中和明朗化。[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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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581 至此，发动一场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准备和铺垫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如何投入一石而激起千重浪——选择适当的时机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但是，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作为假想敌的形象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时，中苏之间正在进行的边界谈判却有希望达成协议，苏方做出的让步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注入了新的缓和因子。由此，中苏边界谈判的成败、影响问题，悄悄地浮出于中苏关系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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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583 第三节 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的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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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585 在中苏之间7600公里长的边界上，实际存在着三条界线，即条约线、苏图线和实际控制线。[54]中俄国界形成的过程及中苏边界三条线并存的状况，潜在性地构成了中国与苏联之间的三笔领土账：其一，中国在与俄国签订的19个条约中被迫割让的15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二，中苏国界三条线并存的复杂状况造成的3.5万多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其三，沙俄通过武力非法占有的17.1万多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和江东六十四屯。这几笔账客观上的长期存在，成为影响中苏两国关系的一个不安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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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58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在着手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确定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其中规定，已由旧条约确定了的国界，应按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按照一般国际惯例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55]这实际上改变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对此类旧条约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方针，而采取了事实上予以承认的态度。此方针对于解决中国与其他邻国，包括与苏联的疆界问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未正式对外宣布承认不平等的中俄界约和涉及边界条款的中俄条约，但在事实上已经遵照国际法的有关原则，承认了这些界约和条约，接受了中国原有领土的法律地位。条约线是中国政府基本确认并遵守的中苏边界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之间的第一笔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账”已经销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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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589 在1950年代中苏关系友好时期，中国政府也未提出过与苏联之间还存在有几笔领土账的问题。对于中苏领土争议问题和边界纠纷，中共中央始终坚持谨慎、宽容和谦让的宗旨，以及和平协商解决问题的方针；苏联方面采取的也是讲友好、讲团结的态度。[56]1958年中国开始调查中苏边界问题之后，尽管中苏两党分歧加深，冲突不断，但是在强调继续加强同苏联团结合作的总方针的指导下，在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的舆论宣传氛围中，有关中苏边界的历史和现实的调研工作仍然平和地进行着。中苏国境上蜿蜒着一条和睦的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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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591 事实上，如果在中苏同盟继续牢固、两党两国关系继续友好的道路走下去，中国政府随着边界调查摸底的深入，俟条件成熟后，应该可以找到与苏方各自都能接受的结合点，达成某种共识，进而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但是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由分歧加深到实际破裂，中苏之间的界务纠纷开始逐渐被政治化，事务的发展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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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593 1960年4月，周恩来出访尼泊尔，在2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提问“苏联与中国是否也有几段边界没有划定”时，周恩来回答说：“在地图上有些不大的差别，很容易和平解决。”[58]但是不到两个月，中苏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生了激烈冲突，7月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撤走在华苏联专家，8月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发生了中国牧民大规模越界，遭到苏联边防军武装驱赶的事件。[59]中苏边界纠纷升级为一场冲突。8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递交就此事件指责中方破坏苏联国界的照会，罗贵波声明说：“你们认为中国公民和牲畜所在的领土是苏联的领土，而我们认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60]22日，罗贵波在对苏联驻华大使馆所作的口头声明中，进一步使用了“争议地区”的术语，提出：“我们请求苏联方面立刻采取有效措施将自己的边防部队从上述有争议地区撤出去，不要对我方的畜牧业工作人员进行武力威胁”，“因为这个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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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595 不过，随着中苏关系进入短暂的缓和期，对于处理与苏联之间的边界纠纷和磨擦，中国方面的态度还是积极并平和的。8月22日和9月21日，中国政府曾两次主动向苏方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在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62]此时，中苏双方关于边界问题的交涉，仍是围绕着有争议的领土问题进行，虽然外交部已组织编写了有关中苏国界条约及其相互关系的文件，具体罗列了这些界约与中国的失地情况，[63]但是，周恩来在10月国务院的会议上仍然强调指出：“如果大家都开始算遥远的历史账，那么世界就要大乱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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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597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提出被中共认为是修正主义性质的新党纲后，中苏两党以批判和维护阿尔巴尼亚党的形式，开始酝酿新一轮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苏之间的边界斗争也随之出现了一个随着中苏两党政治斗争起伏而波动的形势。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斗争，日益在两国边界事务中反映出来。有的中苏边界省份的地方领导机构开始指令中国渔民在有争议的岛屿上捕鱼，并让他们告诫苏联边防军人：这些岛屿是属于中国的，破坏边界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我们的渔民离开这些岛屿”。[65]1962年伊塔事件发生，中苏边境地区的平静和安宁从此不复存在。根据以后中国政府的声明，1960年至1964年9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1674起。[66]而据苏共领导人日后的指责则是，1962～1963年期间，苏联边界经常受到侵犯，有时还出现粗暴的挑衅事件。1962年中国方面破坏边界近5000次，到1963年，闯入苏联领土的不仅有中国公民，还有中国军人。自1963年5月起，在苏中边界东段，中国边防军和个别中国公民向苏联边防军进行挑衅。这一年发生的苏中边界事件就有175起。[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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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599 1963年3月初，《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公开声明，中苏之间还存在有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这一论题的提出表明，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转变为在意识形态上主动进攻和以斗争为主之后，中国政府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4～5月间，面对渐趋紧张的边界局势，中苏两国政府互发照会，商定于翌年2月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边界谈判。[68]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69]而苏共中央则在翌年2月召开的全会上申明，苏联政府倡议就苏中边界某些地段明确划分一事进行磋商的出发点是，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苏中边界是历史上形成的，只是需要确定其中某些地段。[70]至此，中国的边界谈判思路中包括两项议程：意识形态色彩的不平等条约的论争和有争议领土的具体事务的磋商，已是明确无疑；而苏联的谈判设想依然是就事论事，即讨论边界走向中的某些个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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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01 这样，在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如火如荼、两国边界摩擦和边防斗争趋向紧张的形势下，1964年2月25日，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以苏联边防军司令员济里亚诺夫上将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北京饭店举行首次会晤。苏联方面提出，关于“某些地段的苏中国界线的走向问题”的磋商开始了；中国方面则表示，“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开始了。[71]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苏两国第一次边界谈判启动伊始，即显露出两国谈判思路上的原则性分歧。此后至8月15日止，双方共举行了8次全体会议，10余次团长会议，30多次顾问专家会议。[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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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03 中国代表团的谈判活动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从谈判方针到具体做法，都要请示周恩来，重要问题还须请示毛泽东。中方确定的谈判方针是：肯定沙皇俄国同清政府签订的界约是不平等条约，以分清历史是非；为照顾现实情况，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条约割去的领土不要求收回，但条约规定属于中国而被沙俄和苏联占去和划去的领土原则上要无条件归还中国，个别地方归还有困难，可通过平等协商进行适当调整。[73]而毛泽东为中国代表团确定的谈判底线则为，历史上的中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必须提出，只要苏方承认这一点，那么，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中方可以都不要了。[74]这一底牌的把握，在毛泽东来说，应该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先就边界问题与苏方开始谈判，缓解边境紧张局势，以保证他计划之中的那场政治大革命顺利启动；与此同时，根据苏联难以认同“不平等条约”定义的估计，挟意识形态大论战的政治激情，坚持对苏方针以斗争为主的基调，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原则条件，辨明历史大是大非，以对国人有所交待并充分暴露赫鲁晓夫的反华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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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05 不出毛泽东所料，谈判开始后，苏联方面对于“不平等条约”的提法反应极大。苏联政府指示代表团：如果中方将提出更广泛的领土要求，或者将尝试对现存的苏中边界条约提出异议，并将其作为不平等条约的话，那么，代表团应该驳回这些要求，同时向他们表明这些要求是毫无根据的。[75]毕竟，就莫斯科来说，从成熟的法制观念出发，如果这次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建立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那么该项成果将是不牢靠的。尤为重要的是，接受了中方的这一立场，就意味着中国拥有在未来重新审理两国边界问题的权利，由此，一旦两国关系恶化，这将成为中国要求收回被割让领土的法律依据。这不啻于授人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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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07 此时作为谈判对手的中苏双方，不仅都带有维护国家利益的敌对情绪，而且也继续担当着意识形态辩护士的角色。2月26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中苏双方围绕中俄界约的性质和谈判的基础问题进行了交锋。中国代表团坚持认为，与当时的中苏边界有关的19个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强调列宁时期就宣布废除中俄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占的所有中国领土；并表示，中国政府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出发，为巩固和加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仍然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东部和西部所有边界线的走向，界约规定属于谁的就归谁所有，解决存在于边界两个地段的所有问题，缔结关于边界线的新条约。苏联代表团则主张在条约线的基础上，以历史形成线和实际控制线为依据，就某些地段苏中边界线的走向问题，共同讨论和制定出双方一致同意的文件；表示坚决不接受“不平等条约”的论断；强调说：自签署这些条约之日起，在漫长的时期内，边界线已经被牢固地确定和保留下来，没有任何一方提出过重新划界的要求；指出：苏联是旧俄条约和协议的法律继承人，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旧中国条约和协议的法律继承人；呼吁中国代表团研究具体问题，而不要展开政治辩论；同时声明说，苏联代表团将研究关于共同重新划分所有边界线和签署有关边界的新条约的问题。[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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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09 在3月5日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中苏双方进一步阐述了各自的立场。中方代表提出了沙俄侵占中国15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的问题，表示中国政府不要求收回；特别强调说，中苏之间仅存在一条边界线，即条约线，苏方应承认存在不平等条约这一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彻底解决中苏边界东、西段的所有问题，而非仅确定某个单独地段的边界走向；会谈结果应签署一个新的条约。苏方则明确提出“三条线”论，即条约线不是唯一基础，历史形成线和实际控制线也是谈判的基础；否认15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问题；认为此次谈判的任务是明确某些边界地段的走向；会谈结果应是签署一个“描述确定地段边界线走向的双方议定书”。[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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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11 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团虽然按照所收到的莫斯科关于“不能把事情演变成政治辩论”的指示行事，[78]却还是为中国方面15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问题的声明而震惊。他们认为，在外交谈判中，苏方代表还是第一次正式地听说这样的话。济里亚诺夫当即表示，苏联代表团受命在条约线的基础上，根据历史形成线和实际控制线来准确界定中苏国界线某些地段的走向问题，不能同意中国代表团关于“不平等条约”的提法。[79]在苏方看来，中国方面提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其一，苏方如果承认只存在一条由条约确定的边界线，那么，沙俄政府和苏维埃政府时期形成的边界线及实际控制线内的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自然是中国的了。其二，苏方如果承认了以往条约的不平等性，这些条约即成为无效条约。苏方由此认为，北京赋予了自己这样一种权力，即假如它认为有必要，那么莫斯科就应当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俄国领土归还给中国。这是苏方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并由此得出结论：北京采取的是让双边关系保持永久性对抗、中苏边界线保持军事对抗的方针。[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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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13 3月16日和27日，第三、四次全体会议举行，中方论战的火药味愈加浓烈。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另一项指责：苏联在苏维埃时期“蚕食”边界线中国一方的土地。曾涌泉指出：苏联违反条约所确定的国界线，不恰当地利用中国人民对苏联的信任和友谊，以及利用长期以来中国在7000多公里的中苏边界线上总共只有200多名边防军人的情况，将很多中国领土占为己有。他激愤地斥责说：“不要求你们归还面积为1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已经是非常的宽宏大量了。除了这些领土之外，我们再也不会容许你们侵占一寸中国的土地了”。“占领我们的领土吧，假如你们有足够的勇气！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你们可以挺进到广州并占领它”；“但是你们永远都休想我们会承认你们的非法侵占是合法的！”他并在第四次会议结束发言时说：纵使苏方不同意在中国提出的条件下妥善解决边界问题，中国“也要恢复”自己“对于被占领土的历史权利”。[81]言词已然带有了威胁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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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15 对苏方来说，中国代表的言论表现出极端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作风，苏方仿佛从中看到了包含在“不平等条约”论题中的圈套。苏联专家预测说，今后，北京就会宣布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否认自己的“宽宏大量”，即便是依照中方的条件解决了问题，他们也还是会利用政治定义对“不平等条约”的论题做出新的解释，以要求归还“被侵占的领土”。而曾的威胁性话语，更令苏方认定，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论题，可能就是对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觊觎。[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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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17 但另一方面，曾涌泉又在第三次会议上建议双方交换按各自理解标出边界线的地图，随之在第四次会议上宣读了交换边界线地图的具体意见。[83]一时间，中国代表团好像停止了在历史长河中的遨游，回到了现实问题之中。此后，中苏代表团在4月18日的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互换了地图。[84]双方将所标的边界线加以对比，显示出了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85]此前只是中国单方面看法的争议地区问题，第一次摆上了谈判桌，成为谈判双方必须面对的现实。[86]尽管这必然使磋商对话又转变成一场尖锐的辩论，但是交换地图一事本身是谈判进程中促进边界局势乃至双边关系恢复稳定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步骤。毕竟在整个20世纪，到1964年中苏双方开始边界谈判为止，两国还不曾有过这种交换活动。它令双方代表团关注的目光从“不平等条约”的抽象问题转向了争议地区的具体问题，显露出了使谈判走出死胡同的可能性，从而为实际解决边界走向问题奠定了基础。[87]至此，谈判的进程出现了两个层面，即非理性地指控苏联的意识形态论战层面和理智、务实地渴望解决具体问题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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