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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根据苏联方面的记载，中国代表团千方百计地回避就苏方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进行讨论，回避探讨巩固反帝统一战线的具体措施。当苏方要求中国代表就中止论战等具体建议表态时，周恩来正式声明说，代表团没有同苏共谈判的全权，其使命“就是建立联系并研究局势”。[141]因此，周恩来态度的缓和，对于中苏关系的改善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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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正是如此，毛泽东在北京指挥着中国代表团，周恩来本人没有什么个人发挥的空间。毛的采取攻势的“推”的方针，使得谈判进程只能在非理性的政治论战的层面徘徊，而难于进入理智并务实地寻找共同点、解决具体问题的阶段。中国代表团关于重新讨论并改变作为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苏共纲领的要求，以及拒不考虑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态度，使谈判无果而终。其实在这里，无结果或许就是毛泽东所要寻求的结果，即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试探是必要的，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是不奇怪的，有一点收获也就够了”。[142]毕竟毛的部分目标已经达到，既试探出了莫斯科恢复苏中关系的底线，摸清了苏共领导人捍卫自己原则的进退尺度；又向世人呈现了主动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姿态，并且通过代表团在莫斯科与其他党的交谈，继续阐释赫鲁晓夫在位时做出的举行兄弟党会议的决定未经各党协商一致，因而是非法的，[143]以此拆筹备该会议的苏共新领导人的台，同时将其推上了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审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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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说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中苏两党会谈为双方的和解提供了机会，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双方具有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基础，特别是促使倡导斗争哲学的毛泽东让步的基础还依然存在。这对于中共而言，导致1960～1961年中苏关系实现缓和的那种国内条件和国际共运环境已不复存在。到1964年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已完全好转；同时，国际共运左派队伍的持续壮大，使中共推举毛泽东担当共运旗手的意识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已无必要和可能再权衡利弊，对苏共做出让步。对于苏共来说则是，新领导人执政伊始，地位尚不稳固；但其坚持原有纲领和路线的方针得到了全国的支持。[144]这使得苏共中央不能在重新评价赫鲁晓夫的路线纲领问题上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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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中苏双方都有做出让步的打算和诚意，谈判立场存在调和的余地。就中共言之，毛泽东已决心清除当年起草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时做出妥协所造成的遗患；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通过与苏共的大论战而初步形成，一场防修反修的政治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为此，他必须要求苏共新领导人与赫鲁晓夫决裂，否则中苏两党不可能实现新的团结。其定下的“推”苏共丢掉赫鲁晓夫包袱的谈判立场，没有退让的底线，故也不是真正寻求和解的方针。对苏共新领导集团而言，虽然准备务实地讨论具体问题，为两党关系的改善留出了让步的空间，但是中国代表团的要求不仅令其完全不可能接受，而且还激发出了自卫的热情，摆出了不放弃苏共原则立场的强势姿态。毕竟苏共中央不能自己否定自己，尤其不能否定为两次莫斯科会议所肯定的二十大，不能将共运领袖的地位拱手相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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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苏双方，特别是中国，已不可能再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求同存异。1960～1961年那种“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缓和”[145]的条件，实际已经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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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北京时间11月14日下午2时40分周恩来一行抵达首都机场时，看到的是毛泽东亲自在那里迎候，刘少奇等党政军民各界领导人100余人，以及数千名群众到场迎接，其场面和气氛与一年多以前（1963年7月）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会谈归来时十分相似，依然是一次显示中共团结和力量的政治示威。《人民日报》发表的中苏两党举行会见的消息，除双方参加会见的人员名单外，无任何实质性内容，标志了两党谈判的破裂。[146]毛泽东以这种方式，宣示了他与苏共决裂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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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1月14日，中国代表团刚离开莫斯科不久，由苏共中央委员鲁米扬采夫主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1月号即开始发行，上面以《共产党报刊关于共产党国际会议》为题，发表了22个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主张召开国际会议的言论，并刊载了大量指名攻击中共的文章、讲话等材料。该期杂志还以附页的形式登载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贝尔纳反对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声明，指责这次核试验是“污染大气”等。[147]苏共领导集团借这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联合刊物的阵地，宣告了苏中两党此次缓和关系尝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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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下飞机，即随毛泽东前往人民大会堂118会议室晤谈。毛在进一步询问情况后部署说，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要封死，就是反对召开，拒绝参加，坚决抵制，召开了我们还要加以谴责。停止公开论战也要封死。我们不受任何约束，继续公开论战，这个原则绝不让步。毛指示撰写评述赫鲁晓夫下台的文章，说明赫鲁晓夫路线的破产。对于赫鲁晓夫的垮台和苏共新领导人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趋向，毛以宋代词人晏殊的词句做了总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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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则于11月16日举行全体会议，一方面在对领导集团进行调整时，不仅全部保留赫鲁晓夫的原班人马，而且补选上来的人，也都是赫鲁晓夫路线的积极拥护者，并且是在赫当政时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上的，[149]以此显示苏共原定路线的不可动摇性；一方面缓和对中共的态度，勃列日涅夫在特别通报与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谈判情况时提出：今后在同中国，无论是党的接触还是国家的接触方面都要采取灵活的政策。会议对与中共论争的节奏做出了新的部署：在相关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仍会继续进行争论。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要授人以柄而激化已有的矛盾。这就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加强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苏共需要的已不再是好斗，而是成熟、审时度势和智慧。[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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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方面的回应开始了。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第21、22期合刊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列举赫鲁晓夫所做的12件坏事，证实其下台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由此吹响了与苏共进行新一轮公开论战的号角。《真理报》于12月6日发表编辑部文章《全民的国家》以为因应，影射中共批判“全民国家”是为了维护“个人迷信”，苏中两党的争论具有国际意义，苏联绝不回到斯大林时期。[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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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之间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休战结束了，两党关系重蹈覆辙，回归政治论战的格局。虽然中国对苏方针、部署的原则转向在与苏联的国家关系上采取高姿态，高举发展两国关系的旗帜，但在党际关系上，依旧是要不断揭露和批判苏共新领导集团。[152]中共实际完全放弃了再与苏共言和的努力，中苏同盟关系彻底破裂，国际共运正式分裂的景象也就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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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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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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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32页。蒙古人民共和国曾宣布，因处在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无必要保持常备军。苏军于50年代分批撤出。见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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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一先：《在大漠那——一边个前驻蒙外交官的回忆录》，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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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8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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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苏关系文件》第15卷，第3865～3866、3978～3979页；第16卷，第3980～39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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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吉林省档案馆，1/19 ～1/243，第7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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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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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苏关系文件》第17卷，第4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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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苏联国防开支估计：趋势和前景》，转引自《苏联问题译丛》第2辑，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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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伊犁州档案馆，11/1/129，第111～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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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记录，1964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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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00页；《周恩来年谱19的～1976》中卷，第6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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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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