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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方面做出了两种反应。一是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做出了大规模战争可能爆发的判断。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命令，要求边疆居民和驻边疆部队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团结，共同对敌。[93]中国的战备工作也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高潮阶段。[94]二是希望降低边界一线军事紧张形势的危险程度。毕竟，中国在珍宝岛边界冲突之后大做文章的政治目的大于军事目的，珍宝岛事件本身的政治意义也大于军事意义。如此，使两国处于战争边缘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同时摸清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意向，这对中国更为有利。于是，中国接受了苏方关于举行高级会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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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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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举行了著名的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署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95]会谈中，周恩来指出苏联要对中国的核设施动外科手术的问题，表示如果苏方这么做，就是侵略战争，中国将坚决抵抗到底。[96]柯西金则提出了如下建议：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及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研究互派大使；等等。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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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总理口头协议的达成，以及苏方表露的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迫切心情，使中国领导人隐约摸到了莫斯科不想使事态扩大的思考脉络，暂时松了一口气，态度又强硬起来。9月11日晚7时柯西金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做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不久，苏驻华使馆参赞叶利扎维金就此事向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缘由，乔用手向上一指，暗示没有最高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98]对于柯西金提出的改善关系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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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苏联方面也通过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晤摸到了中国的脉搏，感觉到了中国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深刻担忧。面对中国态度不稳定的情况，莫斯科决定继续利用核威胁的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9月16日，伦敦《星期六晚邮报》刊登了记者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99]该文突出报道了克里姆林宫的两个动向：讨论轰炸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场的可能性问题；计划建立一个能够呼应莫斯科“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共替代领导机构。文章指出，后一点由于不久前苏联对捷克的入侵，使这种威胁变得非常现实。[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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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这一信息发出后，中国方面迅速做出了反应。事隔两天，9月18日，周恩来即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柯西金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专项协定。[101]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做出了苏联不会大规模进攻中国、不会对华使用核武器的正式保证。虽然此函没有确认机场会谈达成的四点措施的协议，没有提争议地区和双方武装部队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问题，但柯西金还是通报说，苏联方面已指示边防军维持边界现状，避免使用武力。同时，中苏双方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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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机场会谈的口头协议和柯西金在秘密信函中做出的承诺，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尤其无法清除其对华实施核打击和扶植反毛政权的威胁在中国领导人心中投下的阴影。面对即将来临的谈判，以及党内关于苏方利用和谈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疑虑，毛泽东对中苏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出了过火反应。由此，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先向莫斯科出示橄榄枝，以期暂缓紧张局势。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时指出：中苏分裂，美国高兴。我们是不希望打的。[103]由此通过朝鲜方面向苏联发出希望缓和中苏边境冲突的信息。10月6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毛泽东批示同意，周恩来复函柯西金，强调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应首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等五项临时措施达成协议；并指出：中苏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将为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提供有利条件。[104]另一方面，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又采取应急措施，避免在苏联的突袭中陷入被动。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10月17日，林彪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进人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名义正式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105]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军民更是箭在弦上，两国关系进入敌对状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成为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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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严峻情势下，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做出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改对美苏两面作战为联合美国集中力量对抗苏联。19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苏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政治、军事上的对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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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美化敌为友联合抗衡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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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毛泽东最终做出联美抗苏的战略抉择，通过做大珍宝岛事件的文章，即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走到战争的边缘，又向其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中国更主要的敌人。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在羽翼丰满之后，结束了以往由赫鲁晓夫确立的寻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外交总路线，逐步将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到自己的轨道上，对美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苏联势力的扩展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全球利益及自身安全，从1969年6月至1970年初，尼克松“联华遏制苏”的战略构想逐渐成形，美国方面在对华关系上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主动的步骤。[106]这样，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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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初，中美双方开始进行高层接触，为实现和解做准备。1971年7月和10月基辛格两次秘密访华。通过多次会谈，中美之间虽然仍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已更加突出了双方共同的立场——都反对霸权，即苏联的扩张主义；都承诺要使双边关系正常化。[107]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之间实现了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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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方1971～1972年的高层会晤，表现出了共同抗衡苏联扩张的浓厚兴趣。在这一问题上，两国可以说是共同利益颇多，几乎没有什么分歧。周恩来与基辛格和尼克松不仅对中苏关系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回顾，其内容翔实，包括苏共二十大与中苏分裂、1957年莫斯科宣言、赫鲁晓夫撤走专家、苏联击落U-2飞机事件、苏共二十二大、中印关系、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中苏边界争端、边界谈判、苏联在苏中边界增兵、中国给苏联戴上“社会帝国主义”帽子、中苏珍宝岛事件、周恩来与柯西金机场会谈、中苏贸易恢复情况、苏联害怕中美接近、苏联在南斯拉夫的颠覆活动、苏联与他国领土争端等多条线索；双方还围绕苏联问题进行了坦率而深入的探讨，在互通情报、于南亚次大陆问题上共同对抗印度和苏联等议题上达成了共识和默契，确定了具体的合作意向。尼克松甚至表示，如果中国成为第二号超级大国，那么，美国就可以削减军备了。[108]以此描绘出了中美联手、成为准盟友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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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1年7月、10月和1972年2月与基辛格和尼克松的会谈中，周恩来十分注意了解苏联的情况，中美双方互相交换有关苏联的信息，主要是美方进行通报，诸如美苏峰会、欧安会、美苏贸易扩大、解决中东问题、苏联关注中美关系并警惕中美勾结问题、美苏军控协议、苏联对中苏边界谈判的反应、柏林问题、苏联在世界裁军会议上的建议，以及中东局势等，范围宽广，内容繁多。美方表示，尽管目前美国所拥有的信息交流渠道相当不完备，但是，仍然会把有关情况通告中国。周恩来则强调，重要的是双方交换看法并一起寻找共同点。[109]这实际标示了新的中美合作关系的开始。中美信息交流中比较核心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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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关于核问题、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在1971年7月和10月的中美高层会晤中，基辛格表示，在核问题方面，美国的着力点主要放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上。美方将向中方通报美苏之间谈判的任何信息，以减轻中方对此的忧虑。基辛格说一旦中美之间建立起通信关系，美方将会把任何可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条款告诉中方。基辛格介绍了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拒绝“授权每个国家对正在策划挑起进攻的任何国家进行攻击”条款的情况，以及有关在军备控制领域里同中国签订防止意外战争协议的愿望。当基辛格告知美国准备于10月28日至11月10日在阿留申群岛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时，周恩来即以苏联在北冰洋的一块陆地上进行防御性反弹道导弹试验的消息相交换。基辛格访华后，美方继续将其与苏联接触的所有情况通报给中国政府。[110]中美之间保持了联络的通畅与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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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向周恩来通报情况成为会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诸如：苏联近年来以令人警惕的速度发展核武器，为保持核均衡，美国决不能在核竞赛中落后，否则美国为北约国家提供的保护将一钱不值；将派遣基辛格专程到北京通报是年6月尼克松赴莫斯科与苏方签署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情况；等等。周恩来则以中国情报回告尼克松：发现当美国军舰驶向印度洋时，苏联也非常迅速地把核潜艇从海参崴派往印度洋，而且一旦他们决定采取行动，其动作就非常快。他们甚至首次跨越可以看作日本北海道和本州之间的内海的轻津海峡，致使日本极为紧张和不满。尼克松称赞说：“你们的情报非常不错”。[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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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关于裁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尤为关心的是苏联的裁军建议对中国有何影响。1971年10月22日，他专门就苏联不久前在联大提出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一事询问基辛格，该项建议是否包括像中国这样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周认为苏方的提议是针对中国的核裁军立场而来的，并希望得知基辛格对此的看法。基辛格答曰，由于难以在情况不同、邻国不同的条件下对军事需求做比较，因此该建议实际操作困难，意义不大。[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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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关于影响中国利益的问题。基辛格承诺说，如果美方能够找到可行的途径，将会尽力与中方商讨由别的大国提出的可能影响中国利益的任何建议，而美方将会非常认真地考虑中方的看法。[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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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苏联在中苏边界的军力部署情况。尼克松曾向周恩来通报苏军在中苏边界的部署情况，说美方有非常可靠的情报，苏联在苏中边境部署的军事力量要比对抗西欧联盟所部署的多。对此，如总理已经知道的，我已经要求基辛格博士为总理所指定有必要知道的中方人士提供一个涉及非常机密的情报简报，其中包含我们认为完全可信的关于苏联针对中国所部署的军队的位置和核武器部署情况。[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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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苏联对美中关系的反应。根据基辛格的介绍，葛罗米柯在中东的时候曾与他谈论美中关系，葛罗米柯虽然表示苏联不会反对美中之间关系的改善，但是反对美国同中国勾结。这件事情任何人都不知道。[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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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中苏边界谈判问题。周恩来曾向基辛格了解苏联是否向美方提到中苏之间正在进行的边界谈判，苏方是否提到任何有关领土要求的事情？基辛格回答说：他们非常模糊地提到领土要求。我拒绝同他讨论领土要求问题。[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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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中美双方实际在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后，即已就交换与苏联有关的情报问题达成了共识和默契，其后双方迅速予以落实这一合作意向，开辟联络渠道，率先在情报信息领域开始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些情报有不少属于核心机密，[117]反映了中美两国通过高层会谈和峰会所建立起来的信任程度已达到一定的水平，预示了双方能够开始进行深度合作的前景。这些具体情节，大大充实了中美在上海公报中所声明的，主旨在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立场[118]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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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会谈，中美双方不仅摸清了各自对苏联威胁的认识，明确了在反对苏联的霸权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事实上还通过讨论印巴冲突时达成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一致意见，迈出了联合起来间接对抗印度背后的苏联的第一步。美国方面由此基本消除了对中国的猜疑和担心。中国方面则从基辛格关于美国不要求中国停止援助越南、在军控问题上不会迫于压力提出反对中国的方案，以及准备不断向中国通报关于核问题等情况的承诺，增强了坚持援越抗美与寻求中美和解同时进行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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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初，南亚次大陆局势动荡不安，苏联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渗透，试图向印度洋拓展势力。1970年末，以拉赫曼为首的人民同盟在东巴基斯坦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东巴要求独立的呼声空前高涨，印度乘机插手，东巴局势失控，大批难民涌入印度。在苏联的支持和策动下，印度借口东巴动乱威胁印度安全，于翌年11月出兵东巴，将巴基斯坦肢解。[119]苏联在这一地区咄咄逼人的攻势，使为越战所累的美国陷入被动之中。由此，在美国方面看来，正在进行的美中高层接触，应该在整个世界的大框架中探讨问题，当双方把目光投向次大陆时，不能只讨论像南亚、印度这样的地区危机，而不考虑苏联对该地区的政策。印度本身对中国不是个威胁，但一个由苏联支持的印度对中国却是一个即时的威胁。假如印度的北部邻居苏联支持印度，中国旨在对付印度的军事行动将会受到严重挑战。当美国为了袒护巴基斯坦而对印度采取强硬态度时，不只是对印度发出信号，同时也是对苏联发出警告。[120]这样，双方对于南亚问题的应对同苏联问题紧密相连，中美之间在印巴冲突危机的处理上，达成了维护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及其背后的苏联的共识及合作，迈出了联合抗衡苏联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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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巴基斯坦是中美接近、实现关系缓和的一条重要渠道，中美两国一直都与叶海亚·汗总统保持着良好关系。中国不仅援助武器装备，而且还培训巴的军队。美国则更多是给巴以经济援助。中美双方都表示要感谢叶海亚在中美接触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不能过河拆桥。所以，实际在印巴战争之前，中美两国已经在同时支持和援助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和苏联。到1971年7月、10月和1972年2月周恩来与基辛格、尼克松会谈时，中美双方进一步就南亚局势达成一致，确立联手合作意向，开始具体商讨共同行动的步骤。[121]第一，确定了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反对使用武力解决东巴问题，反对印度在东巴的军事行动，反对印度侵略的共同立场。[122]第二，确定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撤回到本国境内后，再考虑承认孟加拉国，以及美方一旦做出承认的决定，即于实施前向中方通报的共同立场。第三，商定美方根据印度撤军情况决定承认孟加拉国的时间，并通过已建立.的巴黎渠道，通报中方关于承认的时间安排。周恩来表示不介意尼克松说中美行动相似，表明中方同意在承认孟加拉问题上与美国采取共同行动。只是中方解释说，中国将会晚一点承认孟加拉国，原因在于联合国尚未就中印克什米尔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另外，伊斯兰国家都还没有承认孟加拉国，中国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