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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3，1972，2-6p.m.，Box 8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October 22，1971，4：15-8：28p.m.，Box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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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ly 10，1971，12：10-6p.m.，Box 103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ly 11，1971，10：35-11：55a.m.，Box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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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以上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3，1972，2-6p.m.，Box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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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Memorandum，July 16，1971，National Archiv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NSC Files，Box 1036/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2，1972，2：10-6p.m.，Box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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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NSDM 204，Henry Kissi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Defense，Commerce Memorandum，February 6，1973，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此份档案1994年5月解密，但其中一些涉及武器装备的内容，如飞机型号、装备的技术标准或水平等，均予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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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Memorandum For Dr. Kissinger From Phil Odeen，June 8，1973，NSSM 169，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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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与大平正芳谈话记录，1974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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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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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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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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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12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211～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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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Елизавем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с.113-115.但中方材料则说，柯西金在会谈中同意了这个概念。见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242页。另外，柴成文在《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边界谈判》一文中介绍说：经对此概念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47页）不过，如前所述，这个问题实际在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时就已经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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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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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人民日报》1969年10月9日；Далшев П. В чем ж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уть затруднений н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ах？//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81，№10，с.77-82；李汇川：《中苏边界谈判的症结何在？》，《国际问题研究》1981年第1期，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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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5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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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2000年9月29日沈志华、张玥等采访王荩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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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Дальнев П. В чем ж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уть затруднений，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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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4篇 走向“正常化”（1979～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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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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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正常化完全不同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后者是双方是否承认对方政府为国家的代表并建立外交关系。中苏两国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没有中断过。所谓的“正常化”主要是为两国关系维持常态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在从同盟到对抗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种处于中间的稳定状态。这种状态是否和如何最终形成并固定下来，取决于中苏双方对两国关系准则的探索和共识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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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化作为一个过程，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至为关键的因素有三个，即中苏关系的历史结构、中苏两国的国内政治以及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结构，从中可以大致梳理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发展脉络和归宿。要分析和理解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起因、动力、背景和主要特征，就必须完整地理解中苏关系的历史结构、两国的国内政局和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这种复杂的结构导致中苏关系正常化同时也是双方在全球和地区等层次进行战略博弈的过程，其结果不仅仅是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而且对全球和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产生了深远的、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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