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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些简介资料透露了中方的准备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8月间谈判方针出现了重大的变化。6月24日，中国政府任命驻苏大使王幼平为谈判代表团团长。随后组建了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办公室，并组成政府代表团。代表团需要完成的文件包括《关于两国关系的协议草案》、《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协定草案》、《关于两国事务来往的有关设想和意见》以及谈判方案等。此前外交部门的讨论和代表团的工作情况表明，外交部门是按照争取确定国家关系准则和达成协议的初衷进行准备的。8月间，外交部上报《关于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方案的请示》。目前还不清楚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邓小平的批示是“以在政治局讨论为好”。[35]显然，邓小平对外交部的谈判方案是不满意的，至少也是认为报告的内容还需要认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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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苏谈判问题，主要领导人均出席。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邓小平做主旨发言。根据参会人回忆，邓小平在发言中提出，中方谈判的核心目标是解除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即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同苏联改善关系。具体原则是要求苏联从蒙古撤军和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中苏双方都承诺：不在对方邻国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不利用邻国威胁对方。谈判策略则是不急于求成，如何把握灵活性的尺度视谈判进展的具体情况而定。[36]现在还无法了解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但是根据邓小平的政治地位和后来中国政策的发展可以基本断定，邓小平的谈话表明中国决策层决定将谈判方针从确定国家关系准则和签署协议转向消除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它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决心继续贯彻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政策。这一转变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成为后来中国指导并控制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进程的战略方针，因此需要分析它产生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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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国外交部门显然试图通过中止中苏条约的时机，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并争取取得成果。中国决策层对展开中苏国家关系谈判也是支持的，因为他们同样认为缓和与改善中苏关系符合中国国家战略转变的需要。但是他们最终的决定是以消除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为首要条件，以及在美中苏战略三角中避免因为中苏过快接近而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他们相信，毕竟是中美战略合作关系才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战略利益，包括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他们认为苏联不仅在威胁中国，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也还不能为中国提供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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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重视的是，8月27日上午，邓小平同美国副总统蒙代尔会谈；28日下午，邓小平同蒙代尔签署了未来两年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水力发电和有关水资源利用的协议，他对此协议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会有更积极的前景。[38]中美关系的这一进展很有可能直接影响到邓小平对中苏关系的思考，以及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中苏副外长级谈判开始前，邓小平通过同尼克松的会谈，向美国公开了中国指导谈判的原则。他告诉后者，中苏谈判的前提是消除中苏关系的障碍，即“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不只是中苏边界问题。苏联在中苏边界摆了一百万军队，这对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他还介绍了中方将在谈判中提出的具体要求。[39]邓小平这样做的原因显然包括不希望中苏谈判给中美战略合作带来消极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对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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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其中的一段谈话非常能说明中国领导人此时此刻对中国外交的战略性思考。他说：“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个战略“对于打破苏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40]在这种战略认识指导下处理中苏关系，必定有其特点和限度。邓小平要求苏联首先消除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也可以在毛泽东后期处理中苏关系的思路中找到线索。毛泽东在1973年12月21日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就说过，苏联要改善中苏关系，首要的条件就是要从中苏边界地区撤军，“撤到赫鲁晓夫时候那样”。当时邓小平在被打倒后刚被平反和被任命为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这次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还进一步要求苏联承认从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如果说这个阶段中国对苏政策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在考虑国家关系时有意放弃意识形态争论是最主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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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副外长级谈判从10月17日开始正式在莫斯科举行。苏方按照原定计划，首先提出苏中《相互关系原则的宣言》的草案，并要求进行讨论。中方则提出《关于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建议》，要求苏方首先应消除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包括将苏联在中国毗邻地区的军事力量减少到1964年以前的水平；撤走在蒙古的驻军和军事设施；停止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此外还应先解决边界问题，以及扩大经贸交流等。中方代表的观点是，过去虽然存在中苏同盟条约，却未能阻止中苏之间发生冲突和苏联威胁中国的安全，因此苏联有必要首先采取实际行动消除对中国的威胁，从而证明签订新的协议是有意义的事情。苏方则提出，苏联并没有威胁中国的意图，以及中苏谈判不应超出双边关系的范围，不能涉及第三方，意即不能涉及苏联在蒙古驻军和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双方谈判立场的巨大差距表明，此时并不具备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基本条件。在随后的谈判中，双方各执己见，经过六次正式会谈也未能取得任何共识。12月3日，在第六次正式会谈结束后，双方同意1980年春在北京举行新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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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2月27日，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31日，中国副外长张海峰约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并推迟两国副外长会谈。1980年1月20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正式宣布，苏联入侵中国的邻国阿富汗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设置了新的障碍，不宜继续中苏谈判。[41]中苏国家间谈判就此中断。但是无论如何，这次谈判的气氛比较缓和，实际上极大地缓解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它表明双方如果有意愿，是可以就国家关系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而且实际情况也是在这次谈判之后，两国开始了双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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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1956年11月1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21～24期，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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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里沙特·沙拉福特吉诺维奇·库达舍夫：《回忆中苏关系》，《当代世界》1998年第7期，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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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0～321页；另见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35页。王泰平主编的另一部书的有关部分中没有写这句话。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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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里沙特·沙拉福特吉诺维奇·库达舍夫：《回忆中苏关系》，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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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2～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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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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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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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阅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36、240～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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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阅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54～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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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这一点，李丹慧有不同的解释，见《政治斗士与敌手：196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一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二）》，《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46～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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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06、708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913～921页；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20～921、923-924，931～9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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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1971年3月30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7集，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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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阅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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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2年3月20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8集，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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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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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1971年3月30日，第14页；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2年3月20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8集，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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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考资料》1976年9月16日（下），第4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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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勃列日涅夫：《在招待保加利亚党政代表团的宴会上的讲话》，1977年5月30日，《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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