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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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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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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议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79年4月3日，《我国对外关系文件选编·1979》，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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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考资料》1979年4月5日（下），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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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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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转引自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42～9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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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马叙生：《结盟和对抗都不好——80年代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2000年第12期，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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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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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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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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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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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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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邓小平在美国副总统蒙代尔举行的告别宴会上的讲话》，1979年8月28日，《我国对外关系文件选编》，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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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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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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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人民日报》1980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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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二章 开启“正常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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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中苏关系举行的两国副外长级谈判陷入停顿后，中苏之间交往的大门却在逐步开启，两国间各层级的人员交往在增加，双方一些事务性谈判取得了圆满的结果，这些为不久后出现历史机遇时，双方能够做出合理判断并采取行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塔什干的一次授勋大会上阐述苏联对亚洲政策时，其中有关对华政策部分被认为是苏联改善对华关系的最积极的表态。中国领导人则在夏季决定，争取有条件地大幅改善中苏关系，决心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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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中苏副部长级特使的政治磋商开始在北京举行，第一轮持续到21日，其间共举行了六次会谈。这轮会谈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因为双方在这一轮会谈中分别清楚地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原则，同时也表明尽管存在严重的分歧，但都希望保持这个谈判平台，作为推动正常化进程的正式渠道。双方在政治磋商过程中的言行反映出中苏在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原则区别。中方是站在国家战略的层次上，坚决地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作为谋求战略利益的过程，务必要达成获得既定战略利益的目标，即逐步地根本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中苏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只能建立在双方拥有基本的战略互信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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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方则是希望通过谈判缓和与改善双边关系，从而缓解在亚洲方向面临的压力，因此并不希望对已经获得的战略地位做根本性调整，不想减轻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它很可能只要双边关系有所改善即可。苏方对正常化的定义很可能就是双方谈出一个作为双边关系基础的准则，然后签署一个有关这个准则的外交文件。双方的这种分歧在政治磋商中充分展现，并使谈判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到1988年6月止双方共进行了12轮谈判，是典型的马拉松式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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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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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中苏副外长级谈判陷入停顿，但是中苏之间交往的大门逐步开启，两国间各层级的人员交往开始增加，如著名汉学家、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齐赫文斯基和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等，都曾访问北京，同中国有关研究机构和部门进行交流。另外，苏联科学院一些学者还访问了中国东北地区。中方也做出了类似的安排。苏联外交部有关部门同中国驻莫斯科使馆的来往也在增加。这些交流对双方加深了解和制定政策是大有裨益的。至少可以肯定，在中国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和高校全面恢复“文革”时期被摧毁的苏联问题研究的时刻，双方这些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实际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为不久后出现历史机遇时，双方能够做出合理判断并采取行动，做了有益的准备。此外，中苏之间的事务性谈判都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到1982年2～3月间，敏感的国际舆论界普遍注意到，中苏之间的交往明显增加，双方都在为改善双边关系进行试探，而且苏联方面更积极和主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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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塔什干的一次授勋大会上阐述苏联对亚洲政策时，主要谈到对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政策，其中有关对华政策的部分被当时的国际舆论认为是苏联改善中苏关系的最积极的表态。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有关苏联方面有意通过调整对华政策来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并非空穴来风。这里有必要全文照录中国内部发行的《参考资料》刊登的原文，因为这最有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最早看到的文本，中苏双方的互动应该是以这个文本为根据开始的。勃列日涅夫讲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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