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75009
1702875010
上述安德罗波夫谈话包括了两部分内容。除了关于美苏削减在欧洲地区部署的中程导弹谈判问题外，他还专门谈到中苏关系，认为中苏关系“出现了某种积极的趋势”，而且双方在“进一步扩大贸易、安排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在文化、体育联系以及其他联系方面还可以做许多事情”。关于三大障碍问题，安德罗波夫说：“在对待某些国际问题上，对同某些国家的关系的态度上，我们同中国之间还有不小的分歧。但是，我们坚定地认为苏中关系的安排不应当给第三国带来损害。”[15]
1702875011
1702875012
《人民日报》8月28日摘要转载了安德罗波夫的谈话，这是一个非常的举动，表明中方对安德罗波夫谈话的重视。但是其中没有转载安德罗波夫谈话涉及三大障碍的部分，只是将其概括为：“安德罗波夫在谈话中对中苏关系中存在的障碍只字未提，却仍然坚持所谓的在确定中苏关系时应‘不损害第三国’的立场”。[16]邓小平在27日会见美国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时，对安德罗波夫的这部分谈话几乎持完全否定态度，他说安德罗波夫说中苏谈判不涉及“第三国”这一句，就是“拒绝了中苏谈判的基础”。[17]
1702875013
1702875014
不过中国领导人很快释放出了不同的信息。9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在欢迎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宴会上发表讲话，肯定安德罗波夫的讲话是“表示希望改善中苏关系，这是值得欢迎的”。他同时指出“正常化道路上还存在一些障碍”。[18]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公开地回应安德罗波夫的谈话，塔斯社和苏联各大报均报道了李先念的这一讲话内容。中方的这一正式表态很可能是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即将访华释放的信息。
1702875015
1702875016
贾丕才于9月8～16日访华，公开的理由是为即将开始的中苏第三轮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做准备，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首次邀请苏联副外长正式访华，尽管贾丕才本人已经以其他各种身份多次访华。从贾丕才在北京的活动和离华时发表的言论看，他访华的目的是代表安德罗波夫政府探讨推动中苏政治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而不仅限于第三次副外长级政治磋商。目前还不能获知贾丕才访华双方会谈的详情，但从公开的信息中可以看出一些变化。例如，中国外交部说，贾丕才访华将谈双方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参考资料》在这期间刊登了长篇综合报道，称苏联对新疆地区广播中的反华内容大大减少，并有不少对中国情况的“客观”报道。[19]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期间，中方未在苏联战斗机击落韩国客机一事上采取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致的立场。贾丕才在离华时发表谈话说，会谈是务实的，“中苏两国的关系还存在着障碍，这是不能回避的”。[20]显然，这次访问至少是增加了双方对对方改善中苏关系意愿的信心。例如，邓小平在9月24日同金日成谈话时，对他一个月前对上述安德罗波夫谈话的评价做了重大修正。他说安德罗波夫对三大障碍涉及“第三国”的表述已经有变化，即从“不要涉及第三国”改为“不要损害第三国的利益”。[21]
1702875017
1702875018
苏联对华政策的这些微妙变化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反映了苏联新领导人面对日益被动的战略处境，有意尝试改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对外政策。如前所述，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苏联推行扩张性的对外政策已经走到尽头，确实难以为继了。美国则正相反，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经济全面回升，军备不断加强，处境获得很大的改善。1983年3月23日，里根向美国公众作题为《和平和国家安全》的电视演讲，提出了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太空的所谓“战略防御计划”，从而向苏联发起了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攻势。6月15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经里根批准，在参院外交委员会全面阐述了里根政府的对苏联政策，其核心就是要用各种方式重新确立对苏联的战略优势。[22]里根政府随后开始在各个领域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其中最突出的是宣布如果苏联不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问题的谈判中做出让步，美国将于当年底开始在西欧部署陆基巡航导弹。安德罗波夫政府曾经提出所谓的“同等裁减建议”，即苏联把部署在欧洲的SS-20型中程导弹减少到162枚，结果被里根政府拒绝。11月14日，美国开始在英国部署第一批陆基巡航导弹。23日，苏联宣布退出谈判。美国随即开始在西欧大规模增加部署陆基巡航导弹，对苏联来说尤为严重的是美国的主要盟国对里根政府的政策表达了几乎是一致的支持。
1702875019
1702875020
里根政府的行动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欧洲，几乎摧毁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推行欧洲缓和政策所取得的那些进展。加之苏联推行过度的扩张政策，造成它在国际社会中处境孤立。面对这种局面，安德罗波夫政府试图在一些领域做出妥协来改善苏联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其中包括改善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以及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苏联在军事安全领域开始有所松动，对中方做出上述和解的表示，是苏联调整对华政策的一种反映。
1702875021
1702875022
勃列日涅夫逝世后，两国政治交往的层级不断升高，这种变化反映了两国关系改善的程度。在勃列日涅夫葬礼期间，中苏举行外长级正式会谈之后，中苏开始酝酿更高层级别的交往，具体考虑是中方邀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但此次访问尚未成行，苏联国内政局因为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逝世而出现新的变化。中方此次较早获悉安德罗波夫病重的消息，并很快在安德罗波夫逝世期间采取重要的外交行动，派遣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前往莫斯科参加安德罗波夫的葬礼。这一决定已经再次升高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层级。
1702875023
1702875024
万里参加葬礼期间，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举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这是二十年来两国举行的第一次副总理级的会谈。这期间，苏联新领导人契尔年科明确表达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苏方曾经通过中国驻苏联使馆询问万里，是否有意同契尔年科会晤。在代表团起程前，邓小平曾指示不要主动要求同苏联新领导人会谈，如苏方提出这类建议，可应邀参加并听取意见。同黄华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时中国领导人的积极态度相比，这次的决定显得比较谨慎。
1702875025
1702875026
根据中方代表团成员回忆，在苏方提出上述建议后，万里回复说中方的态度是“客随主便”。苏方对这句“客随主便”的理解是，中方无意同契尔年科会面，因而未做进一步安排。[23]如果回忆的情况属实，那么可以说中苏更高层级的交往本来是有可能提前一年多时间的。之所以未能如此，原因则在于中方的决策和执行中的判断和尺度掌握，这种相对慎重的决定一方面可能是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情况不甚了解，后者曾经参与处理过欧洲事务，从未访问过亚洲国家，中国领导人同他没有什么交往，并认为他比较平庸且身体欠佳，“属过渡性人物，不可能有大的作为”。[24]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中苏正常化进程的看法。中国总理一个月前刚刚访问美国，中美正在就里根总统4月访华进行磋商和安排，这种情况下适当控制中苏关系升温的速度，是有理由的选择。当然这些都需要依据更多公开的历史文献才能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找到答案。
1702875027
1702875028
1702875029
1702875030
1702875031
1984年12月陈云在中南海会见阿尔希波夫
1702875032
1702875033
1984年12月21～2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从现有的资料看，阿尔希波夫访华是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开始策划的，而且可能是苏方主动提出的。根据阎明复回忆，阿尔希波夫本人曾经告诉他，苏联方面最初提出，阿尔希波夫以苏联驻华使馆客人的名义访华，征询中方是否同意接待。中国外交部的答复是，希望阿尔希波夫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而不是苏联驻华使馆的客人访华。[25]中方邀请阿尔希波夫的决策过程尚无法完全了解，最终发出正式邀请是万里在莫斯科期间。当时阿尔希波夫多次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向中方表达他希望访问中国的强烈意愿。万里则是在同阿尔希波夫会谈时，正式提出邀请阿尔希波夫访华的。[26]实际上，万里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的安排为苏联新领导人上台后继续推动阿尔希波夫访华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毕竟是中国副总理首先踏上了苏联的国土。
1702875034
1702875035
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同中国很多资深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对改善中苏之间的气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双方并未就消除三大障碍问题取得任何共识，但是同意共同推动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向前发展。12月28日，中苏双方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建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等三个重要文件，并同意进一步谈判签署长期经济贸易协定。阿尔希波夫访华本身就表明两国政治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三个协定的签订则为恢复中苏之间的经济贸易与技术合作奠定了基础。
1702875036
1702875037
1984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和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举行了正式会晤。有间接的资料说明，中苏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正式会晤就是安德罗波夫提出的建议。[27]当时是吴学谦首先去苏联代表团驻地访问葛罗米柯，然后葛罗米柯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回访。双方会晤大致是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毕竟开始了两国外长在第三地正式会晤的进程。从这次会见后，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会晤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交往机制。后来的发展证明，在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这个机制对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
1702875038
1702875039
从1983年开始，中国同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的关系走上改善和发展的轨道。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政治交往的级别越来越高。中国同这些国家议会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也得到恢复和加强。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86年，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和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相继访华，使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已经形成了全面改善的局面。这些变化固然首先是由于中国和这些东欧国家共同做出了积极努力，不过，由于这些东欧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苏联的盟友，苏联同这些国家保持着紧密的同盟关系，苏联这个时期开始逐步放松对这些国家改善对华关系的控制，也是这些东欧国家改变对华政策和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原因。很有可能的是，苏联甚至希望利用这些东欧国家改善对华关系来影响中国的对苏政策。[28]
1702875040
1702875041
第三节 恢复经贸科技文化合作
1702875042
1702875043
1982年夏季以后中苏政治关系的进展虽然缓慢，但还是为两国关系的缓和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气氛。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入落实，同苏联发展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内在需求。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中苏在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
1702875044
1702875045
1983年中苏第二轮副外长级政治磋商期间，双方达成协议，恢复互派留学生，并于当年秋季互派了10名留学生、研究生到对方大学学习。[29]这多少有些象征意义，但大门毕竟就这样打开了。此后双方互派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两国各有14所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
1702875046
1702875047
1984年12月阿尔希波夫访华后，由于双方签署了三个重要协议，中国国务院所属的几十个部委和一些省市分别同苏联的相应机构建立了联系，双方开始通过这些渠道进行科技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两国的各类机构如工、青、妇和其他民间团体也按照协议展开交流，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1985年7月，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访问苏联，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1986～1990年换货和支付协定，以及在中国建设、改建工业和其他一些项目的合作协定。1986年3月，阿尔希波夫再次访华，进一步推动和落实两国在经济、贸易和科技等方面的合作。
1702875048
1702875049
两国经贸关系有明显的恢复和增长。据统计，1982年两国的贸易额为6亿瑞士法郎。从1983年起，中苏的经济贸易关系明显开始加强，贸易关系回升也比较快，到198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了46亿瑞士法郎。[30]1986年3月，阿尔希波夫第二次访华，参加中苏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双方在这次会议中签署了《中苏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另外阿尔希波夫在访问期间还同中方签订了《中苏两国关于互相派遣工程技术人员条件的议定书》。这些协定的签署促进了中苏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1702875050
1702875051
中苏经贸关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东北地区同苏联东部边疆地区之间的地方贸易的恢复与发展。1982年10月，中苏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开始时，双方就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就边境贸易问题举行过会谈。从1983年开始，中苏边境地区的贸易开始迅速地发展。4月10日，中国边疆省份如内蒙古自治区就与苏联的毗邻地区签订了两个有关恢复两国边境地区贸易的协定。当年中苏在中亚毗邻地区开放了两个边境口岸，以利于边境贸易和人员往来。根据中方的统计，1988年中苏边境贸易的总额达到8亿瑞士法郎，约占两国贸易总额的1/8。
1702875052
1702875053
随着中苏关系的缓和与改善，以及东北边疆地区落实改革开放政策必然导致的打开中苏边境贸易的强烈要求，促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明确地表示支持发展中苏边境贸易。胡耀邦在1984年8月到黑河考察时说，在中苏边境地区的往来不必等待两国政治谈判的结果，黑河要同深圳在对外开放方面“比翼齐飞”。[31]在苏联也有相同的情况发生。苏联远东地区的地方领导人积极主张发展同中国的边境贸易，认为这有利于解决苏联远东地区的物资紧缺问题。[32]中苏边境地区的经贸发展对两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和中苏政治关系总体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1702875054
1702875055
总体上看，1983年以后中苏两国的政治关系在缓慢改善，例如两国的高层互访达到了副总理层级，形成了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举行正式会晤的机制，等等。但在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的交流及人员往来等，都获得了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在经贸领域，双方关系的发展势头强劲，政治与战略安全领域的僵局不仅没能阻碍经贸领域合作的发展，倒是经贸领域持续加强的合作凸显了政治关系的滞后和这种滞后的不合理性，并在实际上为解决两国间的政治难题创造了条件。其实随着中苏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的改善和发展，“中苏关系正常化”越来越像一个人为制造的假命题，越来越凸显了它是为解决中苏关系中一些战略问题而设定的目标，而客观地看中苏关系发展的进程，“正常化”作为政治问题很有可能被逐步边缘化。
1702875056
1702875057
[1] 《亲历与见闻一黄华回忆录》，第360页。
1702875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