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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参加葬礼期间，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举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这是二十年来两国举行的第一次副总理级的会谈。这期间，苏联新领导人契尔年科明确表达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苏方曾经通过中国驻苏联使馆询问万里，是否有意同契尔年科会晤。在代表团起程前，邓小平曾指示不要主动要求同苏联新领导人会谈，如苏方提出这类建议，可应邀参加并听取意见。同黄华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时中国领导人的积极态度相比，这次的决定显得比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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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方代表团成员回忆，在苏方提出上述建议后，万里回复说中方的态度是“客随主便”。苏方对这句“客随主便”的理解是，中方无意同契尔年科会面，因而未做进一步安排。[23]如果回忆的情况属实，那么可以说中苏更高层级的交往本来是有可能提前一年多时间的。之所以未能如此，原因则在于中方的决策和执行中的判断和尺度掌握，这种相对慎重的决定一方面可能是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情况不甚了解，后者曾经参与处理过欧洲事务，从未访问过亚洲国家，中国领导人同他没有什么交往，并认为他比较平庸且身体欠佳，“属过渡性人物，不可能有大的作为”。[24]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中苏正常化进程的看法。中国总理一个月前刚刚访问美国，中美正在就里根总统4月访华进行磋商和安排，这种情况下适当控制中苏关系升温的速度，是有理由的选择。当然这些都需要依据更多公开的历史文献才能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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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陈云在中南海会见阿尔希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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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21～2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从现有的资料看，阿尔希波夫访华是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开始策划的，而且可能是苏方主动提出的。根据阎明复回忆，阿尔希波夫本人曾经告诉他，苏联方面最初提出，阿尔希波夫以苏联驻华使馆客人的名义访华，征询中方是否同意接待。中国外交部的答复是，希望阿尔希波夫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而不是苏联驻华使馆的客人访华。[25]中方邀请阿尔希波夫的决策过程尚无法完全了解，最终发出正式邀请是万里在莫斯科期间。当时阿尔希波夫多次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向中方表达他希望访问中国的强烈意愿。万里则是在同阿尔希波夫会谈时，正式提出邀请阿尔希波夫访华的。[26]实际上，万里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的安排为苏联新领导人上台后继续推动阿尔希波夫访华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毕竟是中国副总理首先踏上了苏联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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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同中国很多资深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对改善中苏之间的气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双方并未就消除三大障碍问题取得任何共识，但是同意共同推动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向前发展。12月28日，中苏双方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建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等三个重要文件，并同意进一步谈判签署长期经济贸易协定。阿尔希波夫访华本身就表明两国政治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三个协定的签订则为恢复中苏之间的经济贸易与技术合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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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和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举行了正式会晤。有间接的资料说明，中苏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正式会晤就是安德罗波夫提出的建议。[27]当时是吴学谦首先去苏联代表团驻地访问葛罗米柯，然后葛罗米柯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回访。双方会晤大致是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毕竟开始了两国外长在第三地正式会晤的进程。从这次会见后，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会晤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交往机制。后来的发展证明，在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这个机制对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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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3年开始，中国同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的关系走上改善和发展的轨道。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政治交往的级别越来越高。中国同这些国家议会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也得到恢复和加强。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86年，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和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相继访华，使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已经形成了全面改善的局面。这些变化固然首先是由于中国和这些东欧国家共同做出了积极努力，不过，由于这些东欧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苏联的盟友，苏联同这些国家保持着紧密的同盟关系，苏联这个时期开始逐步放松对这些国家改善对华关系的控制，也是这些东欧国家改变对华政策和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原因。很有可能的是，苏联甚至希望利用这些东欧国家改善对华关系来影响中国的对苏政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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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恢复经贸科技文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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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夏季以后中苏政治关系的进展虽然缓慢，但还是为两国关系的缓和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气氛。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入落实，同苏联发展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内在需求。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中苏在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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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中苏第二轮副外长级政治磋商期间，双方达成协议，恢复互派留学生，并于当年秋季互派了10名留学生、研究生到对方大学学习。[29]这多少有些象征意义，但大门毕竟就这样打开了。此后双方互派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两国各有14所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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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阿尔希波夫访华后，由于双方签署了三个重要协议，中国国务院所属的几十个部委和一些省市分别同苏联的相应机构建立了联系，双方开始通过这些渠道进行科技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两国的各类机构如工、青、妇和其他民间团体也按照协议展开交流，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1985年7月，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访问苏联，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1986～1990年换货和支付协定，以及在中国建设、改建工业和其他一些项目的合作协定。1986年3月，阿尔希波夫再次访华，进一步推动和落实两国在经济、贸易和科技等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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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经贸关系有明显的恢复和增长。据统计，1982年两国的贸易额为6亿瑞士法郎。从1983年起，中苏的经济贸易关系明显开始加强，贸易关系回升也比较快，到198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了46亿瑞士法郎。[30]1986年3月，阿尔希波夫第二次访华，参加中苏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双方在这次会议中签署了《中苏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另外阿尔希波夫在访问期间还同中方签订了《中苏两国关于互相派遣工程技术人员条件的议定书》。这些协定的签署促进了中苏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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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经贸关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东北地区同苏联东部边疆地区之间的地方贸易的恢复与发展。1982年10月，中苏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开始时，双方就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就边境贸易问题举行过会谈。从1983年开始，中苏边境地区的贸易开始迅速地发展。4月10日，中国边疆省份如内蒙古自治区就与苏联的毗邻地区签订了两个有关恢复两国边境地区贸易的协定。当年中苏在中亚毗邻地区开放了两个边境口岸，以利于边境贸易和人员往来。根据中方的统计，1988年中苏边境贸易的总额达到8亿瑞士法郎，约占两国贸易总额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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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苏关系的缓和与改善，以及东北边疆地区落实改革开放政策必然导致的打开中苏边境贸易的强烈要求，促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明确地表示支持发展中苏边境贸易。胡耀邦在1984年8月到黑河考察时说，在中苏边境地区的往来不必等待两国政治谈判的结果，黑河要同深圳在对外开放方面“比翼齐飞”。[31]在苏联也有相同的情况发生。苏联远东地区的地方领导人积极主张发展同中国的边境贸易，认为这有利于解决苏联远东地区的物资紧缺问题。[32]中苏边境地区的经贸发展对两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和中苏政治关系总体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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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1983年以后中苏两国的政治关系在缓慢改善，例如两国的高层互访达到了副总理层级，形成了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举行正式会晤的机制，等等。但在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的交流及人员往来等，都获得了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在经贸领域，双方关系的发展势头强劲，政治与战略安全领域的僵局不仅没能阻碍经贸领域合作的发展，倒是经贸领域持续加强的合作凸显了政治关系的滞后和这种滞后的不合理性，并在实际上为解决两国间的政治难题创造了条件。其实随着中苏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的改善和发展，“中苏关系正常化”越来越像一个人为制造的假命题，越来越凸显了它是为解决中苏关系中一些战略问题而设定的目标，而客观地看中苏关系发展的进程，“正常化”作为政治问题很有可能被逐步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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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亲历与见闻一黄华回忆录》，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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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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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61～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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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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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民日报》198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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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63～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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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68～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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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钱其深：《外交十记》，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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