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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阅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下册，第879～8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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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汤世稼：《随万里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中苏关系杂忆》，《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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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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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阎明复：《忆阿老》，《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9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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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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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阅周晓沛《我看中苏关系近四十年变迁》，《百年潮》2007年第12期，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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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阅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5），第311～312页；王俊逸（Péter Vàtmos）《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中国与东中欧关系》，沈志华、李滨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第482～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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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考资料》1983年9月6日（上），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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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数字引自周晓沛《我看中苏关系近四十年变迁》，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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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第272 ～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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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阅魏丽莎（Elizabeth Wishnick）《1980年代早期苏联对中国政策延续和变化的压力》，沈志华、李滨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第507～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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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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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四章 走向“正常化”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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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关键性的一年，其标志是当年秋季中国领导人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做出重大的决定。首先，中国领导人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这凸显了中国领导人贯彻安定南疆战略的决心，以及他们对苏联威胁的认知趋向缓和。其次是邓小平将两国领导人高层互访作为正常化的标志。这些表明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中苏关系正常化政策的重点已经转向追求地缘政治的目标，具体地说就是明确地利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为根本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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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上台导致苏联内外政策出现巨大变化。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在涉及对外政策部分中的不少内容与中苏关系有关，这些内容回应了中国方面关切的几乎所有基本问题。其中反映苏联领导人思考中苏关系的深度和高度最为关键的一句是：“首先我们是邻国，我们之间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因此就决定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要‘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表达了对中苏关系带有根本性的认识。这是中苏关系正常化最基本的动力，也是中苏关系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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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高层在中苏关系问题上认知的逐步接近，最终导致双方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和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终于达成协议，从而清除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中最后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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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打破政治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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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关键性的一年，其标志是当年秋季中国领导人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做出重大的决定。从目前中国公布的一些间接的历史文献中可大致看出，邓小平有可能是在1985年春开始考虑有关问题的。是年4月18日，邓小平在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时提出，在消除三大障碍的问题上，苏联可以先做说服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条。他说：“苏联人比较容易做而无任何损失的是，让越南人从柬埔寨撤出去。”[1]从目前可以看到的直接或间接的历史文献中可知，这是他首次亲自表达苏联可以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如前所述，中方在副外长级政治磋商的首轮会谈中即提出这个建议，不过后来中方在两国不同层级的交往中，对这个问题曾有过一些不同表述。这表明最初提出该建议未必是最终的决定，或者未必有明确的战略优先考虑。包括邓小平本人在谈到三大障碍时，曾经将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地区大规模驻军放在首位，而且在谈到苏联消除三大障碍可以分几步走时，并没有提出确定的顺序。[2]此次邓小平本人亲自提出这一问题，表明中国领导人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在发生变化。当然，这些依据间接文献的分析都需要档案公布后才能最终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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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他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表示，苏联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能有重大的改善，并且认为，只要双方都愿意，这是完全可能的”。[3]中方很快就做出回应，派遣副总理李鹏前往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中国领导人在代表团行前已经决定，李鹏争取在适当场合会见戈尔巴乔夫。根据李鹏日记记载，3月12日晚，他在从机场到下榻旅店的途中，向前来迎接的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罗高寿表明，如能见到苏联领导人，他将有信息转达。值得一提的是，李鹏到莫斯科后，拒绝了当时也到莫斯科的美国副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舒尔茨的会谈约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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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下午，李鹏会见了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会谈中说，中苏关系改善不能只局限在经济，要谈政治，提高对话的级别。李鹏则表示中苏不可能成为盟友，但可以成为好邻居、好朋友。中方参加会谈的人回忆说，戈尔巴乔夫还说希望中苏关系能获得“重大改善”。根据李鹏日记的记载，双方此次会谈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共识。[4]客观地看，如果与其前任相比，戈尔巴乔夫此次谈话的内容并无特别之处，不过接见李鹏这一行动表明，他将继续遵循安德罗波夫时期的比较积极的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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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时间的顺序，前述邓小平4月与希思的谈话可以看作对戈尔巴乔夫表示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一个回应。不过，邓小平在发表这番谈话的前一天，还在同到访的比利时首相弗里德·马尔滕斯谈到苏联对欧洲的威胁。邓小平在与希思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消除三大障碍可以有先后，但都要消除，因为那样做“就是要解除对我们的威胁”。[5]中国领导人当时很有可能认为，苏联还没有改变扩张政策。可以说，在推动中国领导人调整对苏政策方面，苏联政局变化和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而且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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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终于迈出新的一步是在当年秋天。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请后者给苏联新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带口信，进一步提出在三大障碍中苏联只要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具有可信性的谅解，他本人或胡耀邦总书记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举行峰会。他说他甚至可以破例，到莫斯科去与戈尔巴乔夫会见。[6]邓小平的这个口信还显示了中国有关政策的两个重要变化，即将正常化进程与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直接挂钩；以及以中国最高领导人访苏作为对苏联协助解决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的回报，以增加促使苏联做出决定的压力，也可以说是增加对戈尔巴乔夫改变政策的诱惑力。在时隔三十年后实现中苏首脑峰会，对任何有欲望成为伟人的政治家来说都是值得向往的，对戈尔巴乔夫这样个性的人恐怕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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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一方面凸显了中国领导人贯彻安定南疆战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从逻辑上分析也表明，中国领导人这时已经基本确定，苏联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的军事力量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中国直接面临的安全威胁，至少他们不认为苏联有入侵中国的意图，所以他们不再视苏联威胁为中国的首要安全关切。这种看法何时开始成形值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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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贾丕才1983年9月访华期间，国际舆论便分析指出，贾丕才曾经向中方提出双方可谈判解决双方军队从边境地区各自后撤的问题。这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安德罗波夫在贾丕才访华前发表的有关谈话即提出，可以同中方谈判“共同制订和实施在苏中边界地区的信任措施”。[7]当时一些分析家也注意到，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在谈话中表示：“苏联在蒙古暂时驻军”并不是通向改善中苏关系之路上的障碍。[8]这被认为是苏联政策的一种反映，即蒙古并不反对苏联从中蒙边境地区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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