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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间中苏关系的最主要进展是双方于2月开始，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轮边界谈判。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谈话发表后，中方即决定同意恢复边界谈判。1986年8月13日，吴学谦在会见费多托夫时提议，双方恢复中断了九年的边界谈判。中苏两国外长9月在纽约联合国会议期间达成协议，1987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边界谈判。谈判如期举行，中方团长是副外长钱其琛，苏方团长是副外长罗高寿。苏联方面也表示对边界谈判持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当时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的贾丕才在苏联中央电视台上发表谈话，说中苏在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上存在分歧，现在若能解决边界问题将是“非常重要的”。[39]谈判开始后，气氛友善务实，双方都没有纠缠历史上的恩恩怨怨。通过这次谈判，双方达成重要共识：从东段开始解决问题；根据条约和国际法准则具体讨论边界走向；1964年边界谈判中工作小组达成的协议继续有效。此后边界谈判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大部分达成了协议，并就西段边界划界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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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柬埔寨问题上，苏联的政策在5月间显示出变化的迹象。首先是5月13日，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中苏第十轮政治磋商结束后发表谈话。他在重复戈尔巴乔夫关于将柬埔寨问题当作地区问题（而非双边问题）同中国一起讨论的同时，表示苏联“准备尽可能地协助解决柬埔寨局势问题”。他也说明苏联的条件是柬埔寨未来的政治安排中不能有红色高棉，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意愿。[41]在此前一天，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刚刚访问北京的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后者曾被中国领导人要求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5月23日，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回答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记者提问时，集中阐述了他的外交新思维。在这个大题目下，他首次将柬埔寨问题放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范围内加以论述，认为双方都应关心解决该问题，而且只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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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人的这些表态同中方存在明显的互动，戈尔巴乔夫的此番谈话有可能是对中方的回应。5月上旬，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访华。中国总理赵紫阳在7日会见他时，请他向戈尔巴乔夫转达口信：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是越南撤军，越军撤出后柬埔寨的内政由柬埔寨人自己解决，中国不支持任何一派单独掌权，希望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联合政府。[43]中国领导人在这里明确表态不支持红色高棉在越军撤出后控制柬埔寨，这是对苏联和国际社会的关切的积极回应。邓小平在会见日夫科夫时说，两党过去的恩怨“一风吹，一切向前看”。[44]5月11日，邓小平委托访问中国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向越南方面转达中方的建议，包括：（1）柬埔寨的内政和某个人犯的错误都不能成为侵柬的理由，越南必须首先从柬埔寨撤军，结束那里的战争；（2）越军撤出后，柬埔寨问题由柬四方协商解决；（3）中国支持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不希望红色高棉掌权；（4）只有解决了柬埔寨问题，中越关系才能正常化。[45]至此，中方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可能做出的妥协已经相当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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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中方互动外，苏联政策的变化也有更深刻的背景，它很可能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带动的结果。苏共二十七大以后，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地位日益巩固，他同时提出了以“新思维”命名的系统和明确的改革思想，其中包括对世界政治的新认识和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考。在“新思维”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开始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同时也开始对外交部进行人事调整，这个调整在1986年基本完成。作为苏联对外政策调整的反映，1987年美苏关系即出现缓和与持续的改善，包括美苏领导人互访在内的接连不断的峰会、美苏就中程导弹问题达成协议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中导条约、美苏等国达成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美苏在讨论地区冲突时也在讨论解决柬埔寨问题等。另一方面，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必然引起并加剧苏越关系中已有的矛盾，苏联媒体开始公开表达对越南的不满。8月上旬，《真理报》、《消息报》都刊登了批评越南没有有效利用苏联援助和苏越贸易中不佳状况的评论。[46]苏联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已经具有改变对柬埔寨问题政策的足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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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已经表明了苏联亚太政策的优先次序，即解决苏军撤出阿富汗要先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理由很简单，阿富汗问题对苏联的影响大大高于柬埔寨问题，也是苏联可以单独做出决定的问题。所以，苏联在柬埔寨问题上虽然不断表明态度，但真正采取实际行动则要迟缓得多。越南方面当时继续坚持将越南撤军同不允许红色高棉参加越南撤军后的柬埔寨政府挂钩。苏联在此问题上显然还无法或者还不愿意劝说越南做出让步。[47]11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土井多贺子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再次表示只要苏联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采取行动，他愿前往苏联任何地方会见戈尔巴乔夫。27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同中国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赞比亚领导人卡翁达时说，他注意到邓小平同土井多贺子的谈话，他本人期待在北京、莫斯科或任何地方同邓小平会见，但中方不应预设“先决条件”。[48]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回应中方举行中苏峰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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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8年4月苏、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达成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之后，苏联才开始采取实际行动。美国这时也表现出同中国积极配合的姿态，向苏联施加压力。5月24日，里根在前往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之前发表谈话，要求越南提出“迅速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而苏联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美国近年来一直在同苏联讨论此问题，这次还会继续讨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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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见越南外长阮基石时表示：“苏准备同有关各方一起为解决围绕柬埔寨形成的局势做出贡献。”[50]两天后越南方面宣布，于6月开始从柬埔寨撤出5万军队，剩下的军队将由金边政权指挥，并于1990年底前全部撤出。罗高寿第二天即发表讲话，将越南部分撤军的决定同即将举行的中苏第十二轮政治磋商联系起来，说柬埔寨问题“将在议程上处于明显的地位”。[51]5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称越南部分撤军是“重大的建设性的贡献”，苏联准备同所有相关国家一起寻求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建设性办法。[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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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钱其琛回忆，苏联方面当时公开表示，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为解决柬埔寨问题提供了榜样，外国军队应该撤出柬埔寨。很可能是因为苏联做出如此明确的表态，中方认为根本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在6月上旬的纽约联合国会议期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会见了中国外长钱其琛，主动提出希望双方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柬埔寨问题。[53]6月13～20日，第十二轮中苏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结束时宣布不再有新一轮政治磋商。经过十二轮谈判，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已经解决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中的大部分问题，这一机制的确已无存在必要，双方同意由专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副部长级磋商代替它，以利于清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后障碍。这一决定极有象征意义，它表明中苏之间只剩下这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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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联大会议期间，中方很可能也感受到有关各方不仅坚持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同时也坚决反对红色高棉在越军撤出后控制柬埔寨政权。7月1日，中国外交部就柬埔寨局势发表四点声明：“越南尽早从柬埔寨全部撤军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随着越南撤军，中方“赞成在西哈努克亲王主持下建立柬埔寨四方参加的临时联合政府”；“临时联合政府成立后，柬各派的军队应当冻结，不参与政治，不干预大选，让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和武力威胁的情况下，进行自由选举”；“对越南撤军、维持柬埔寨和平和进行自由选举都要有切实有效的国际监督”，中国“愿意同其它国家一道对柬埔寨的独立、中立和不结盟地位作出国际保证”。[54]7月2日，李鹏在担任总理后首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专门谈到中苏关系与柬埔寨问题，他重申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贯原则和一天前外交部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的立场。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苏外长能否会晤，取决于副外长级商谈的结果。[55]至此中方非常清楚地表明，不支持红色高棉在越南撤军后控制柬埔寨政府，也不会支持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参加柬埔寨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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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31日，中苏举行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第一轮副外长级会谈。从事后双方披露的情况看，会谈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中方表达出来的满意度低于苏方。9月1日，钱其琛会见罗高寿时说，双方“找到了一些共同点，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有分歧”。[56]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做了同样的表示。中方的这种表态可能是在继续施加压力，谈判取得的进展可能比公开宣示的要大些。2日，罗高寿发表谈话时说，苏方希望越南“明年撤出其全部军队，这样做肯定会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57]从罗高寿的谈话中可以大致推断，在越南撤军问题上，中苏的分歧包括越南全部撤军的时间表，即中方希望越南撤军早于1990年。根据李鹏日记记载，7月间越南方面已经向中方表示，越南撤军时间可早于1989年底开始。[58]苏方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有意愿采取更积极的行动。罗高寿第二天向越南第一副外长丁儒廉通报了中苏会谈的情况，他有可能向越方转达了中方在越南撤军时间上的立场以及苏联的态度。[59]当然，越南方面当时还没有接受的可能性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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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副外长级商谈达成的另一个共识是将柬埔寨问题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解决。[60]这一进展是有意义的，因为越南方面一直坚持将撤军同阻止红色高棉参加联合政府挂钩，并且苏联坚持越军撤出后只建立一个西哈努克领导的临时机构而非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使金边政权还能作为政府存在，同时保持排除红色高棉进入未来政府的机会。罗高寿的谈话表明，尽管中苏双方不大可能会就上述问题立刻达成一致，但将越南撤军与柬埔寨未来的内部问题分开解决，显然是有利于进一步寻找突破点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当时在此问题上已经或可能会轻易做出让步。例如在9月24日，越南国务委员会主席武志公访苏发表的联合公报称，越南撤军同消除红色高棉控制柬埔寨政权的威胁是“相互联系的关键问题”。[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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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表谈话。他在中苏关系部分表达了两个重要的内容。其一是苏联“愿意立即着手准备苏中最高级会晤”，前不久的中苏副外长级商谈扩大了双方对柬埔寨问题的相互了解；其二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希望中越之间直接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这“是对改善亚洲局势发挥重要的作用”。[62]这一谈话表明，苏联一方面希望加快实现中苏峰会的谈判进程，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推动中越直接谈判来打破僵局。此前苏联曾经一再表示希望中越关系正常化，此次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中越直接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是苏联政策的一项重要发展，它表明苏联的确在为摆脱柬埔寨问题上的困境寻找切实可行的办法。这可能是中方对戈尔巴乔夫谈话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原因之一。[63]戈尔巴乔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谈话发表不久，中方即同意接受邀请，派外长钱其琛访问莫斯科。苏外交部于28日发布了两国外长将进行互访的消息，而且是钱其琛首先访问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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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鹏日记记载，在10月9日召开的高层会议上，中方决定将越南撤军作为钱其琛访苏争取达成的目标，并决定如越南承诺1989年撤军，即可同意举行中苏首脑会晤。换句话说，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角度看，有关越南撤军后柬埔寨内部的政治问题，将不是中苏外长会谈的重点，甚至不是中苏首脑会谈的障碍了。11月8日，中方在高层会议上已经确定中苏首脑会晤的具体形式了。[64]12月1～3日，钱其琛访问莫斯科。根据他的回忆，这次访问的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65]这些变化表明，中方对中苏首脑会晤的态度越来越积极，到中苏外长会谈前已经大体定局了。至于这期间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中国领导人如何判断形势，以致他们表现出愿意加快中苏首脑会晤的进程，可能涉及更广泛的问题，这有待历史文献的进一步公开才能分析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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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2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与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举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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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中苏外长会谈有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关于中苏首脑会谈的安排。根据钱其琛回忆，戈尔巴乔夫在同钱其琛的会见中，主动表示希望到北京访问，钱其琛则当面转达了中方希望戈尔巴乔夫1989年访华的邀请。双方同意将峰会时间定在1989年上半年。在外长会谈中，双方还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达成一致。苏方按照戈尔巴乔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谈话的方针，再次建议中方直接同越南谈判，促使越南方面接受中苏达成的关于越南最迟于1989年底撤军的方案，以及加快政治解决的进程。[66]这表明苏联不希望继续因为柬埔寨问题而拖延中苏首脑会晤，不过它的确还需要顾及与越南的关系，而且实际上苏联也很难为越南做出最终的决定。此次外长会谈的结果是双方以《共同记录》的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包括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是1989年6月到12月底之间。[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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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方当事人回忆，中苏外长会谈结束不久，越南外交部于12月14日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说，越南第一副外长丁儒廉请中国驻越大使李世淳于15日上午10时前往越南外交部商谈两国关系问题。李世淳按照国内指示于15日访问越南外交部，丁儒廉面交了越南外长阮基石给钱其琛的一封信，信中提出1989年3月前在北京举行两国外长会晤。中方经研究于23日答复越方，建议越方在近期内派一位副外长到北京就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内部磋商。中越之间直接展开秘密谈判从此提上日程。[68]以上的分析表明，苏联极有可能是越南此次向中国提出直接谈判的幕后推手。中方的积极回应当然也同中苏外长会谈取得的进展和中苏建立的互信程度有关。中越直接会谈无疑有助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同时也缓解了苏联在柬埔寨问题上面临的中方压力。1989年1月6日，越南外交部宣布，越南军队至迟到是年9月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1月中旬，丁儒廉秘密访问北京。其间越方明确承诺，根据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协议，越军将于1989年9月底全部撤出柬埔寨，中方则表示接受这一时间表。[69]双方在政治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不过事实表明这对中苏首脑会晤已经没有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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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月2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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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北京。此次中苏外长会谈是为两国首脑会晤做进一步准备，包括确认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具体时间、未来双边关系的准则、就边界谈判和边界军事互信措施等交换意见，等等。2月4日，邓小平会见了谢瓦尔德纳泽，后者向邓小平面交戈尔巴乔夫的亲笔信。戈氏的亲笔信表达了苏方对促成峰会的渴望，信中说，中苏关系正处于实现正常化的“重要关头”，双方可以为解决分歧找到办法，等等。[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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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中苏外长的实质性谈判仍然是柬埔寨问题，中方继续利用举行中苏峰会向苏方施加压力，争取苏联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做出更多的承诺。在经过一番曲折之后，双方在2月6日同时发表了《中国苏联两国外长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并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15～18日访华。从有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的内容看，中苏双方在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方面仍然存在分歧。后来的发展表明，即使中苏之间完全达成共识，也未必就能使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变得很顺利，这是由该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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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41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9页在登载该谈话内容时，删去了这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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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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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考资料》1985年3月12日（下），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