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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参考资料》1988年9月3日，第6页；4日，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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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参考资料》1988年9月25日，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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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参考资料》1988年9月17日，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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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人民日报》1988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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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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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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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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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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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李家忠：《亲历上世纪90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始末》，《湘潮》2010年第4期，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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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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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参阅田增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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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五章 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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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5～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党政最高领导赵紫阳、李鹏和杨尚昆等都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会谈。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最重要的事件是5月16日同邓小平举行会谈，邓小平在会谈开始即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了。1991年，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苏联最终解体，中苏关系也从此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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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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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5～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党政最高领导赵紫阳、李鹏和杨尚昆等都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会谈，对中苏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这些活动标志着两国关系和两党关系全面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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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举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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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最具象征性的事件是5月16日同邓小平举行会谈。由于邓小平在中国决策层和在处理中苏关系过程中的最高决策者地位，中方已经确定将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作为最高级会谈，邓小平在会谈开始即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了。根据中方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登载的部分内容，邓小平在会见中谈话的核心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认为中苏之间以往的意识形态争论并无多少实质意义，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尊严和安全。换言之，未来的中苏关系应该建立在彼此互相尊重和互不威胁的基础上。他表示相信，中苏关系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双方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1]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回忆，他在会谈中并没有提出与邓小平不同的看法，实际上也是承认邓小平主导了这次具有象征意义的会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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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双方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公报》全文共18项条款，其中第二款说明：“双方一致认为，中苏两国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第三款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这为后来中苏关系的稳定发展，并在苏联解体后实现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等奠定了基础。《公报》的其他部分对中苏关系所涉及的各个主要领域均做出具体的规范，从排列顺序看，通过合作最终解决柬埔寨问题仍然是双方议程中的首要问题。[3]这种状况反映出大国关系中建立战略互信的重要性，有了战略互信也就有了处理有关事务的基础和前提，至于是否有立即可见的结果有时并不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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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意义很快就体现出来。在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苏联没有参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和制裁。在后来苏联国内政局出现大动荡时，中国领导人则明确表示，中国希望苏联政局稳定，并且不打算评论苏联的内部事务。双方基于历史经验和《中苏联合公报》的原则所采取的互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的立场，有利于中苏关系的稳定发展。在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两年里，两国全面恢复了政治、经济贸易、军事安全、文化和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两国领导人的高层交往也持续不断，中国领导人对苏联进行了重要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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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参加苏联对外友协在莫斯科友谊宫举办的招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