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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双方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公报》全文共18项条款，其中第二款说明：“双方一致认为，中苏两国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第三款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这为后来中苏关系的稳定发展，并在苏联解体后实现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等奠定了基础。《公报》的其他部分对中苏关系所涉及的各个主要领域均做出具体的规范，从排列顺序看，通过合作最终解决柬埔寨问题仍然是双方议程中的首要问题。[3]这种状况反映出大国关系中建立战略互信的重要性，有了战略互信也就有了处理有关事务的基础和前提，至于是否有立即可见的结果有时并不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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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意义很快就体现出来。在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苏联没有参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和制裁。在后来苏联国内政局出现大动荡时，中国领导人则明确表示，中国希望苏联政局稳定，并且不打算评论苏联的内部事务。双方基于历史经验和《中苏联合公报》的原则所采取的互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的立场，有利于中苏关系的稳定发展。在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两年里，两国全面恢复了政治、经济贸易、军事安全、文化和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两国领导人的高层交往也持续不断，中国领导人对苏联进行了重要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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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参加苏联对外友协在莫斯科友谊宫举办的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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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23～26日，中国总理李鹏正式访问苏联。从李鹏访问期间双方签署的六项文件可以看出，中苏关系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六项文件是《中苏关于经济、科学技术长期合作发展纲要》、《中苏关于和平利用与研究宇宙空间方面进行合作的协定》、《中苏关于在中国合作建设核电站和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的备忘录》、《中国向苏联提供日用消费品政府贷款的协定》、《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协定》和《中苏外交部磋商议定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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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5月15～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应邀访问苏联。这是戈尔巴乔夫访华满两年后，中苏之间又一次峰会，也是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同苏联最高领导人会晤，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表明中国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视和对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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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苏联国内政局正严重动荡，江泽民主席在访问中表示，中国作为苏联的邻国，希望苏联政局稳定，否则对各方都不利。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重申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两国存在不同观点和处理国内事务的不同做法等并不妨碍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声明，各国“有权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这方面的差异不应妨碍各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和合作”。[4]中苏第二个联合公报对稳定当时的中苏关系和随后不久中国与俄罗斯建立正常关系等均有重要意义。访问期间，两国代表团举行了大规模会谈，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双方外长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将中苏边界谈判达成的一致意见用条约形式确定下来。如果了解中苏关系的历史，就能从此一协定中判断出这次峰会的重大意义。它表明正常稳定的中苏关系是可以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足够的动力和基础，不论这些问题有多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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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向中俄关系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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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访苏三个月后，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此后不久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加盟共和国率先宣布独立，其他加盟共和国随后纷纷效法，相继宣布独立。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格鲁吉亚外，其他原苏联11国成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四天后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最终解体。由于苏联不存在了，中苏关系也从此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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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对世界政治格局造成重大的冲击，在如此剧烈变化的时期，能否建立正常的中俄关系，并使中俄关系的发展适应变化的国际新环境，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布局、周边安全环境的改善以及中国在多元化的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等，是相当重要的问题。从俄罗斯方面看，这个脱胎于苏联的新国家具有复杂的多面性，一方面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表现出强烈的亲西方倾向，叶利钦政府基于观念和政治利益的考虑，急于密切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关系，对中国最初表现出戒备、不信任、不重视。另一方面，俄罗斯面临内部政治转型的极大困难和混乱，在外部则面临混乱的周边环境。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后，俄罗斯需要时间逐步调整和稳定与它们的关系。内忧外患的局面使俄罗斯客观上需要保持稳定的中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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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苏联解体后第三天，派出以经贸部长李岚清和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等为正副团长的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建立联系。12月27日，中国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三天后，中国同俄罗斯签署了两国会谈纪要，双方确认1989年以来两国领导人互访中所确定的各项原则应成为发展中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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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基于何种原因，中国政府的确在积极地推动中俄关系发展，通过外交努力促使叶利钦新政府很快表示，愿意继承中苏关系的一切积极成果，保持同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继续履行苏联同中国签订的条约，包括1989年和1991年两个《中苏联合公报》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并同意尽快批准中苏东段国界协定。1992年1月31日，李鹏总理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这次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面中，双方就发展两国关系交换了意见。叶利钦表示俄罗斯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保证尽快审批中俄已经签订的东部边界条约，并希望继续发展中俄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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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中国人大和俄罗斯议会分别批准了中俄东段边境条约。双方随后不久恢复了边境地区裁军和建立信任措施的会谈。5月，俄罗斯副总理绍欣访华，双方就设立定期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的工作达成了协议。6月，中俄联合边境勘察委员会开始运作。当年，中俄国防部长也进行了互访。当年3月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访华期间，中方正式邀请叶利钦总统访华，俄方接受了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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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2月18～19日，叶利钦总统访华，中俄发表了《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双方确认两国“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以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尊重对方人民选择各自发展道路的自由，以及在处理双边关系中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不参与针对对方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不与任何第三国签署任何有损对方主权和安全的条约和协议，等等。俄方明确保证，在台湾问题上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6]《中俄联合声明》标志着中苏关系已经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中俄关系也从此开始了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4年）并发展为战略伙伴关系（1996年）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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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程证明，中俄关系同中苏关系相比不论有多少不同，没有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过渡就不可能如此平稳顺畅，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为迅速建立正常的中俄关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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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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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В двух томах，Том 2，Москва：Новости，1995，Глава 39. Москва и Пекин：закрывают прошлое，открывают будущее.感谢沈志华提供的中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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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民日报》1989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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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阅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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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阅《中国当代外交史》，第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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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民日报》1992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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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1702868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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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跋 中苏同盟破裂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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