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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为例。危机前，中情局在1958年5月的报告中估计，“只要中国认为可能陷入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他们就不会采取公然的军事侵略”；“只有估计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涉，他们才会做出以军事行动夺取这些岛屿的决定”。[5]事实是，三个月后毛泽东就下达了炮击金门的命令。当时毛泽东确实考虑了美国干预的可能性，不过他巧妙地利用了中苏同盟作为威慑力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显然是中情局始料不及的。[6]危机爆发后，中情局的判断是：“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中苏双方都认为世界的和平有赖于彼此在政策上更为紧密的合作”，“他们可能已经就未来军事合作的性质和范围达成了新的协议”，总之，“我们相信，中苏在对台政策上所持立场基本一致”。[7]事实上，中苏对台湾海峡的政策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并且不断扩大。这一分歧成为后来中苏分裂的主要事由之一。[8]危机结束后，到1959年7月，中情局又估计：“几乎可以确定，中国共产党人将不会让台湾海峡的局势永久地保持平静”。虽然不会进攻主要岛屿，但“大概会继续对该地区保持零星的军事压力，如偶尔的海军或空军演习。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将采取一些手段在台湾海峡试探美国的意图。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袭击由国民党人控制的一个或更多的较小的岛屿”。[9]可是，直到毛泽东去世，台湾海峡再也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军事冲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中国已经失去了苏联这个强大的后盾和依托，而这又是美国人当时没有估计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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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核武器的问题。中情局在1958～1959年的估计是：“苏联不可能将核武器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然而，他们却有可能向中共提供一些可携带核武器且其射程足以到达台湾的地对地导弹。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导弹的核弹头可以安置在共产党中国的领土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几乎可以确信它们将处在苏联的监管之下。”即使不在中国部署核弹头，“只要中苏的利益需要，它们就可以被迅速利用上”。[10]而实际情况是，苏联被迫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核技术和核设施援助，而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的中国人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把核按钮交给苏联人掌握。同样，莫斯科也不会为了中苏的共同利益冒险使用核武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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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在中情局的预测中，始终认为中苏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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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8年夏季毛泽东因“共同舰队”问题发难及台海危机爆发前，中情局的报告认为，“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同盟”，并“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随着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12]尽管看到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计划“在中苏关系之间引起了一些新的摩擦”，但1959年2月美国的情报分析估计，“这些不和不可能威胁到针对西方世界的中苏之间的团结”。[13]到1959年7月底，毛泽东已经在庐山会议期间决定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宣战”。而中情局的报告依然断定：“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虽然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同盟本身”。[14]甚至到1960年8月，苏联宣布全面撤退在华专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美国情报评估的结论竟然还认为，至少在五年之内，“中苏关系中的内聚力会比离心力更为强大”。尽管面对中苏分歧日益加重的明显事实，报告承认“无法对这些根本性的利益矛盾将如何影响中苏关系做出评估”，但还是坚持认为中苏“任何一方都不想把矛盾推向会给两国关系造成无法弥补后果的程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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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分析官员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但做出这样结论的理由是很充分的，推理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美国人看来，中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都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他们都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要敌人，而他们之间分歧只是在方法、步骤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等问题上。所以，尽管中苏分歧还会长期存在，甚至有所发展，但是在他们共同的根本信念和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双方都会调整各自的政策以适应巩固同盟的需要，共同“消除那些会给双方关系造成永久性破坏的趋势”。因为这种同盟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而且“提高了中苏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此外，就双方的实力而言，虽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增长，但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将继续依赖苏联”，“特别是在维持现有军备水平以及未来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等方面，苏方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中国人“也许会感到，事实上，除了维持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别无选择”。[16]看起来，美国的情报分析是非常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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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合乎常理的推断却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美国情报来源有限，东西方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和依据缺乏必要的了解等。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分析方法有误。中情局忽略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决策依据中蕴涵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而其决策程序在当时也绝非谙熟西方外交决策原则的情报分析人员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因此，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通行的一般国家关系准则和理念来分析并推断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显然是行不通的。这就是说，与一般的国家关系不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有其特殊性，即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属于非理性的因素。显然，只有寻找和研究这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的内在规律，才能对中苏关系发展趋向做出正确判断，并对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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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关于中苏同盟破裂问题的讨论涉及方方面面，既有对具体事件的考察，如苏共二十大路线、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停止核援助、苏联对人民公社的反应、中印边界冲突等，也有从抽象角度的分析，如意识形态的对立，国家利益的冲突，乃至领导人个人性格的差异等。对于这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本书有比较详细的讨论，这里重点是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以及这种关系的政治结构，以便发现影响中苏同盟关系，并使其处于不稳定状态乃至最终解体的内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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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苏同盟瓦解的过程，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为什么要置中苏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从当初的良好愿望出发，走到了最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从本书的历史叙事看，中苏同盟破裂的大致过程如下：中苏关系恶化的起点是1958～1959年双方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为了证明各自方针政策的合理性，中苏之间先后采取间接和直接的方式展开了理论观点上的争辩；争论没有结果，双方各持己见，导致两党关系破裂；两党关系紧张直接造成国家关系紧张，随着双方对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国家利益冲突便凸显出来，以至最后兵戎相见。这里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解答：一是中苏之间发生政策性分歧的基础何在，这种分歧是不是根本性的，是不是必然要发生的？二是这种分歧为何没有得到消除，为什么一定要导致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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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解释，从根本上讲，1950～1960年代中国和苏联还处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苏联已经进入战后国际体系，甚至参与构建了这个体系，而新中国则被排斥在国际体系之外；苏联党已经是成熟的执政党，而中国党才刚刚掌握政权，还没有摆脱革命党的思维和意识。由于这种时差，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于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往往出现差异，他们所制定的发展路线和方针从根本上讲也是对立的。苏联要求缓和，中国则制造紧张，苏联希望和平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问题。这就是中苏分歧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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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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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苏同盟的命运有两个参照物，一个是与此同时存在的西方盟国的内部关系，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前者呈现一种稳定性，后者则呈现一种非稳定性。中苏同盟的状况与前者完全不同，却是后者中的一个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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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比如英美、英法、美法、美日之间的关系，并非和谐无阻，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乃至出现法国退出北约这样的重大事件。但是，西方的同盟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破裂。用前引中情局的方法和逻辑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之间维系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整体安全。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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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表现则完全不同，那里明显地缺乏一种妥协机制。人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至于拋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这种情况绝非仅仅存在于中苏关系之中。在欧洲，苏南分裂后，苏军陈兵南斯拉夫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决定开除一些亲苏分子，便招致苏联大军向华沙挺进；匈牙利政府想要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军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春”。在亚洲，中朝、中越之间亦如此，今天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同志加兄弟”，明天就会恶语相向，乃至血染沙场。总之，从苏南冲突到中苏分裂，从苏联出兵布达佩斯到中越边境战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从未稳定过，不断的动荡、分裂、改组，几乎与同盟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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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同盟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时，就不能实现妥协而保证同盟的继续呢？为什么社会主义同盟在其成长过程中显得如此脆弱呢？这当然不能归咎于一时一地的政策失误：即使铁托没有因政治局委员茹约维奇向苏联驻南大使透露党内秘密而决定不再向苏联官员提供经济情报，斯大林也会找到其他理由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即使罗科索夫斯基没有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哥穆尔卡同样会指责苏联在其他方面侵犯了波兰的主权；即使赫鲁晓夫认可了人民公社的原则，毛泽东追求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进一步举措也会迫使莫斯科感到无法容忍；即使赫鲁晓夫听从众人的规劝而收回撤退在华专家的命令，也无法扭转中苏分裂的必然趋势。此外，恐怕也不能完全用领袖的个性来解释。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遵行的是领袖外交，而其结果无疑会使某些个人性格凸显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铁托的桀骜不驯，斯大林的恃强凌弱，赫鲁晓夫的喜怒无常，以及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固然都对他们之间双边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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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主义的同盟而言，国家之间关系的不稳定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其根本原因就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原则和理念有关，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有关，人们就需要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并进而分析这一关系的政治准则和特性，从中找出那种结构性失衡的关节点。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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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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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工人阶级无祖国”是共产党人长期信奉的理念。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也不包含地域的外延，其适用范围在全世界，这就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人，在其执政前普遍缺乏国家主权意识。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及至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由此出发，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后对“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的完全不同的立场和理论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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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念上的混淆和矛盾，特别突出地作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的主张中。平时大家都认可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性，而当分歧和冲突显露出来的时候，却各自有所主张。大国，强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通常强调国际主义原则，而小国，弱国，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则往往强调国家利益。况且，这些主张也是相对而言的。当南斯拉夫指责苏联侵犯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却要求阿尔巴尼亚绝对服从南斯拉夫的需要，当中共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的同时，却硬要日本、朝鲜和越南党接受自己的路线。不仅如此，这些主张又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异。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被誉为维护社会主义阵地的革命行动，而1968年苏联占领布拉格则被谴责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一致的认同，于是面临危机时就无法找到妥协的平台和条件，那么两国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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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于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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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共产党之间及共产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在现代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原则是相互承认国家主权的平等，无论国家大小，应该在此基础上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共产党内和党际关系中，强调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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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统管包括俄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其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和革命成功的先驱性，使得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地位，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特别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国际主义的表现。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从结构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党也曾对此表示不满，但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实力上的差异，这种政治范式不仅可以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际关系中，而且得以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共产党陆续掌握了国家权力，同时，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很自然地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范式和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共产党党际关系的延续。当然，共产党情报局的地位和权力是无法与共产国际相比的，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也比较顾及阵营其他各国的反应。不过，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党为首，则是所有共产党共同奉行的准则。既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仍旧是适用的，那么在这里，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也就无从谈起。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匈牙利在1956年10月危机中的地位：苏联为平息波兰危机刚刚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宣言》，却理直气壮地派军队占领布达佩斯，解散了匈牙利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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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常常指责苏联侵犯了中国主权，而越南人又往往指责中国人侵犯了越南的主权；中共批评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则批评中共是教条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所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发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异。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等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势必显露出来，相互关系也就随之遇到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内同家关系的这种政治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同盟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某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或者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他们之间的整体利益，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以及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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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构性的弊病无法克服，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出现分歧就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矛盾和分歧，也无法争辩和认定其中的是非曲直，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分歧和矛盾，其结果当然就是兄弟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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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无疑隐含着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不过，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比较，中苏关系还有其特殊性，即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苏联和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两个大国，一个领导着欧洲各国共产党，一个指挥着亚洲革命运动，如果他们像以前那样继续分工合作，相互协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景可能是光明的。但是，在1950年代中期，出现了隐患，即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事件取得成功，毛泽东感到他应该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提出了他的不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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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上升为同一意识形态领域内不同理解和阐释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其实中苏双方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本意讲，这对兄弟谁也不愿意分家，但问题是由谁来当家。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不共戴天，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水火不容，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只能是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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