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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苏同盟的命运有两个参照物，一个是与此同时存在的西方盟国的内部关系，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前者呈现一种稳定性，后者则呈现一种非稳定性。中苏同盟的状况与前者完全不同，却是后者中的一个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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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比如英美、英法、美法、美日之间的关系，并非和谐无阻，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乃至出现法国退出北约这样的重大事件。但是，西方的同盟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破裂。用前引中情局的方法和逻辑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之间维系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整体安全。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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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表现则完全不同，那里明显地缺乏一种妥协机制。人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至于拋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这种情况绝非仅仅存在于中苏关系之中。在欧洲，苏南分裂后，苏军陈兵南斯拉夫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决定开除一些亲苏分子，便招致苏联大军向华沙挺进；匈牙利政府想要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军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春”。在亚洲，中朝、中越之间亦如此，今天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同志加兄弟”，明天就会恶语相向，乃至血染沙场。总之，从苏南冲突到中苏分裂，从苏联出兵布达佩斯到中越边境战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从未稳定过，不断的动荡、分裂、改组，几乎与同盟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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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同盟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时，就不能实现妥协而保证同盟的继续呢？为什么社会主义同盟在其成长过程中显得如此脆弱呢？这当然不能归咎于一时一地的政策失误：即使铁托没有因政治局委员茹约维奇向苏联驻南大使透露党内秘密而决定不再向苏联官员提供经济情报，斯大林也会找到其他理由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即使罗科索夫斯基没有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哥穆尔卡同样会指责苏联在其他方面侵犯了波兰的主权；即使赫鲁晓夫认可了人民公社的原则，毛泽东追求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进一步举措也会迫使莫斯科感到无法容忍；即使赫鲁晓夫听从众人的规劝而收回撤退在华专家的命令，也无法扭转中苏分裂的必然趋势。此外，恐怕也不能完全用领袖的个性来解释。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遵行的是领袖外交，而其结果无疑会使某些个人性格凸显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铁托的桀骜不驯，斯大林的恃强凌弱，赫鲁晓夫的喜怒无常，以及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固然都对他们之间双边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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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主义的同盟而言，国家之间关系的不稳定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其根本原因就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原则和理念有关，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有关，人们就需要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并进而分析这一关系的政治准则和特性，从中找出那种结构性失衡的关节点。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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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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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工人阶级无祖国”是共产党人长期信奉的理念。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也不包含地域的外延，其适用范围在全世界，这就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人，在其执政前普遍缺乏国家主权意识。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及至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由此出发，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后对“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的完全不同的立场和理论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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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念上的混淆和矛盾，特别突出地作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的主张中。平时大家都认可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性，而当分歧和冲突显露出来的时候，却各自有所主张。大国，强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通常强调国际主义原则，而小国，弱国，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则往往强调国家利益。况且，这些主张也是相对而言的。当南斯拉夫指责苏联侵犯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却要求阿尔巴尼亚绝对服从南斯拉夫的需要，当中共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的同时，却硬要日本、朝鲜和越南党接受自己的路线。不仅如此，这些主张又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异。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被誉为维护社会主义阵地的革命行动，而1968年苏联占领布拉格则被谴责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一致的认同，于是面临危机时就无法找到妥协的平台和条件，那么两国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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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于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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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共产党之间及共产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在现代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原则是相互承认国家主权的平等，无论国家大小，应该在此基础上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共产党内和党际关系中，强调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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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统管包括俄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其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和革命成功的先驱性，使得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地位，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特别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国际主义的表现。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从结构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党也曾对此表示不满，但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实力上的差异，这种政治范式不仅可以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际关系中，而且得以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共产党陆续掌握了国家权力，同时，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很自然地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范式和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共产党党际关系的延续。当然，共产党情报局的地位和权力是无法与共产国际相比的，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也比较顾及阵营其他各国的反应。不过，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党为首，则是所有共产党共同奉行的准则。既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仍旧是适用的，那么在这里，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也就无从谈起。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匈牙利在1956年10月危机中的地位：苏联为平息波兰危机刚刚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宣言》，却理直气壮地派军队占领布达佩斯，解散了匈牙利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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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常常指责苏联侵犯了中国主权，而越南人又往往指责中国人侵犯了越南的主权；中共批评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则批评中共是教条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所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发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异。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等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势必显露出来，相互关系也就随之遇到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内同家关系的这种政治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同盟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某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或者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他们之间的整体利益，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以及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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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构性的弊病无法克服，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出现分歧就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矛盾和分歧，也无法争辩和认定其中的是非曲直，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分歧和矛盾，其结果当然就是兄弟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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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无疑隐含着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不过，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比较，中苏关系还有其特殊性，即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苏联和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两个大国，一个领导着欧洲各国共产党，一个指挥着亚洲革命运动，如果他们像以前那样继续分工合作，相互协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景可能是光明的。但是，在1950年代中期，出现了隐患，即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事件取得成功，毛泽东感到他应该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提出了他的不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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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上升为同一意识形态领域内不同理解和阐释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其实中苏双方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本意讲，这对兄弟谁也不愿意分家，但问题是由谁来当家。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不共戴天，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水火不容，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只能是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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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修改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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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近年来有关中苏分裂原因的研究中，除笔者的系列文章外，比较重要的论著还有：O. A. 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Mercy Kuo，Contending with Contradictions：China’s Policy toward Soviet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ino-Soviet Split，1953-1960；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Делюсин Л. Подоплека недавнего конфликта//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1999，№7、8；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杨奎松：《走向破裂——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牛大勇、沈志华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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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orenz M. Luthi，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Sergey Radchenko，Two Suns in The Heavens：The Sino-Soviet Straggle for Supremacy，1962-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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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栋：《中苏关系研究的理论与历史》，《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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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会后，情报委员会出版了这批档案部分影印件的汇编本及光盘：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Tracking the Dragon：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1948-1976，NIC 2004-05，October 2004。研究者也可以在网上查阅这些文件（http：\bookstore，gpo.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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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IE13-58，Tracking the Dragon，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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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沈志华《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当然需要指出，毛泽东炮击金门的目的是想迫使蒋军主动撤离，而非直接夺取这个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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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NIE 100-9-58，26 August 1958，Tracking the Dragon，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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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详见沈志华《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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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IE 13-59，28 July 1959，p.4.此文件Tracking the Dragon一书尚未收入，笔者存有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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