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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沦陷区的资料，语种包括中日文和其他西文，类型则有档案、报刊、日记、函电、文集等。在整个中日关系研究中，沦陷区的研究尤其显得薄弱，相对而言关注稍多的沦陷区文学研究，由于资料不够充分，有关论著，也难免错误百出。1981年出版的《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依据编辑者所定“编例”，“仅收录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品种”。“至于纯属反动宣传、诲淫诲盗以及反动宗教会道门等毫无学术史料参考价值的期刊，不予收录。伪满、伪华北、汪伪等汉奸军政机关出版的期刊，除自然科学方面的期刊酌收外，其他的不予收录。”也就是说，编者当时看来，沦陷区军政机关的刊物毫无学术价值。可是以今日的眼光看，这些刊物的学术参考价值当然不言而喻。所以，从1985年底起，由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共同主持，全国56个省、市、大专院校图书馆参加，编辑了一本补充目录，共补收期刊16400余种。与1981年版的《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相比，数量已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有余。其“编辑说明”还特意强调，补录的部分包括原来认为毫无学术史料参考价值的“抗日战争时期敌伪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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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的沦陷区，除了日伪机关所办报刊通信外，一些具有日伪背景的团体组织或人员也创办了不少报刊，仅以涉及文史掌故类的为例，就有《中和》、《大风》、《古今》、《天地》、《风雨谈》、《子曰》、《朔风》、《逸文》、《学文》、《艺文杂志》、《文史》、《雅言》等。这类刊物的出版，背后难免有适应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侵略政策调整的需要。为了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日本占领当局除了继续使用武力高压手段外，吸引中国人士，培植文化汉奸，制造中日共荣的假象，成为当务之急。长期处于日伪统治之下的北京，作为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曾经聚集了大批对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人士。战时不少人因为种种缘故，滞留沦陷区。日伪在北京的文化统治、文化组织与文化政策，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华北文教界的地下组织与活动，以及沦陷区各界人士对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关联，尤其是他们的生活、工作、情绪、心境等等，以往的研究很少触碰。文学史的研究涉及稍多，其余只有在牵扯个别人物的汉奸问题时，才会有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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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不要说深入研究，就连一般性地了解相关史事，也很不容易。近年来关于华北沦陷区的问题逐渐引起海外学术界的关注，研究者日渐增多，如果不能予以重视，很难掌握发言权，更不要说具备平等对话的能力。例如伪北大问题，牵涉的学人以及牵扯的史事甚多，抗战光复时曾经因为处理办法或有过当而引发激烈冲突，成为不少在世之人的心中之痛。除了研究周作人、容庚等人时有所论及，整体的情形缺乏深入探究。此事涉及战后关于文化汉奸的处理审判，而中国历史上的汉奸问题，更是需要认真解读的一大难题。近年来虽然有所研究，但错判事实甚多，断章取义之处也不少，且未能贯通所有问题和时段。对此人类历史上并非常见的文化现象，从其他文化系统的观念加以解读，毕竟隔靴搔痒，而在本文化研究失位的情况下，他者的解读势必占据主导，以致混淆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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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而大之，抗日战争期间沦陷于日寇统治的地区不仅是华北。除了西部，中国广大区域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被日本占领，并建立过伪政权。由于战争迅速结束，各沦陷地区遗留下来大量日军和伪组织的档案，后来分别归入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甚至公安局等系统。在沦陷区的研究相当薄弱的情况下，这些档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充分开放，因而接触使用者为数不多，有的甚至未经系统整理，具有很大的利用空间。其中固然不乏日本国内保存有诸多副本的印制文件，也有许多连日本也没有任何记录的原稿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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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应当以影印的形式，大规模出版没有版权障碍的日文文献，方便并且促使研究者直接使用日文文献，以便切实推进相关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日本研究远不及日本的中国研究的状况，大幅度提升中日关系研究的水准。中日两国学术界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显著差距之一，就是利用和理解对方文献的程度一般而言很难同日而语。其中当然有过去经济状况反差明显等客观条件限制的因素作用，但是中国学人的日语能力不足则是无可避讳的主观原因。能力有限，接触不够，自然解读不深。以近代中日关系文献的丰富程度而论，如果都要翻译，既不现实，亦无必要。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想方设法改变研究全靠翻译的非正常现象，大力促使所有相关学人使用原文文献。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充分利用中日双方的各种资料，使得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全面提升。为此，保存于中国的图书、报刊、档案、函电、日记、图册、照像及其他未刊稿本，都应当全面系统地影印出版，方便研究者接触使用。随着利用条件的改善，自然会促进语言学习的需求增长，并推动研究者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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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关于日中关系的大型文献汇编，因为读者有限，成本又高，在日本出版颇具难度，也可以争取在中国出版或再版。如近代日本人的来华游记，总共大约有500种，东京大学的小岛晋治教授编辑出版了明治时期10册，大正、昭和时期各20册，收录了其中的相当部分，还有不少因故未能刊出。而近代中国人的日本游记，东京都立图书馆的实藤文库收藏加上其他中日各馆所藏，大约有350种，迄今为止出版的还不到一半。诸如此类的文献为数甚多，均为研究中日关系的重要凭借。只有打破资料壁垒，使其便于利用，促使研究者掌握相关技能，近代中日关系研究才能得到坚实的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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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应当分别收藏家与研究者对于文献取舍眼界标准的差异，适时变通有关部门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观念办法。依照黄侃、钱锺书等人对于版本的意见，以及傅斯年史料越生越好的说法，应当采用影印的形式，尽可能保持原状，减少所谓增加学术含量的加工过程中很容易造成的诸多错误。要抓住未来十年左右的良机，通过大规模电子化或影印出版，多快好省地一举突破抢救性保护与研究急需的两难困境，最大限度地夯实研究基础，争取掌握中日关系研究的主动性和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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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在以多种形式大规模编辑刊布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聚合中日两国高水平学人，编辑大型《近代中日关系史事编年》，尽可能将涉及中日关系全过程各层面各领域的资料汇于一炉，相互比勘印证，力求近真并得其头绪，有效地改变近代中日关系研究在取材、时段、问题、方面等往往执于一偏的状况。通过系统梳理相关的材料史事，确立检验中日关系研究的标尺，改变将随心所欲当作见仁见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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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并非多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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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地理接近、利害矛盾、文化冲突等因素的作用，一些国家彼此成为宿敌，长期进行你死我活的殊死争斗。英法、德法之间，都曾长时期经历以战争为极端形式的激烈冲突，试图用武力的方式彻底征服对方。经过反复较量，各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仍然势均力敌，终于认识到无法凭借武力改变彼此关系，必须另谋生存之道，才能获得相对的稳定，最终通过相互妥协磨合，实现了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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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东亚，中日两国同样成为宿敌。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经过长期对抗，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局势早已今非昔比。但是迄今为止，两国仍然未能找到适当的共处双赢之道。在国家利益至上的主导下，持续尖锐对立或许难免一战。而就双方的根本利益而言，冲突势必对两国的社会以及彼此的关系造成严重伤害，使得第三方坐收渔利。两国的有识之士，应当设法寻求从根本上协调利益、化解冲突的办法，化干戈为玉帛，使得世仇变成睦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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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军事准备可以说是通过防止战争甚至战争的形式来实现和平。近代中国由于积弱不振，面对强权逞强之时，在战与和的问题上遭受长期困扰。退一万步说，即使处于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知己知彼也是百战不殆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便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此看待战与非战的关系，才能最终找到和睦相处的长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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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时势，不同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解决之道，决非仅有武力一途。在各种形式的国际舞台上，较量角逐时时刻刻都在展开着。缺乏高明的研究，势必严重制约学术、法理和舆论，使得自身在世界上处于不利地位。1931年陈寅恪于国立清华大学成立20周年之际，撰文论述“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就图书文物的收藏利用局限学术研究的状况痛加针砭，对于今日的中日关系研究以及应对中日关系的问题颇有借鉴意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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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国艺术史材料，其佳者多遭毁损，或流散于东西诸国，或秘藏于权豪之家，国人闻见尚且不能，更何从得而研究？其仅存于公家博物馆者，则高其入览劵之价，实等于半公开，又因经费不充，展列匪易，以致艺术珍品不分时代，不别宗派，纷然杂陈，恍惚置身于厂甸之商肆，安能供研究者之参考？但此缺点，经费稍裕，犹易改良。独至通国无一精善之印刷工厂，则虽保有国宝，而乏传真之工具，何以普及国人，资其研究？故本国艺术史学若俟其发达，犹邈不可期。最后则图书馆事业，虽历年会议，建议之案至多，而所收之书仍少，今日国中几无论为何种专门研究，皆苦图书馆所藏之材料不足；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况中西目录版本之学问，既不易讲求，购置搜罗之经费精神复多所限制。近年以来，奇书珍本虽多发见，其入于外国人手者固非国人之得所窥，其幸而见收于本国私家者，类皆视为奇货，秘不示人，或且待善价而沽之异国，彼辈既不能利用，或无暇利用，不唯孤负此种新材料，直为中国学术独立之罪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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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寅恪看来，包括上述各节在内的学术独立，“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6]。七十余年过去，中国学术的状况大为改观，但是所论述的诸多情形，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如果因为资料的种种限制而导致相关领域学术水准的难以提升，进而造成在国际社会的尴尬地位，不要说是否应当追究妨碍中国学术独立的罪责，至少必须检讨反省由于历史原因加诸文献文物利用方面的各种限制和必要的利弊得失，不能以不急之务视之，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否则，看似小事一桩，却势必对国家民族造成无可挽回的深远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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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要想改变目前所处的不利地位，应当从取法和材料两方面大幅度提升现有水准。要从中日关系的长期历史考察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变动，不要只就近代甚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立论。应在深入认识中日两国历史的基础上研究中日关系。要将各种相关记载比勘互证，从不同视角看问题，不宜仅就一面的记录和说辞立论。应注意中日双方均非铁板一块，各自存在众多利益诉求各异的派系方面，不宜简单地分别视为统一单位。应就中日关系的整体着眼，不要受分科治学的局限仅仅从特定角度进行考察，并注意日本因素对于中国影响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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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方面，要在全面调查掌握国内外所有资源的基础上，设计出覆盖完全的整体框架和有机联系的分支结构，以求“竭泽而渔”地囊括所有时段、层面和类型，然后根据先易后难、先内后外的原则，循序渐进地推动《近代中日关系文献集成》的编辑出版，最终达到既包罗万象，又具有条理系统的境界。而当务之急，应着重编辑出版日本人写作的汉文文献、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日本人关于中国的著述以及沦陷区各语种各类资料，有效地整合保存在中国的日文文献以及日本人在华主办的各语种文献，并大规模影印出版没有版权障碍的日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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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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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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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哲学字彙》、《改訂増補哲学字彙》和《英独仏和哲学字彙》，均为名著普及会1981年复刻版，由飞田良文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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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恒敏：《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印发行，1932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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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世界书局1946年版，引自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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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2—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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