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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寅恪看来，包括上述各节在内的学术独立，“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6]。七十余年过去，中国学术的状况大为改观，但是所论述的诸多情形，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如果因为资料的种种限制而导致相关领域学术水准的难以提升，进而造成在国际社会的尴尬地位，不要说是否应当追究妨碍中国学术独立的罪责，至少必须检讨反省由于历史原因加诸文献文物利用方面的各种限制和必要的利弊得失，不能以不急之务视之，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否则，看似小事一桩，却势必对国家民族造成无可挽回的深远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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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要想改变目前所处的不利地位，应当从取法和材料两方面大幅度提升现有水准。要从中日关系的长期历史考察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变动，不要只就近代甚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立论。应在深入认识中日两国历史的基础上研究中日关系。要将各种相关记载比勘互证，从不同视角看问题，不宜仅就一面的记录和说辞立论。应注意中日双方均非铁板一块，各自存在众多利益诉求各异的派系方面，不宜简单地分别视为统一单位。应就中日关系的整体着眼，不要受分科治学的局限仅仅从特定角度进行考察，并注意日本因素对于中国影响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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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方面，要在全面调查掌握国内外所有资源的基础上，设计出覆盖完全的整体框架和有机联系的分支结构，以求“竭泽而渔”地囊括所有时段、层面和类型，然后根据先易后难、先内后外的原则，循序渐进地推动《近代中日关系文献集成》的编辑出版，最终达到既包罗万象，又具有条理系统的境界。而当务之急，应着重编辑出版日本人写作的汉文文献、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日本人关于中国的著述以及沦陷区各语种各类资料，有效地整合保存在中国的日文文献以及日本人在华主办的各语种文献，并大规模影印出版没有版权障碍的日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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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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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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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哲学字彙》、《改訂増補哲学字彙》和《英独仏和哲学字彙》，均为名著普及会1981年复刻版，由飞田良文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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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恒敏：《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印发行，1932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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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世界书局1946年版，引自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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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2—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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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第二章 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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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旧说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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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即公历1896年6月15日，刚好是中国的端午节，清朝驻日本东京的公使馆里，异乎寻常地出现了13位长袍马褂、脑后垂辫的中国青年。这件事后来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转折点。[1]著名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前辈学者实藤惠秀先生在其开拓性著作中，首先把它定为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发端。此后，几乎所有研究留日学生史的学者都接受这一看法或与之不谋而合。尽管有的著作将此事与清政府确定留日国策区别开来，并且分析了一些背景情况，但仍然承认其发端地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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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究竟以何时或什么标准定为近代留日学生发端更为妥帖，并非没有疑义。这一问题至少牵涉四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它标志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主要流向的逆转。在茫茫大海的古老航道上，过去是运载日本学问僧的帆船驶来大唐，现在却是中国学生搭乘邮轮开向扶桑。其二，它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正式发端，在近代中国留学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三，它显示了甲午战后中日关系的变化，表明在战争中失败的一方认识到向战胜国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揭开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其四，它是近代中国向外国学习进程中的一个界标。派遣留日学生及其队伍的不断扩张，使得中国人学习西方不仅主要转向以日本为媒介，而且越来越带有东方色彩，表现出开眼看世界视野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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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近代留日学生运动的发端，应当从以上几方面通盘考察。实藤惠秀先生正是想指出这些意义，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述了日本舆论界的有关评论。可惜所引《太阳》杂志的两篇文章，都是1899年后的作品，不能说明1896年这13位中国青年出现于日本所引起的反响，以及这一事件的性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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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3位青年是：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字元丞）、吕烈辉、吕烈煌、冯訚模、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和赵某。清政府何以要派遣这些学生东渡？事情还要追溯到中国向日本派驻公使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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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清政府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驻日公使，在东京设立公使馆。起初以为“中东本同文之国，使署中无须另立译官”[3]，结果却洋相出尽。一年后，何如璋便向总理衙门抱怨：“东学翻译最难其选，因日本文字颠倒，意义和舛，即求精熟其语言者亦自无多。”不得不“暂觅通事二名”，并要求驻横滨、神户、长崎等地领事：“就地觅一通事，以供传宣奔走之用。”[4]这样的因陋就简显然有损于堂堂大清国钦差的体面，不利于沟通内外之情。所以继任公使黎庶昌就以“使署理署需用东文翻译”为由，“奏请招致学生设馆肄业，以三年为期”[5]，具体做法是在使署西侧设立一所东文学堂，“专为学习翻译”，于1882年11月正式开馆。以后即沿为定制，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才一度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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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署东文学堂成立十余年，成效甚微。后来的驻日公使裕庚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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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专为学习翻译而设，不过学至翻译而止。入手之初，并未尝计及深造。学堂既设在使署，去高等师范甚远，无所折衷，一教众咻，事事皆从简略。名师既不相就，学生则饱食而嬉，以致成材甚少。使臣虽日加督责，而众人视为具文。又所定章程，奏明拔充学习翻译后照章褒奖，并可分派各口充当翻译，于是学生甫满三年，知此捷径，群思弃而之他。既到各口后，又复荒其本业，不加温习，一经传语，动辄贻笑，翻译东文，错谬多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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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使署东文学堂不但有同文馆和广方言馆的种种痼疾，成效也乏善可陈，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尽管裕庚的话不乏官场中司空见惯的贬低前任的恶习，以及在变法浪潮之下的自我吹嘘，但这些话多少还是反映了一些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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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裕庚接任驻日公使，于1895年9月抵达东京，不久即着手恢复东文学堂。他与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多次商议，认为在使馆内设立学堂不如将学生送到日本学校附读较为切实，遂将此意报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次年4月，总署奏请批准了这一要求。于是裕庚派已预定为横滨领事的湖北补用知县吕贤笙前往上海、苏州一带招收学生，往返两月余。1896年6月15日，吕贤笙率领选定的13位青年抵达东京。他们在清朝驻日使署寄居半月后，于6月30日入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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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日双方事先达成的协定，这批学生的日语及相关知识教育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由其和裕庚共同在高等师范附近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校”，由本田增次郎任东文监督，町田弥平为东文教师，两人的束脩以及学校的全部费用由清驻日公使负担。开始这些学生连假名也不认识，以后课程逐渐增加，共分为两类，除星期日外，每天上午和晚上由教师教授或自习外交史、日本文法、日本尺牍、汉文、日文书写以及阅报等，下午则到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地理、初级高等物理、高等初级数学、历史、兵式体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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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这批学生的所谓“留学日本”，不过是在延续原来使馆东文学堂的基础上略加变通，即将以前专属于使馆的东文学堂改为同时还由日本文部省委托的高等师范学校负责部分教务；所学课程则从专攻日文扩大到一些基础科目；学堂也由使馆迁到高等师范学校附近的一座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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