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77082
使署东文学堂成立十余年，成效甚微。后来的驻日公使裕庚评价道：
1702877083
1702877084
既专为学习翻译而设，不过学至翻译而止。入手之初，并未尝计及深造。学堂既设在使署，去高等师范甚远，无所折衷，一教众咻，事事皆从简略。名师既不相就，学生则饱食而嬉，以致成材甚少。使臣虽日加督责，而众人视为具文。又所定章程，奏明拔充学习翻译后照章褒奖，并可分派各口充当翻译，于是学生甫满三年，知此捷径，群思弃而之他。既到各口后，又复荒其本业，不加温习，一经传语，动辄贻笑，翻译东文，错谬多端。[6]
1702877085
1702877086
总而言之，使署东文学堂不但有同文馆和广方言馆的种种痼疾，成效也乏善可陈，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尽管裕庚的话不乏官场中司空见惯的贬低前任的恶习，以及在变法浪潮之下的自我吹嘘，但这些话多少还是反映了一些实情。
1702877087
1702877088
甲午战后，裕庚接任驻日公使，于1895年9月抵达东京，不久即着手恢复东文学堂。他与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多次商议，认为在使馆内设立学堂不如将学生送到日本学校附读较为切实，遂将此意报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次年4月，总署奏请批准了这一要求。于是裕庚派已预定为横滨领事的湖北补用知县吕贤笙前往上海、苏州一带招收学生，往返两月余。1896年6月15日，吕贤笙率领选定的13位青年抵达东京。他们在清朝驻日使署寄居半月后，于6月30日入校学习。
1702877089
1702877090
按照中日双方事先达成的协定，这批学生的日语及相关知识教育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由其和裕庚共同在高等师范附近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校”，由本田增次郎任东文监督，町田弥平为东文教师，两人的束脩以及学校的全部费用由清驻日公使负担。开始这些学生连假名也不认识，以后课程逐渐增加，共分为两类，除星期日外，每天上午和晚上由教师教授或自习外交史、日本文法、日本尺牍、汉文、日文书写以及阅报等，下午则到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地理、初级高等物理、高等初级数学、历史、兵式体操。[7]
1702877091
1702877092
由上可知，这批学生的所谓“留学日本”，不过是在延续原来使馆东文学堂的基础上略加变通，即将以前专属于使馆的东文学堂改为同时还由日本文部省委托的高等师范学校负责部分教务；所学课程则从专攻日文扩大到一些基础科目；学堂也由使馆迁到高等师范学校附近的一座校舍。
1702877093
1702877094
但是，这些并未改变东文学堂的性质。首先，培养学生的目的没有变，仍是训练为使馆服务的翻译人才，因而官方继续称之为“东文学生”。直到1898年，清政府没有再派学生留日，裕庚也未提出这种要求。因为10名翻译已经足以应付使馆的业务需求，而清政府并没有将他们改作他用的意向。课程设置主要还是学习日文，学习基础课程，最初不过与京师同文馆一样，仍是为了翻译上的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特别是变法运动的兴起，所培养的东文学生才逐步扩大用途。
1702877095
1702877096
其次，学堂及学生的隶属关系没有变，学生并不是直接进入日本学校，而是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外面单独设立了一个附读班，这样既便利了学生的学习，又保证了使馆的权限。不仅全部的学生学费、教师薪水和学堂费用由使馆承担，[8]而且每隔一星期要将学生接回使署面加考验，“教师教导不力者，告知学校长更换；学生怠惰荒嬉者，由学校长转告使署撤回”。其中三人不久即因“纨绔性成，紊乱规则”，受到“登时撤令内渡”的处分。[9]甚至学生患病也由使馆接回调理，并负担一应车、饭费用。
1702877097
1702877098
东文学堂的复办及其变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前后中国人对日观复杂变化的心路历程。甲午一战，清朝水陆两军在历来不为中国士大夫所正视的“倭寇”手下惨遭败绩。但是，统治集团的君臣们，包括以“求新”自我标榜的洋务派，都没有向自古就从中国引进文明的战争对手学习的勇气和胆识。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强盛，早已使清朝感到震动。特别是历届驻日公使，耳闻目睹那些日新月异的变化，都意识到日本将成为中国的一大威胁。首任公使何如璋即实际上承认明治维新是“时事之转移，固自有其会”[10]，继任黎庶昌也感到日本“近年事事讲求，海陆两军，扩张整饬，工商技艺，日异月新，物产又极富饶”，“其力量几与西洋次等之国相敌”。[11]然而，要放下大清皇朝钦差的架子向“倭夷”屈尊求教，实在是他们不敢也不愿想的事。
1702877099
1702877100
晚清强邻环视，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对于中国的主权完整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地理相近而有领土要求的俄国和日本，权力之争和策略考虑曾导致一部分洋务官僚倾向于联合日本，以抗衡其他列强。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主张与英日结盟反对沙俄，形成一个松散的联日派。但他们更要维持居高临下的门面，自欺欺人地说日本是易于笼络的小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洋务大臣们很难正面提出学习日本的方略政策。尽管他们出于办理洋务的需求，可以向日本派遣少数留学生。
1702877101
1702877102
敢于公开提出学习日本，是维新派的功绩。一些早期维新思想家将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进行比较，明确指出二者的优劣是非。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不仅公开把日本由变法而强盛的事实作为范例，而且在制定变法方略时，不同程度地参照借鉴了明治维新的模式与经验。不过，甲午战争前，就是在这批人的心目中，也还或隐或显地包含着对“区区三岛”的轻蔑之意，因而在承认明治维新成就的同时，多少保留了几分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尊。
1702877103
1702877104
甲午战败的惨痛事实，打破了洋务运动三十年国防“深固不摇”的神话，人们不得不对日本刮目相看，华洋之分在西洋之外，又有了东洋。只是这时中西虽然已经乾坤颠倒，但战败屈辱所激发出来的民族悲愤情绪和同仇敌忾心理，使人们一时还不能冷静下来思考问题，不知如何正视战胜者。而三国干涉还辽成功所引起的远东局势新变化，又给沙皇的狰狞面目蒙上一层柔光。在统治集团中占上风的亲俄派固然奉沙皇为救星，就连联日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也来了个180度急转弯。刘坤一上书密陈联俄拒倭大计，正式承认自己过去的失误。他说：
1702877105
1702877106
或谓俄与中国接址最宽，将来必为害于中国。臣前此亦以为然，今则颇知其说之谬。……以臣愚见，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
1702877107
1702877108
因而建议，从今以后—
1702877109
1702877110
凡与俄交涉之事，务须曲为维持；有时意见参差，亦须设法弥缝，不使起衅。中俄邦交永固，则倭与各国有所顾忌，不至视我蔑如，狡焉思启矣。[12]
1702877111
1702877112
在朝野上下一片联俄拒倭的喧嚷声中，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提出学习日本的口号。1895年，张之洞奏议战后补救之策，建议派遣留学生，也仅以欧美为念，没有提到日本。裕庚后来自称到东之始，即以为“翻译不过学业之一途”，俨然已有“振兴人材为本原计”[13]的设想，未必属实。他讲这番话时正值变法运动高潮，意在邀功，并非真有维新宿志。裕庚任期两年内东文学生人数只减不增，就是对他的说法最有力的驳斥。
1702877113
1702877114
由此可见，1896年戢元丞等人东渡，既不是甲午战争刺激的结果，也不是中国人认识到向日本学习的必要性，因而鼓动留学日本的产物。甲午战争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的确大大激发了举国上下的爱国热忱和变革决心。但历史毕竟是具体而复杂的，如果把战后的一切变化都与此直接联系起来，看不到在警醒与学习敌手之间还有一个转变过程，而且其难度不亚于鸦片战后士大夫经历的痛苦纠结，则不免失之简单笼统。
1702877115
1702877117
第二节 新说之据
1702877118
1702877119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发端定于何时为宜，应当权衡各方面因素。
1702877120
1702877121
从中国方面看，产生派遣留日学生的动议比较晚，而日本方面则早就有此打算，特别是日本军政界中一批对华野心不断膨胀的人，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日起，就积极策划利用互派留学生来培植亲己势力。
1702877122
1702877123
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根据奉使北京的实际经验，深感对华问题不能付之等闲。迨西南战役以后，一八七七年十二月，趁中国首任公使何如璋、副公使张斯桂等抵达东京的时机，为两国间彼此交换留学生及善邻亲睦起见，特纠集少数有志之士，创设振亚社，不时集会。[14]
1702877124
1702877125
1880年3月，这批人组成了兴亚会，特邀何如璋到会祝辞，并开办中国语学校，教授日本青年。1898年，兴亚会将横滨大同学校总教习徐勤以及自费前往日本留学的维新派骨干罗普吸收入会。[15]以后兴亚会并入东亚同文会，后者成为日本最积极干预中国留学生事务的组织，并先后在东京和中国的上海、南京等地开设同文书院。1902年，该会又利用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企图取得保送自费生进入日本军校的垄断权。不过，兴亚会提出的互派留学生的计划，由于中国方面持有戒心，长期未能付诸实现。
1702877126
1702877127
关于留日学生的概念，并无严格界定，其中不仅有从中国本土去的青年，也包括旅日华侨商民的子弟。有些专为后一类人开设的学校，如神户的同文学校、横滨的大同学校，后来也吸收国内来的学生。而第一所华侨子弟学校横滨中华学堂，早在1885年即已创立。[16]不过，按照惯例，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将这些学校的学生算作留学生，一是就读于此的华侨子弟进入日本学校，一是国内前来求学的青年。[17]这一约定俗成的概念同样适用于使馆东文学生。不仅他人的指称如此，本人的自认同样如此。如唐宝锷、胡宗瀛在留学生题名录上签署的留东日期，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进入早稻田大学和青山农学校，[18]而不是1896年6月进入附读班，可见他们本人也没有把1896年东渡视为自己留学生涯的正式开端。
1702877128
1702877129
中国最早名副其实前往日本留学的是广东顺德人罗普。罗普，字孝高，是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嫡传弟子。1897年，他只身漂洋过海来到日本，次年初“由日本当道举入”早稻田专门学校学习法科，“讲习万国律例之学”[19]。据与他同屋居住的日本友人田野桔次说：“当时东京留学生亦未有一人也。”[20]冯自由《革命逸史》称罗是中国学生进入早稻田专门学校的“第一人”[21]，其实他也是近代中国留学日本的第一人，起码是首批留日学生的代表者。
1702877130
1702877131
与之同时，还有一些民间人士前往日本求学。如1898年1月汪康年到日本考察报务之际，就在大阪见到正在山本宪的家塾中学习日语的汪有龄、嵇侃两位留学生。[22]虽然他们的行动属于个别现象，却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开始萌生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意向，预示了一种呼之欲出的新趋势，表明中国人留学日本是维新浪潮推动的产物。罗普赴日是否得到康有为的赞助支持，不得而知。不过，维新派的《知新报》将此事列入“创兴要事”，予以综合报导，称赞其“慨然有志”[23]，表明了这一派人的态度。
[
上一页 ]
[ :1.70287708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