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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之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之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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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野与西德二郎的分歧，并非政策基点的对立，而是步骤方式的区别。所以西德二郎认为矢野的意见“甚善”，只是对巨额经费、来学人选以及能否达到预期目的有所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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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方面，朝野上下都把日本的别有用心当成与人为善。1898年6月1日，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正式提出派遣留日学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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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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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日方愿意予以优待，“亟宜因其悔心，受其情意”，选派“贡生监之聪敏有材、年未三十已通中学者”[36]赴日留学。总理衙门议后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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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妥定章程，将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南北洋两广两湖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遴选学生咨送总理衙门，陆续派往。[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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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对任人报名之法有所保留。光绪当即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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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着即拟定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勿延缓。[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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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不仅成为洋的组成部分，而且是走向西方的重要通道。以后日本政府又“允将该国大学堂中学堂章程酌行变通，俾中国学生易于附学，一切从优相待，以期造就”。清廷遂正式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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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上进、略谙东文英文者，酌定人数，克日电咨总署核办。[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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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日本政府递交国书，表示谢意。至此，派遣留日学生成为维新变法的正式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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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实权在握的督抚的反应比诸多掣肘的光绪更为敏捷。1898年3月，南洋官费生杨荫杭、雷奋、杨廷栋等一行数人抵达东京，是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官费正式留日学生。同时到东的还有富士英（浙江）、卢藉东（广东）等人。5、6月间，浙江官费生钱承志等4人以及湖北官费生萧星生等到达日本。这一年，南北洋、湖北、浙江陆续派出官费生64人，[40]另外还有毕永年、冯斯栾、范源廉等13名自费生。[41]有的督抚计划大举派遣留日学生，如张之洞拟“选择聪颖子弟湖北一百人，湖南五十人，前赴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商工艺，兼通各种专门术业”[42]，湖南甚至已出示招考，后因变法不幸夭折而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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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1896年6月到东的那批清朝驻日使署东文附读生已经学满两年，裕庚奏请将其中可堪造就者拔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东文学堂无形解散。以后，继任公使李盛铎又重新恢复使馆东文学堂，“内有监督官一人，中、东教习各一人，学徒五、六人”[43]，以应付政变后尽废新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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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洋务派督抚对慈禧“尽废新法”的旨意有选择地进行了抵制，加上许多维新志士亡命日本，此后几年间，留日学生队伍仍在逐步扩大。辛丑和约后，清政府复行新政，留日学生人数激增，形成一支重要的社会趋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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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留日学生的正式发端定于1897年底或1898年更为恰当。尽管清廷将派遣权限下放到各省，各地首批留日学生东渡时间相去甚远，如甘肃晚到1905年后才开始派遣，但并不影响事情的基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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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学生运动一旦发端，就不断冲击着旧的统治秩序，成为整个近代留学生运动的重要分水岭。1904年底，《外交报》一篇题为《论近日派遣留学生之利害》的论说，对此做了精辟的概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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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道光二十三年、咸丰八年两次败于欧人，于是惊心动魄于西洋之文明，而谋有以输入之，乃有派西洋留学生之事。然此后二三十年间，派往之人，为数甚少，而其人归国，亦无影响于国家。其上等者，闭户读书，不与世事，彼无所干于社会，社会亦不知其人。此等人与向来之读书人无异，世未之奇也。其下等者，持其所学之语言文字以为羔雁，营营于利禄之途，除此则皆所不计。此等人与向来之流俗人无异，世亦未之奇也。故留学生遂与社会相忘，社会不蒙留学之利，亦不蒙留学之害，遂若无此留学生者然。……自光绪十七年大败于日本，于是惊心动魄于东洋之文明，而谋所以输入之，乃有派东洋留学生之事。论者犹以为与前之派西洋留学生等耳，而岂知其后之效，乃与昔大异。昔之留学生，绝无所表现于社会，而今之留学生，则崭然现其头角，为通国中之一种新人物。[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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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界标的意义，显然不能从1896年的东文附读生或更早的洋务学生身上体现出来。只有在维新运动激励下东渡求学的青年，才会迅速与新兴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建立联系，参加救国和革命运动。而原来附读生中的戢元丞等人，也是在正式进入日本学校后，才积极投身于斗争洪流。因此，适当调整留日学生发端的时间概念，更有助于研究其地位作用，进而认识甲午战争与戊戌维新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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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批学生到日本的时间，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记为旧历三月底，而清驻日公使裕庚在向总理衙门呈报的《第一次收支各款清单》中，则指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1896年6月15日）为“到东之日”。旧历三月间总理衙门仅根据裕庚来函，奏准招收学生送至日本学校学习，尚未实际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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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1年版）；石锦《早期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与组织》（《思与言》，第6卷，第1期）。大陆有关著述基本沿用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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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文学堂》，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广智书局1898年版，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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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日何如璋等奏分设驻日本各埠理事折》，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四，北平，《清季外交史料》编纂处，1933—1935年版。理事即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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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在日所招东文学生毕业后应如何待遇片》，光绪十年七月初五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北平，193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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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奏拟变通东文学生请奖章程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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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东文学生逐日现习功课清单》，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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