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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不仅成为洋的组成部分，而且是走向西方的重要通道。以后日本政府又“允将该国大学堂中学堂章程酌行变通，俾中国学生易于附学，一切从优相待，以期造就”。清廷遂正式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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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上进、略谙东文英文者，酌定人数，克日电咨总署核办。[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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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日本政府递交国书，表示谢意。至此，派遣留日学生成为维新变法的正式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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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实权在握的督抚的反应比诸多掣肘的光绪更为敏捷。1898年3月，南洋官费生杨荫杭、雷奋、杨廷栋等一行数人抵达东京，是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官费正式留日学生。同时到东的还有富士英（浙江）、卢藉东（广东）等人。5、6月间，浙江官费生钱承志等4人以及湖北官费生萧星生等到达日本。这一年，南北洋、湖北、浙江陆续派出官费生64人，[40]另外还有毕永年、冯斯栾、范源廉等13名自费生。[41]有的督抚计划大举派遣留日学生，如张之洞拟“选择聪颖子弟湖北一百人，湖南五十人，前赴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商工艺，兼通各种专门术业”[42]，湖南甚至已出示招考，后因变法不幸夭折而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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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1896年6月到东的那批清朝驻日使署东文附读生已经学满两年，裕庚奏请将其中可堪造就者拔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东文学堂无形解散。以后，继任公使李盛铎又重新恢复使馆东文学堂，“内有监督官一人，中、东教习各一人，学徒五、六人”[43]，以应付政变后尽废新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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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洋务派督抚对慈禧“尽废新法”的旨意有选择地进行了抵制，加上许多维新志士亡命日本，此后几年间，留日学生队伍仍在逐步扩大。辛丑和约后，清政府复行新政，留日学生人数激增，形成一支重要的社会趋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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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留日学生的正式发端定于1897年底或1898年更为恰当。尽管清廷将派遣权限下放到各省，各地首批留日学生东渡时间相去甚远，如甘肃晚到1905年后才开始派遣，但并不影响事情的基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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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学生运动一旦发端，就不断冲击着旧的统治秩序，成为整个近代留学生运动的重要分水岭。1904年底，《外交报》一篇题为《论近日派遣留学生之利害》的论说，对此做了精辟的概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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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道光二十三年、咸丰八年两次败于欧人，于是惊心动魄于西洋之文明，而谋有以输入之，乃有派西洋留学生之事。然此后二三十年间，派往之人，为数甚少，而其人归国，亦无影响于国家。其上等者，闭户读书，不与世事，彼无所干于社会，社会亦不知其人。此等人与向来之读书人无异，世未之奇也。其下等者，持其所学之语言文字以为羔雁，营营于利禄之途，除此则皆所不计。此等人与向来之流俗人无异，世亦未之奇也。故留学生遂与社会相忘，社会不蒙留学之利，亦不蒙留学之害，遂若无此留学生者然。……自光绪十七年大败于日本，于是惊心动魄于东洋之文明，而谋所以输入之，乃有派东洋留学生之事。论者犹以为与前之派西洋留学生等耳，而岂知其后之效，乃与昔大异。昔之留学生，绝无所表现于社会，而今之留学生，则崭然现其头角，为通国中之一种新人物。[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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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界标的意义，显然不能从1896年的东文附读生或更早的洋务学生身上体现出来。只有在维新运动激励下东渡求学的青年，才会迅速与新兴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建立联系，参加救国和革命运动。而原来附读生中的戢元丞等人，也是在正式进入日本学校后，才积极投身于斗争洪流。因此，适当调整留日学生发端的时间概念，更有助于研究其地位作用，进而认识甲午战争与戊戌维新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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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批学生到日本的时间，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记为旧历三月底，而清驻日公使裕庚在向总理衙门呈报的《第一次收支各款清单》中，则指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1896年6月15日）为“到东之日”。旧历三月间总理衙门仅根据裕庚来函，奏准招收学生送至日本学校学习，尚未实际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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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1年版）；石锦《早期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与组织》（《思与言》，第6卷，第1期）。大陆有关著述基本沿用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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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文学堂》，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广智书局1898年版，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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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日何如璋等奏分设驻日本各埠理事折》，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四，北平，《清季外交史料》编纂处，1933—1935年版。理事即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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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在日所招东文学生毕业后应如何待遇片》，光绪十年七月初五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北平，193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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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奏拟变通东文学生请奖章程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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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东文学生逐日现习功课清单》，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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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97年1月27日总理衙门在奏报此项经费时称：“查东文翻译一项，向在使署立学，按年列于出使经费内作正开销。”“此次学校经始动用经费数目核与向章作正开销之处，系属相符，应如所报准销。”《出使日本大臣第一次收支各款清单》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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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奏拟变通东文学生请奖章程折》，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称，韩筹南、李清澄、王某、赵某等人归国的原因，一是不能忍受日本小孩频呼豚尾的戏弄，二是觉得日本食物难以下咽，这只是依据相关资料推论，似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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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何如璋：《使东述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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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密陈日本近日情形片》，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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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刘坤一遗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奏疏卷二十四。关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态度的变化，参见 Don. C. Price : 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896—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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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奏拟变通东文学生请奖章程折》，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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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65—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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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旅日本中华士商创兴要事汇记》，《知新报》第51期，1898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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