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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诫湖南人“吾湘弗餍外人望，或孤其兴亚之心”，进而提出“长策”十条：第一条为“南学会急派人至日本办兴亚会事，一二年后，挈其政学归，新吾中国”。第二条为“立兴亚分会于湖南，与日本时其消息，灵其脑筋”。第九条为“《湘报》与《兴亚报》彼此分派，以拓见闻”。也就是说，唐才常在撰写《论兴亚义会》一文时，还不知道该会确定的正式名称是东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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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湘报》报道的标题是《兴亚大会集议记》，与《大公报》、《新闻报》、《集成报》等以《亚细亚协会》为题明显不同。亚细亚协会的前身叫兴亚会，而唐才常是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无论他是有意将兴亚义会与亚细亚协会相混淆（在唐才常看来，亚细亚协会的方针可能过于稳健，显然不如“兴亚义会”来得痛快），还是不大能够把握两会的联系与区别，造成的客观效果，就是在兴亚会与兴亚义会之间形成联系，这样一来，此兴亚会与彼兴亚会的界线，自然变得模糊起来。不知内情的人看来，兴亚义会与兴亚会一脉相承，甚至可能就是同一团体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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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闻报道似乎也有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迹象。1898年5月21日，《東京朝日新聞》刊登5月13日的上海通信《亚细亚协会》，一方面说日中两国朝野人士为了振兴东方，团结设立亚细亚协会，上月发起相谈会，当地有力的中国官民同意举为会员，下月召开成立大会，一方面又说两湖人士也纷纷赞成并加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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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参加者中的确有唐才常这样的两湖人士，不过唐才常呼吁湖南人大规模参加的，是东亚会的“兴亚义会”，而不是上海亚细亚协会。从这一意义上说，上海亚细亚协会虽然奉日本亚细亚协会为总会，中方人士更加看重的是兴亚的主旨，是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结盟，而不是组织的归属。因此，至少在他们看来，作为中日民间结盟的载体，上海亚细亚协会是超越某个具体组织之上的桥梁。这对他们将目光逐渐转向东亚会和东亚同文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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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东亚同文会成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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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后，计划的各项活动虽然已在落实之中，[25]但还来不及展开，唯一可记的事，是“日本总会长过沪，同人公宴于张园，意极融洽”。据说俄、法等国领事“闻有中日协会，颇生疑忌”。不久，戊戌政变发生，亚细亚协会被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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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海亚细亚协会举议员24人，“已任入会签名捐资者约百余位，皆官商名誉中人”。[26]影响范围不可谓不广。全体会员的名单尚未查见，据1898年4月26日在上海郑观应寓召开的沪上维新志士与日本人士共同筹办亚细亚协会准备会，中方与会者有郑观应（陶斋）、文廷式（云阁）、郑孝胥（苏龛）、何嗣焜（梅生）、志钧（仲鲁）、张謇（季直）、江标（建霞）、严信厚（小舫）、薛华培（次升）、盛揆臣、汪康年（穰卿）、曾广铨（敬贻）、经元善（莲珊）、陈季同（敬如）、施则敬（子英）、姚文焯（稷臣）、杨廷杲（子萱）、沈敦和（仲礼）、唐才常、李智俦（洛才）、李宝森（谷生）、吴瀚涛（广霈）等。[27]另外据说盛宣怀和蔡钧也赞成，因事忙未能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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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份名单，熟悉晚清史事者大都并不陌生。在19、20世纪之交，他们是东南乃至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郑观应、文廷式、郑孝胥、江标、张謇、汪康年等人在近代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无须一一介绍。其余各人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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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嗣焜，江苏武进人，又字眉孙，历参张树声、倪文蔚、盛宣怀幕府事，分省补用知府，后总理上海南洋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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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钧，满洲镶红旗人，珍妃胞兄，进士，曾列名上海强学会。江南候补道，南洋大臣洋务局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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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信厚，浙江慈溪人，钱庄学徒出身，曾入李鸿章幕，署长芦盐务帮办，后从事商业，为东南巨商。官直隶候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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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广铨，湖南湘乡人，早年随嗣父曾纪泽赴欧，留学英国，后任驻英公使馆三等书记。1897年曾一路跟踪孙中山由欧美抵达日本。随即辞官归沪，参与创办《时务报》，又与汪康年等发起蒙学公会。1898年访日期间，又与孙中山有所接触。庚子在广州担任刘学询与孙中山的代表宫崎寅藏等人会谈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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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善，浙江上虞人，上海电报局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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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华培，四川华阳人，湖北候补道，戊戌由湘抚陈宝箴保荐经济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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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则敬，浙江杭县人，道员用留直补用知府，其弟施肇基，为清季民初著名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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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杲，商董，主持上海电报总局收支所。黄遵宪曾函告汪康年：“昨见盛杏翁云：已订嘱杨子萱缮公函分寄各电局，凡有商局处均有电局，不必两岐云云。”[28]他和严信厚、施则敬等均为上海中国女学堂董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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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焯，浙江仁和人，又字伯纯，进士，曾任云南学政、福建兴泉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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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敦和，浙江鄞县人，英国剑桥大学法科毕业，历任南洋大臣翻译官、金陵同文馆教习、鱼雷学堂提调、海防粮台委员、江南水师学堂提调以及南京、镇江、江阴、吴淞四炮台提调，后改江南自强军营务处总办。江苏候选道，与严信厚同为上海四明公所董事，编辑过《自强军西法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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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同，福建侯官人，福建船政学堂出身，留学法国，习国际法，历任驻欧各国公使馆参赞，甲午战争时任台湾民主国外务大臣。时为江南制造局翻译、《求是报》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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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俦，江苏仪征人，字鹤侪，号乐才，监生，曾官湖南龙山知县，调署武陵等县，后充两江总督刘坤一幕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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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森，广东大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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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瀚涛，名广霈，字琴爰，晚号剑华道人，安徽诸生，驻日公使何如璋随员，后升任神户副领事，归国后任轮船招商局文案，直隶候补知县。1895年孙中山广州起义时，他和康有为、曾广铨等同被预定为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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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揆臣，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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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人早就在清季官绅兴办的各种趋新事业中相互援引。1897年，经元善在上海发起中国女学堂，严信厚、郑观应、陈季同、薛华培、汪康年、文廷式、张謇、江标、吴瀚涛、沈敦和、何嗣焜、杨廷杲、施则敬等人积极支持。尤其是戊戌、庚子间，他们或明或暗的各种活动带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连续性。而这些活动，均与日本亚细亚主义团体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促成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各种因素，如日本主张亚细亚主义和保全中国、振兴东亚的对华团体日渐合流，中国各派趋新势力寻求合作与联合，以及中日双方民间人士积极谋求同盟提携等等，使得围绕庚子勤王事件的一系列组织和活动，均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精神一脉相承，组织与人员也有一定的渊源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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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处于衰退期的日本亚细亚协会出面具名作为中日民间同盟的组织形式，历史渊源之外，有一定的偶然性，东邦协会、兴亚义会（东亚会）等团体直接或间接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并未使日本的亚细亚协会获得复兴的转机，而东亚会和稍后成立的同文会则发展顺利，并很快在1898年11月合组东亚同文会，1900年3月又与亚细亚协会合并，实现了日本亚细亚主义各团体的大合流。这样，日本方面，以东亚同文会为代表的对华团体，与此前几乎所有日本对华团体都有着一定的组织渊源。而这些团体与中国人士的各种联盟活动，也都陆续汇聚到东亚同文会的名下。亚细亚协会在此进程中，仅仅扮演了过渡环节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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