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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322—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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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白岩龙平日记：1898年“一月十五日，汪康年、曾广铨从东京来”。（中村义：《白岩龍平日記
: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第264页）1898年2月10日白岩龙平致函汪康年、曾广铨：“大阪停车场握别之后，不知行旌无恙到申否？两日之会，客舍匆忙，不能尽东道之理，抱歉何似，伏维两位阁下安健回申。”（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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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319—3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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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日本东京倡办东亚会》，《知新报》第54册，“中外近事”，1898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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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井手三郎关系文书》，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82—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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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知新报》第117册（1900年4月29日）“各国新闻”《两会并合》记：“日本亚细亚协会员中之人，以其会之主旨，与东亚同文会相同，故欲并合此两会，戮力同心，益尽力于东亚。顷以此事（转下页）（接上页）谋诸东亚同文会，而同文会亦以为然。”《東亞同文会第五回報告》所载《東亞同文会と亞細亞協会の合併》，也提到亚细亚协会的有力者某某等人鉴于东亚大局时势，认为应当求同存异，对于本会几年来的无所作为感到遗憾，因而主动与东亚同文会联系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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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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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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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文廷式：《东游日记》，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61—1172页。如3月19日“同文会诸友招宴于‘偕乐园’，用中国菜肴，近卫、长冈、榎本、及犬养、中西、田锅等凡十七、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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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十八日、十七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5—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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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0—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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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46—6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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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10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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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上总署转奏电禀》，《苏报》1900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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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浮新获》，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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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康有为1901年初致函梁炳光，中有“闻高山言，公等方略，欲取惠州……任美行者，军谋称细，出讨则专以破数州县地，耸动大众为主。吾闻之，即笑谓任曰：吾以汝等称健者，以为果有方。若如此，则是一李立亭耳，必败无疑。已而，果有惠州之事。……故五六月前，凡林玉之将才，子盈之客人，所有请饷欲办惠事者，皆不发”（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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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平成六—七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一般研究成果報告書，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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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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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知新报》第106册，1899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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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第四章 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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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广泛而深入，早已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的《新政革命与日本》（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一书指出，新政前后，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截然两分，此前为一套系统，大致延续了千余年；此后为一套系统，经过逐步的变动调整，一直延续至今。作者这样来表述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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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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