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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日本东京倡办东亚会》，《知新报》第54册，“中外近事”，1898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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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井手三郎关系文书》，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82—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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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知新报》第117册（1900年4月29日）“各国新闻”《两会并合》记：“日本亚细亚协会员中之人，以其会之主旨，与东亚同文会相同，故欲并合此两会，戮力同心，益尽力于东亚。顷以此事（转下页）（接上页）谋诸东亚同文会，而同文会亦以为然。”《東亞同文会第五回報告》所载《東亞同文会と亞細亞協会の合併》，也提到亚细亚协会的有力者某某等人鉴于东亚大局时势，认为应当求同存异，对于本会几年来的无所作为感到遗憾，因而主动与东亚同文会联系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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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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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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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文廷式：《东游日记》，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61—1172页。如3月19日“同文会诸友招宴于‘偕乐园’，用中国菜肴，近卫、长冈、榎本、及犬养、中西、田锅等凡十七、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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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十八日、十七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5—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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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0—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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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46—6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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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10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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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上总署转奏电禀》，《苏报》1900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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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浮新获》，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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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康有为1901年初致函梁炳光，中有“闻高山言，公等方略，欲取惠州……任美行者，军谋称细，出讨则专以破数州县地，耸动大众为主。吾闻之，即笑谓任曰：吾以汝等称健者，以为果有方。若如此，则是一李立亭耳，必败无疑。已而，果有惠州之事。……故五六月前，凡林玉之将才，子盈之客人，所有请饷欲办惠事者，皆不发”（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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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平成六—七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一般研究成果報告書，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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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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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知新报》第106册，1899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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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第四章 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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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广泛而深入，早已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的《新政革命与日本》（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一书指出，新政前后，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截然两分，此前为一套系统，大致延续了千余年；此后为一套系统，经过逐步的变动调整，一直延续至今。作者这样来表述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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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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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使得中国人百余年来的精神观念与行为规范，与此前几乎完全两样。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文化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任达认为，这样的变动是以清政府和各级官绅为主导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而日本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过于强调日本方面的主动、积极与善意，以及清政府改革的革命性，引起不少的批评，指其未能揭示日方的用心和混淆不同政治势力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所说近代知识与制度的根本转变及其深远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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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转型的历史进程远比任达所描绘的更为复杂和深刻。不仅涉及明治日本，还包括整个丰富多样的“西方”；不仅发生在新政时期，而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受域外影响发生观念行为的变化，从来就有，如佛教和耶稣会士的作用，尤其后者，令西学早已东渐）；不仅政府主导的那些领域出现了观念和制度变化，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知识制度体系，几乎全都根本改观；参与其事者不仅是清朝官绅和日本顾问，外国来华人士和广大中国知识人也纷纷介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革命性变动并不是照搬移植外国的知识与制度，今天中国人生存于其中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虽然来源蓝本多在外国，因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大体相似，但还是有许多并非小异。这些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用实际上未能摆脱西化的现代化理论来衡量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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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在层面上还有所欠缺，有待于进一步拓展视野，发现问题；在做法上则存在以后出外来的观念格义附会的偏向，对于前人本意和前事本相误读错解之处相当普遍。就此而论，辛亥时期日本如何影响中国，影响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认识其影响，还有相当广阔的探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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