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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游历日渐增多，清政府一方面予以鼓励支持，一方面加强规范约束。在当朝执政看来，自费出洋游学之人大都年少未学，毫无阅历，易滋流弊，已入仕途人员则多读书明理，循规守法，内而京堂翰林科道部属，外而候补道府以下等官，无论满汉，择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出洋游历，分门考察，可以备归国任使，并可熟稔游学生详情，帮助教化。因此，按照清朝的意旨塑造出一批游历，使之引导游学，发挥作用，确保取法外洋的步伐能够沿着清廷划定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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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奖励出洋游学的同时，也顾及游历，规定：游历与出使不同，须少带随从，一品大员可酌带翻译一二员，随从二三人，其余职官只可带翻译一人，随从精简。对于出洋游历各员，分别等第，从优给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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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游历遍涉东西洋各国，往返在三年以外者为上；择游欧美之一二国或二三国，往返在二年以外者次之；专游欧美之一国，往返在一年以外者又次之；仅至东洋游历，往返在一年以外者又次之。无论东西洋，其游历在一年以内者，无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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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游历之宗旨，以能考察其内政、外交、海陆军备、农工商各项实业及其章程办法为要。一二品大员须兼综博览，其余官员可择兴趣所在、职业所近而分门考察。凡考察所得，宜记载著书，归国后奏呈考核。应奖者须有札记著作，实有所得。游历年限虽多，毫无记录者仍不给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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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外职官，无论实缺候补，自费出洋游学，毕业后优予升擢补迁。游历奖励，比照游学减一等。游历游学人员，一概免扣资俸。[10]由这一规定可知，官派以外的游历，凡符合规定者，即作为自费出国，带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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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般性号召外，京师各部院官员的出国游历受到特别重视。光绪三十二年（1906），政务处、学部议复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选派翰林出洋游历，由掌院学士于翰林院人员内遴选志趣正大、学问优长、有志出洋者四五十人，咨明学部，分为游学、游历两项。[11]同年，给事中陈庆桂以科道为献替之官，部曹有办事之责，于各国政治尤应讲求。且新设之商部、学部、巡警部，以及交涉、工程、法律，事事皆当整顿，奏请各部都察院堂官，选派科道部曹出洋游学游历，一切章程，照翰林院办理。各衙门兴办要政，必须出洋调查，应准各该堂官遴选派往游历，照《奏定学堂章程》所定自费游历奖励办法办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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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以学堂所重，不仅在于教员，尤在管理之人必须明于教授法和管理法。各直省宜于官绅中推择品学兼优、性情纯挚而平日又能留心教育者陆续资派出洋，员数以多为贵，久则一年，少或数月，考察外国各学堂规模制度及一切管理教授之法，回国后分别派入学务处及各学堂办事。欧美各国因为道远而费重，不能多往，而日本断不可不到，即使边远贫瘠省份，至少也必派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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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学部通行各省选送游学限制办法，其游学日本者资格宜限定，而游历官绅可稍宽限制，但也要品行端谨无劣迹，身体强健无宿疾。[13]七月，学部订立《出洋游历简章》13条通咨各省，对出洋游历官绅的资格加以限制。规定各省选派员绅出洋游历及京外员绅自请出洋游历，应由各本衙门及各将军、督抚详加考察，确系性行端谨，学有根柢，年力富强，不染嗜好，平日于政治、学术、实业等项留心考察者，始予给咨。自请游历者，应将欲游历之国及考察之事先行呈报审核。自请游历者，赴日不满三个月，赴西洋不满六个月者，概不给咨。除一二品大员及特派出洋考察人员不在所限外，其余均应照章办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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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政而言，游学的作用或许不及游历（一些短期速成生实际上与游历相差无几）。因为新政明确以日本为楷模，从上到下又急于全面铺开，只能照着日本的葫芦画瓢，所以日本成为游历的主要目的地。各种趋新事业举办之际，有关当局往往派专人赴日，调查收集对应机构的章程、型制、创办程序、操作规则等详细资料，经比较取舍后，模仿实行。民间绅商报人，秉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也纷纷东渡取经，以俾兴学办报，举办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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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各方的需求，取得良好收效，游历官绅东渡前后，要由中日两国政府的相关部门集中组织听讲学习，进行短期培训。有关方面还为游历专门编写了各种参考书籍，详细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概况，说明历程步骤，并分门别类地编制了具体的考察指南，指示考察的程序、步骤和做法，供游历官绅参考，以便安排行止日程。游历官绅则按图索骥，将日本的各种制度一一临摹，照搬回中国。1908年，出使日本大臣李家驹奏请仿照直隶派遣自治员办法，各省派员赴日游历每年于二、三、九、十月为到日之期，以便30人以上者，请日本法政大学专门开班讲解，使其先明学理，并逐渐熟悉日语，再行考察。七月，学部通咨各地施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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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省提学使司人员请旨简放，必须先行出洋游历。除曾经出洋及办理学务、资劳久著者可即行赴任外，其余各员应先派赴日本考查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以三个月为期，归国后再行赴任。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奏准提学使司人员先后派赴日本考查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将该次简放各省提学使，分为三种：曾经出洋及办理学务有年者，毋庸出洋；其余各员在京者，均于请训后前往日本；出差在籍者，应俟奏请陛见后，再赴日本。考察事毕，即行赴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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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新政堪称全国模范的湖北、直隶两省，在派遣出洋游历方面同样领先一步。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札行选派实缺各州县自备资斧，赴东游历，往返程途不计，以在东实有半年为限。到后凡属有关政法之事，如学校、警察、监狱、道路、水利、财政、武备、制造及一切农、工、商、渔等实业，均须悉心考察，纵不必人著一书，亦须择要记录，回鄂后呈侯核闻。并定以此后续经补选各员，均应于到任之先，一体派往游历一次，着为定章。[17]六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奏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凡学堂、警察、农工诸大政，皆关紧要，令实缺州县人员，除到任已久、未便令离职守外，其余新选新补各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日本游历三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国，然后饬赴新任。并责令呈验日记以征心得。又以各州县学堂工艺诸端，皆须绅董相助，令各属公举品端学粹之绅，咨送日本游历四月，每州县至少须送一人，选派护送员、议员随同东渡。[18]两省做法大同小异，差别只是在于一系自费一有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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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游历未能得到研究者足够的关注，其原因一则留学生的影响后劲较强，二则清政府及官绅的行为多遭否定，三则有关资料较为零散，又未经收集整理的积累。考察期间，官绅游历详细撰写游记，记载行程内容，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所获之物以及耳闻目睹的种种见闻感想，其中一部分被印制成书，一些则仅为稿本。研究这些奏报游记，并追踪游历官绅归国后在兴办有关事业中的影响作为，可以加深理解这一时期中日交流的情形程度。近20年来，利用东京日比谷图书馆实藤文库所收集的官绅游历的日本游记和档案报刊等文献，对赴日游历做了有益的研究，总体概述的有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成文堂，1998年版），分门别类则有汪琬的《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版）。而中国学者注意到这些已成文物的图书的价值，在日本和中国各图书馆调查收集，整理出版，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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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来留学生的研究相近似，对于游历的研究往往也着重于异国的见闻，至于回国后如何影响改革和各项趋新事业，虽已注意论及，尚未充分展开。连同日本顾问在内，诸如此类的研究课题无论资料还是视野，都必须沟通中日双方，而现行的研究却往往各顾一面。例如有贺长雄对晚清民国时的中国影响颇大，与日本思想界政法界的关系尤其深，日本所编有贺长雄文集，仅及其关于日本的著述，大量在中国发表的文字未予收录。而中国学人则仅在论及清季民初相关史事中才会提及，难以知其所以然。晚清和明治时期的中日人士，是在西学、东学和中学的纠结中展开其心路历程和行进轨迹的，近代东亚的历史进程不可能截然分隔，分科分类分国别的研究显然不能真正了解认识那一时代中日两国的人和事。对此，还有待于两国以及其他各国关注相关研究的学人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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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东学的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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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战固然是近代中日两国竞争发展的重要分界，但是仅仅看到中国此后公开张扬地学习日本，以及几乎举国一致的仿日风尚，仍然不足以体现日本影响中国的深度和广度。其实，早在1880年代，日本发明了一套对应西学的概念，在语言支配思维定律的制导下，已经预设了后来掌控东亚发展变化的基本取向及其话语权的格局。辛亥时期，中日两国在物质层面的差距或许并不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巨大，有些方面甚至中国还强于日本，但是精神学问方面的差距，却不可以道里计。据留日学生监督处所办《官报》刊载的各校留日学生考试成绩表，各科成绩在二三十分的相当普遍，要想达到日本学校的合格程度，则相当困难。仅此一端，不仅可见中日两国差距之大，而且预示着还将有进一步拉大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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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反差并不一定反映整体的学术文化水准，可是因为改用了西学的知识体系和衡量标准，使得中国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和落后状态。现代中国在正式场合表达思维的重要名词，大都来自明治后日本的新汉语，不了解幕末到大正时期尤其是明治日本的历史，探源难以深入堂奥，求变也很难把握脉络。以西周助为代表的明治日本新名词的发明者，开始或许未曾料到，这些词汇的使用和通行，绝不仅仅是对应西学那样简单，而会使东亚的精神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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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助创造的许多重要概念后来虽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当时却一则限于小范围课堂教授的口耳相传，二则主要是为了解决日本自身学习西学的问题，并未广泛传播和应用。可是到了井上哲次郎、冈仓天心那一代人，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们通过编订辞典（如《哲学字彙》）和教科书（如《東洋哲学》、《日本美術史》）等形式，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播推广各种新词汇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学理系统，使得这些具有关键意义的名词很快得到广泛应用，另一方面，他们试图采用西方的统一标准，将原来西周用于西学的概念变成具有普适性的工具，重估东亚固有事物的价值，包括美术、哲学等等，都有了可以用西洋相同标准来衡量的东洋界域，不同的文化被纳入统一的系统框架。在重建东亚文化近代价值信念的同时，强调亚洲文化的一体性，试图借助编写各种专史将东亚各国的历史文化重新排序，凸显日本的优越性，以便凭借一整套新名词以及与之相应的学术体系取得掌控东亚话语权的精神领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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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东亚各国在西学的冲击之下，往往因为无法对应门类繁多的西学而根本怀疑固有文化的价值。井上哲次郎和冈仓天心等人提供的对应概念，可以面向西学重建对于固有文化的自信，而这时的东洋文化已经不是传统以中国儒学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旧版图，实际上是由日本对应西学解读之后重新建构起来的新样式，除了尽可能抬高日本文化种类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甚至如冈仓天心以日本为东亚美术传统的中心正统，压抑中国等其他东亚国家“美术”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一套解释话语完全由日本掌控。后来中国的学人正是在冈仓天心的传人大村西崖等人的影响之下，重新确立了文人画的美术价值，才避免使国画陷入国学、国医等等国字号事物那样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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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井上哲次郎或许没有冈仓天心那样显著的政治目的，而且两人的“东洋哲学”与“东洋美术”有着显著差异，后者要分别东亚各国的高下，前者主要是用哲学框架重新条理中国古代的思想。不过，井上哲次郎的抱负绝不亚于冈仓天心，其实际影响则与冈仓天心相当近似，主要体现于三方面：其一，使“哲学”由他者变成自己的事物，大幅度扩张“哲学”在日本思想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影响。其二，通过重新条理解读东亚的思想，获得并掌握了在“哲学”架构下解释东亚历史学术文化的主导权。其三，由于其“东洋哲学”以中国古代思想为主干，实际上建构起一套“中国哲学”的体系。由此看来，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十到二十年，日本在东亚思想领域的优势主导地位就已经开始确立。后来中国只能借助明治新汉语和日本式学术系统与西方沟通对话，虽然避免了长期以来夷夏纠结的困扰烦恼，却不得不用西洋眼光重估固有文化，而陷入日本式话语和思维方式的笼罩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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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的直接结果，不仅导致清季新政和预备立宪时中国全面学习日本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甚至一度在清政府的决策层出现非东学莫属的情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日本大量逆输入明治后的汉语新词，使得汉语言文字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渐由以字为单位变成以词为单位。这成为后来文言改白话的主要支撑，使得非逻辑或模糊逻辑的汉语努力靠近逻辑性的字母文字，甚至以后者为变革的取向与最终目标。泛用新名词的情况，在1903年已经相当普遍，所以张之洞在《学务纲要》中特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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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古人云：文以载道。今日时势，更兼有文以载政之用。故外国论治论学，率以言语文字所行之远近，验权力教化所及之广狭。除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自应各从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掺杂。……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此等字样，不胜枚举，可以类推。其实此类名词，在外国不过习俗沿用，并未尝自以为精理要言。今日日本通人，所有著述文辞，凡用汉文者，皆极雅驯，仍系取材于中国经史子集之内，从未阑入此等字样。可见外国文体，界限本自分明，何得昧昧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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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又若外国文法，或虚实字义倒装，或叙说繁复曲折，令人费解，亦所当戒。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此后官私文牍一切著述，均宜留心检点，切勿任意效颦，有乖文体，且徒贻外人姗笑。如课本日记考试文卷内有此等字样，定从摈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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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除个别例外，这些大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通用词汇。日本逆输入的汉语新词数以千计，其中使用频率最高和次高的大约500个。今人若不使用这些词汇，在正式场合很难表达意思，相互沟通。就此而论，清季以来，中国人实际上可以说是用西思，发汉音，说日语，东语东学一直影响制约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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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知识体系关系最紧密的教育和学术分科，不仅同样深受日本影响，而且几乎就是照着日本的模子铸造出来。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的制定，虽然有所分别差异，模仿日本国民教育和学堂体系的基本形态却一脉相承，并无变化，只是在如何结合中国实情以及理解日本制度的本意方面略有不同。这实际上是按照东学的套路模式将中学与西学熔于一炉。不仅如此，各个分科的教科书，开始也是照搬日本，有的只是改头换面，有的索性直接翻译。无论中学还是西学，都要据以重解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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