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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古中国学者之知此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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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是固不可与不解科学者道矣。盖史一科学也，而史学者又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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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颇有些今天上下各方所鼓吹的跨学科的意味。尽管陈黻宸认为指中国无史言过其实，可是依照上述标准，没有这些分科的古代中国，史又从何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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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在纳西学于科学一再受挫之后，不得已转而宣布立停科举，旨在使学堂与科举合为一途，培才与抡才熔于一炉，让科举的规制，在学堂中得以延续。而士子的仕进之阶被堵塞，纷纷转投学堂，育才和蒙养统一起来，成为社会化的必由之路。分科教学与新的知识体系建构相辅相成，人的知识传承发生突变，各种教科的设置和教科书的编译，使中国迅速进入“科学”时代。原有的知识系统则逐渐被分解重构，如经学以读经、存古和经学课程等形式进入各级各类学堂，又逐渐退出，直到民初正式废止。断言科举废即经学亡未免过当，不过经学进入学堂，却由原来占据正统地位变成诸科之一科，已经注定其命运归结。以“科学”的观念看，各学科当然都是平等的。但中国社会为伦理政治，没有笼罩性的宗教信仰，特重纲常伦理，礼制、礼俗和礼教，是维系社会生存发展秩序的关键。近代学人一味就秦汉以上疑古，忽略独尊儒术其实是掌控认识两汉以下两千年历史文化的重要枢纽，独尊的时间累积起来或许不算长，却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中枢。经学体制上退出历史舞台，又没有适当的替代，造成百年来中国人终极关怀的紊乱和空置，影响极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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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尤其是分科之学方面，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至深且广的，是相对后起的日本和美国，包括学制建构、学科体系、课程设置、教科书的编撰以及教学方法等等。日美两国对于欧洲发源的种种分科之学及其错综复杂的牵扯纠结，如因学科、学派、文化不同而生的差异与联系，同样难知就里，因而不同程度地进行过自认为必要同时也是不得不然的再度条理和整饬，使之界限分明，容易把握。可是如此一来，各个学科发生演化的渊源脉络痕迹消失不见，对于发源地不同学科、流派之间的争议也无从认识。中国因缘日、美而来的分科之学，看似清晰易辨，实则极易混淆而不自觉。若单以进化的观念审视，许多内容很难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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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即使不涉及价值判断，且有高度自觉，也难免为后来外在的观念所左右。近代学术大家钱穆研治历代政治制度极有心得，而且明确区分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却仍然一开始就使用中央与地方的架构，梳理历代政治制度。实则中央与地方对应的观念并非历代制度本身所具有，而是明治时期日本的新概念。清季来华日本人士以此理解清朝体制，进而影响国人。尤其是织田万所著《清国行政法》，对中国朝野尤其是宪政改制的影响巨大。尽管如此，有过在京师大学师范馆任教习经历的服部宇之吉还是提醒日本人注意，清末民初有着某些复杂交错的关联，中国的地方官含义较日本为窄，直省与府厅州县有所不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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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改制之际，就连接受这些外来后出概念的官绅，一旦面对内外相维的清代原有设制，直省究竟是否地方，还是成为偌大的难题，令举国上下纠缠不清，头痛不已，找不出适当的破解之道，很难进入上下有序的状态。中国历史上的省，与明治时期的日本一样，原设在京师，为中枢行政机构，后来行省不过是皇权的分身。清中叶以后，直省的地位逐渐凸显，尤其是咸同光三朝，平兵燹，办洋务，兴学务，派留学，直省已然成为具有人事财政实权的单位。但在体制上，直省仍然不具备正式性。新政改制，地方自治模仿日本，因而仅及府厅州县，并不包括省一级，直省和督抚的地位极为尴尬。进入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省的地位属性，一直困扰着行政体制的设置及运作。岁月流逝，原来的困惑看似已经不成问题，实际上不仅依然制约着现实社会的相关行事（如地方行政与税制层级划分），而且导致对中国历代体制认识的隔膜，使得相关研究的取向出现偏差，有时甚至用力越深，离真相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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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东、西学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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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炳麟、胡思敬等言官对游历和游学的批评，一般会断为保守甚至顽固。不过，在具有留学欧洲背景的严复看来，通过日本学习西方，不仅是舍近求远，甚至会南辕北辙。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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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其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近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逾己而遂信之。今之所为，何以异此。[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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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看法与言官的批评不无契合之处。本国国体人情及数千年官制因革之故，并清朝开国以来成法精意之存，以及东西各国官制的体要所在，的确是制度建设尤其是效法取鉴不可忽视的重要关节。晚清的知识与制度转型，虽然很大程度是明治日本影响的结果，并且造成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未必都是毫无疑义的进化。日本的影响无论在思维还是行为方面，都给中国新的观念应用和制度运行带来不少的困扰纠结。严复的意见在一段时期内不被普遍认同，在他供职的学部，据说也是东学派占了压倒性优势，不过却提醒国人注意，日本化的西学，加入了许多东亚因素，其中不少是根据中国文化加以变异，以应对西学。如此一来，西学、东学与中学之间，关于同一事物，尤其是精神层面的事物，难免存在使用看似完全相同概念，实际上却是各说各话，无法交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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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严复的话是在东学与西学之间划出一道界限，章太炎则是干脆将中学与东学相分离。1910年，章太炎用白话写了《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的长文，对渐成崇洋之势的时趋提出批评，劈头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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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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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来有学问（当然有强弱之分），近来有心得（也有多少之别），“不过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来。怎么叫做偏心？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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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坏，依着他说坏，固然是错；就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为什么缘故呢？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就有几分涉猎，都是皮毛，凭他说好说坏，都不能当做定论。……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就使是中国人不大深知中国的事，拿别国的事迹来比附，创一种新奇的说，也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并且捏造事迹，舞弄条例，都可以随意行去。用这个做学说，自己变成一种庸妄子；用这个施教育，使后生个个变成庸妄子。就使没有这种弊端，听外国人说一句支那学好，施教育的跟着他的话施，受教育的跟着他的话受，也是不该！上边已经说了，门外汉极力赞扬，并没有增甚么声价，况且别国有这种风尚的时候，说支那学好；风尚退了，也可以说支那学不好。难道中国的教育家，也跟着他旅进旅退么？……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象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象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就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后来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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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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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所说，看似针对所有外国学问，其实主要对象还是日本，所以此文后来被日本学界斥为无视日本效法西洋取得的学术进步。民国时有学人据以指责章太炎在学术上拉车向后，可是一个世纪后的今日看来，所言却包含许多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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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复杂性，因为东学背景而更加难以把握。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直到明治维新大见成效，特别是甲午战争、戊戌维新和新政之后，乾坤倒转。此后中国的精神世界深受日本的影响，用于正式学科的许多名词，都是来自日本明治后的“新汉语”。其中有借用，有独创，有拼合，而且相当一部分源自中国，是来华外国人士为了翻译，与其中国助手共同发明。只是在中国人的圈子当中并不流行，所以后来要从日本“逆输入”。明治初期的日本人士，用一般日语很难因应西学的复杂，不得不借助表现力强而且简略的汉文古典。由此创造出数以千计的新汉语，既不能与西文原意吻合，又与中国的原典有异，与社会实情不符，在促使东亚进入世界体系、使得日本掌控了东亚精神世界话语权的同时，产生了误读错解中西历史社会文化的不小弊端。而知识的分科系统，无论在教育还是学术层面，近代中国多以日本为蓝本，有时争议的各方，引经据典的大都是不同来源的东学。其利弊得失，很有重新全面检讨的必要。正本清源诚非易事，拨乱反正似无可能，而因陋就简，则犹如戴上有色眼镜，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均不免变形变色，无法为世界展现中国思想文化的本意。审时度势，或许有必要在思想学术领域来一次以复古为创新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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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根本怀疑能否放弃后设集合概念去理解前人前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今人自以为一定比古人高明的表现。如果自以为是，不能虚怀若谷，守定后见，强古人以就我，当然只能缘木求鱼。其实，古今中外的那道鸿沟并非不可逾越，历史的事实联系使之天然具有可以把握的脉络，道理很简单，首先，古人自有其本意；其次，古人表达其本意时并不借助今人所用的概念；其三，古人的本意因时因地甚至因人而异，有其发生演化的脉络；其四，从古人的本意到今人的解读之间，仍是前后联系、不曾断裂的历史进程。具备这些基本条件，能否历时性地理解把握，就要看学人的天赋、功力、机缘凝成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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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前后，是日本影响近代中国最为广泛深入的时期。留学生、游历和日本顾问、教习所起作用最大，由此造成话语、学术系统和政治、社会、教育、司法、军事、财政各项制度的全面转型。明治维新后形成的知识系统和制度体系，早已让日本掌控了东亚的话语权和精神笼罩力，决定了清季以来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影响极其深远。不过，这些变化未必都是进化。作为承接西学、影响中国的东学，在中西两面均有格义附会的副作用，导致对于西学和中国的误读错解。这也成为制约辛亥革命研究的瓶颈。用历史的方法重解历史，庶几可以沟通古今中外的联系，回到历史现场，伴随当事人一同经历历史的进程，从而尽可能近真并得其头绪地理解历史上的相关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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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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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桑兵：《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评介〈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燕京学报》新4期，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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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四大金刚，说法不一，一说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积极参与爱国活动，在留学生中号称“四大金刚”；一说金邦平、张一麟、汪荣宝、曹汝霖四人,号称袁世凯旗下四大金刚；一说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为民初亲日派的四大金刚；一说留学生归国，大多偃蹇潦倒，独章宗祥、陆宗舆、汪荣宝及曹汝霖四人，大走红运。时上海林黛玉、陆兰芬、张书玉、金小宝四妓，亦鼎盛一时，名为四金刚，宦途中人遂以曹、章、汪、陆喻之为林、陆、张、金。揆诸史事，前三说均有可议，第一说显然与史不合，第二说亦有可疑，第三说则应为口碑的延续。据曹汝霖自述，参合相关事实，四大金刚得名，当始于清季同在京师参与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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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3—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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