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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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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所说，看似针对所有外国学问，其实主要对象还是日本，所以此文后来被日本学界斥为无视日本效法西洋取得的学术进步。民国时有学人据以指责章太炎在学术上拉车向后，可是一个世纪后的今日看来，所言却包含许多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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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复杂性，因为东学背景而更加难以把握。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直到明治维新大见成效，特别是甲午战争、戊戌维新和新政之后，乾坤倒转。此后中国的精神世界深受日本的影响，用于正式学科的许多名词，都是来自日本明治后的“新汉语”。其中有借用，有独创，有拼合，而且相当一部分源自中国，是来华外国人士为了翻译，与其中国助手共同发明。只是在中国人的圈子当中并不流行，所以后来要从日本“逆输入”。明治初期的日本人士，用一般日语很难因应西学的复杂，不得不借助表现力强而且简略的汉文古典。由此创造出数以千计的新汉语，既不能与西文原意吻合，又与中国的原典有异，与社会实情不符，在促使东亚进入世界体系、使得日本掌控了东亚精神世界话语权的同时，产生了误读错解中西历史社会文化的不小弊端。而知识的分科系统，无论在教育还是学术层面，近代中国多以日本为蓝本，有时争议的各方，引经据典的大都是不同来源的东学。其利弊得失，很有重新全面检讨的必要。正本清源诚非易事，拨乱反正似无可能，而因陋就简，则犹如戴上有色眼镜，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均不免变形变色，无法为世界展现中国思想文化的本意。审时度势，或许有必要在思想学术领域来一次以复古为创新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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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根本怀疑能否放弃后设集合概念去理解前人前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今人自以为一定比古人高明的表现。如果自以为是，不能虚怀若谷，守定后见，强古人以就我，当然只能缘木求鱼。其实，古今中外的那道鸿沟并非不可逾越，历史的事实联系使之天然具有可以把握的脉络，道理很简单，首先，古人自有其本意；其次，古人表达其本意时并不借助今人所用的概念；其三，古人的本意因时因地甚至因人而异，有其发生演化的脉络；其四，从古人的本意到今人的解读之间，仍是前后联系、不曾断裂的历史进程。具备这些基本条件，能否历时性地理解把握，就要看学人的天赋、功力、机缘凝成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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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前后，是日本影响近代中国最为广泛深入的时期。留学生、游历和日本顾问、教习所起作用最大，由此造成话语、学术系统和政治、社会、教育、司法、军事、财政各项制度的全面转型。明治维新后形成的知识系统和制度体系，早已让日本掌控了东亚的话语权和精神笼罩力，决定了清季以来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影响极其深远。不过，这些变化未必都是进化。作为承接西学、影响中国的东学，在中西两面均有格义附会的副作用，导致对于西学和中国的误读错解。这也成为制约辛亥革命研究的瓶颈。用历史的方法重解历史，庶几可以沟通古今中外的联系，回到历史现场，伴随当事人一同经历历史的进程，从而尽可能近真并得其头绪地理解历史上的相关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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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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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桑兵：《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评介〈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燕京学报》新4期，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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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四大金刚，说法不一，一说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积极参与爱国活动，在留学生中号称“四大金刚”；一说金邦平、张一麟、汪荣宝、曹汝霖四人,号称袁世凯旗下四大金刚；一说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为民初亲日派的四大金刚；一说留学生归国，大多偃蹇潦倒，独章宗祥、陆宗舆、汪荣宝及曹汝霖四人，大走红运。时上海林黛玉、陆兰芬、张书玉、金小宝四妓，亦鼎盛一时，名为四金刚，宦途中人遂以曹、章、汪、陆喻之为林、陆、张、金。揆诸史事，前三说均有可议，第一说显然与史不合，第二说亦有可疑，第三说则应为口碑的延续。据曹汝霖自述，参合相关事实，四大金刚得名，当始于清季同在京师参与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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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3—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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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更革京朝官制大概情形》，《东方杂志》1906年增刊《宪政初纲》，“立宪纪闻”第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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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43—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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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厘定官制参考折件汇存》，宣统三年印。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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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关晓红《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第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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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御史胡思敬奏官制未可偏信一二留学生剿袭日本成法轻议更张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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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奏定学堂章程》，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72年版，第201—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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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续等纂：《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五八，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己亥；《议奏选派翰林出洋游学游历片》，《学部官报》第1期，1906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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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一四，《学校考二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724页；《咨在京各衙门政务处议复给事中陈庆桂奏请推广游学游历文》，《学部官报》第2期，1906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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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学部奏咨辑要》卷一，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第410页；《通行各省选送游学生大略办法电》，《学部官报》第1期，1906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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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学部奏咨辑要》卷二，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第436页；《通行京外各衙门给咨出洋游历简章文》，《学部官报》第4期，1906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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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学部奏咨辑要》卷四，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第499—500页；《通咨京外各衙门嗣后派员赴东游历应定到东期限文》，《学部官报》第69期，1908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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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附奏派员出洋考察学务片》，《学部官报》第3期，1906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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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之洞：《札行选派实缺各州县自备资斧赴东游历》，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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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袁世凯：《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片》，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编，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1—1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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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参见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晚清东游日记汇编》。该书先后由杭州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名称也有所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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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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