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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170287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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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功能与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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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为数不少，影响极大，不仅为中国同行所瞩目，其他列强在华有关方面也十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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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众的角度看，日本在华传媒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面向来华日本侨民，是为主体。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列强在各重要城市又相继建立租界，来华侨民不断增多。日本后来居上，从1921年起，日侨人数已超过其他各国侨民的总和（详见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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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侨民除集中移居东北地区外，还广泛进入中国沿海及内地的开放城市甚至未开放地区。1910年底，在京、津、汉、沪等地的日侨分别达到789人、1843人、1025人和8029人。[34]到1928年，上述各地及青岛、济南、福州、厦门等地的日侨人数（含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台湾人）均超过一千，而且除上海外，都超过当地其他外国侨民的总和。（详见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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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1890—1930年各国在华侨民人数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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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1928年中国各地日侨外侨人数对照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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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在华侨民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需要有了解外部信息，相互交换情报，代表和表达本群体的利益意愿，与当地社会交流沟通的工具。日本来华侨民以中小商户居多，据1910年度的海关报告，1905、1910年度日本在各国对华贸易总额中只占4.12%和15.98%，远不及英国（50.78%、40.97%），但是商馆数却分别达729所和1601所，大大超过英国（434所、601所）。[37]最早创办于上海的几种日文报纸，即反映来华日商扩大中日贸易的要求，强调“内容注重贸易事项，期以逐渐扩充而为日清贸易之木铎自许”。[38]还有一些报刊则为满足侨民的娱乐文化需求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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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数的增长，来华日人内部出现分化，一方面，各种利益功能团体应运而生，相继创办了青年、妇女、文学等刊物，另一方面，不同阶层出现对立，在青岛，代表资本家的《青岛日报》和代表劳动者的《青岛日日新闻》相抗衡；在天津，保守的《天津日报》与激进的《京津日日新闻》相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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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面向占领地区的非日籍居民。甲午战后，日本割占台湾，日俄战后，又夺取沙俄在东北的地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乘机抢占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为了巩固殖民统治，日本占领当局一面使用军政强制手段，实行高压，一面推行殖民教育，举办传媒，作为向被占领地区的中、朝、蒙、俄等籍民众进行殖民宣传的文化统治工具。以后这种性质的传媒在东北和关内大量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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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面向中国公众。这主要是由中文报刊所扮演的角色。最早创办的《佛门日报》，即“专以济度支那人为目的”[39]。东亚同文会系统的报刊在这方面影响最大。早在同文会时期，就计划在上海、福州、汉口、天津、重庆、广东设立汉字新闻。东亚同文会成立后，更提出“在各形胜扼要之地发刊新闻杂志，以此为清国舆论之木铎，成为启发诱导之机关”。[40]该会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福州等地举办或接办《亚东时报》、《同文沪报》、《国闻报》、《汉报》、《闽报》。天津支部长中岛真雄于1902、1906年分别在北京、奉天创设的《顺天时报》、《盛京时报》，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占有显著位置。此外，《全闽新日报》独占厦门报坛达十余年，宗方小太郎一度主持东方通讯社上海分局，井手三郎则主持在华历时最久的日文报纸《上海日報》长达25年，影响均极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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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在华势力的增长，一些原来专用日文的报刊相继添设中文附刊，或开辟中文专栏，或另出中文版，如《汉口日报》、《上海日日新闻》等，以求扩大对中国公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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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面向本国的有关人士、各国在华侨民以及国际社会。日本在华传媒多为侨民及对华利益团体所办，利害相关，尽力促使本国各界人士关注对华经济、贸易、政治、外交、文化等事情。1890年，恰好是荒尾精率领200名日本师生到上海创办东邦协会，《上海新报》值此问世，反映了日本对中国问题关注的趋向。1896年3月创刊的《上海时事》，在“发刊旨趣”中便称：“马关条约订定后，清国续开四港，两国贸易，势必日炽，本邦贸易家应审知上海商界之形势，故出此刊以助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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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华势力的急剧扩张，势必与其他各国侨民及其所属国的利益发生碰撞、摩擦和冲突，同时，作为后起的亚洲强国跻身于国际竞争场，其行为也会引起由欧美列强主导的国际舆论的监督评判。为此，日本侨民和政府需要通过自己掌控的传媒来表现和解释其在华言行，影响各国在华侨民的对日感情及国际舆论。日本在华的两大通讯社，即同时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发送消息，还专门创办英文报刊，直接面向各国侨民及国际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加紧侵华步伐，不仅激发中国的反日浪潮，也触犯了列强的在华利益，京津等地的英文报刊借机大加抨击。有鉴于此，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创办一家与中文《顺天时报》影响相匹配的外字新闻，遂由外务省拨出创立费及初年度经常费共63190圆，于1919年12月在北京创办英文North China Standard，作为言论机关，并倡导实业家予以资助，对其他国家的英文报刊展开舆论战。[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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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强在华大众传播业的一部分，日本在华传媒所起的作用十分复杂，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代表和鼓动日本的侵略扩张欲望，并使之具有合理化假象，又强制性地传导西化的近代文明，刺激和推动中国社会的变化发展，并带有一定的示范作用。着重表现于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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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输入各种与传媒有关的技术工艺，使中国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具备必要的技术条件。中国虽然是造纸印刷术的发源地，但由于社会需求的局限，技术发展十分缓慢，很不适应近代传媒集中、大量、高速的要求。直到19世纪后半期，中国仍然普遍使用木刻雕版，不仅制作周期长，而且一次只能印几百部。尽管在西洋传教士的影响下，中国近代报业的起步早于日本，但印刷术的普遍进步，则与日本关系密切。“在中国最初使用纸版者，为日人在上海所设之修文堂书局。”彩色石印技术也由日本技师传入，“光绪二十余年，法人在沪设法兴书局，聘日人制彩色印版，始能印浓淡分明之图画”。[43]直到民初，上海能够五彩石印的几家印刷厂，仍是“绘石打样者皆请日本技师”。[44]1930年代以前在中国历时最长、出书最多、规模最大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技术方面长期依赖日本。如1903年制造照相铜梓版，1904年雕刻黄杨木版，1905年彩印画石落石及雕刻铜版，均聘请日本技师。1918年还进用日籍技师指导马口铁印刷术。[45]汉口报馆使用转筒机器，也由日本人所办的《湖广新报》发端。此外，日本报刊通讯社的采访、编辑和经营方式，不断为中国同行学习仿效，如分早晚刊及小品副刊等，即由日本在华报刊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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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重要的信息源，特别是戊戌变法后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主办的报刊多被封禁，少数幸存的外籍报刊，成为人们获取资讯的主要来源。此后，中国的民办报刊大幅度增加，但所获取刊载的信息仍然大量来自外报外社。民初党争激烈，各报所发消息多带党派私见，不能公正反映事实，公众反而相信外报的报道。1913年，中国报人姚公鹤在上海与旧同学日友井上氏相遇，井上鉴于中国党争恶习，说：“此后中国人将不能有办报资格，异日中国舆论且寄于外报矣。”[46]语虽尖刻，却不幸而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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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当政及军阀割据混战时期，日本在华传媒的影响急遽上升。识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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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给日本的通讯社和报纸一种机会，把持国内新闻凡十余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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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系的《盛京时报》和《顺天时报》一度成为舆论中心。英国的路透社虽然也按时发送中国各地的通讯，“但当时中国各日报对于本国的种种新闻，大都还是依赖日本的东方通讯社和电报通讯社”。[47]东方社创立之初，“各中英文报纸都开辟东方通信专栏，竞相刊载其通讯，获得广大读者的极大信赖”。[48]其原因一是中国自身缺少大型通讯社及时地提供国内外信息；二是中国许多省份的军政当局聘用日本顾问，日本公使馆据此掌握大量确凿的内幕消息，由驻华公使定期向日本记者公布[49]；三是日本通讯社分支多，分布广，组织严密，分类齐全，效率高。如电报通讯社上海支局，分通信、照相、广告三部，并与其他11所支局密切联系，以“神速之方法”，向上海及平津粤汉等地的中外公司、行号、报社、杂志社提供经济、时事新闻和广告、图片。尽管从1930年起发送重点已转向日本国内，但直到1935年，该局供给中国传媒的信息，“有时竞较本国通信者为详”。《上海年鉴》的编者感叹道：“此乃大堪注意者也！”[50]四是日本通讯社收费较廉，而且手续便利，为资金严重不足的中国传媒所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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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刺激影响。早期东亚同文会系统所办各报，秉承“抑制旧党，援助新党，以助长维新之气运”[51]的宗旨，反对戊戌政变后清廷的倒行逆施，公开支持维新派的革新事业。袁世凯统治时期，《顺天时报》在舆论界一片沉寂中独力坚持反袁立场，抨击君主制，支持民国，并拒绝袁氏的收买，名噪一时。尽管许多日本报人暗中别有所图，毕竟起到打击恶势力、揭露事实真相、促使民心朝向光明的积极作用。同时，不少革新进步人士进入日属传媒担任华文编辑记者，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而所属媒体，只要不触犯日本的利益，均予以容许甚至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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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华传媒在引进介绍日本化西式文明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与心理。早期东文学社编译的各种图书，即为坊间书贾大量翻刻，广为流传。[52]语言是文化的两大要素之一，而语言差异的重要方面，在于词汇量的多少。社会变化加速，各种新兴事物层出不穷，需要大量表达新概念的新符号。近代以来，至少有500个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的新汉语输入到中国的词汇，成为现代汉语使用频率极高的常用或最常用词。[53]这不仅促成由文言到白话的文体转变，而且刺激了思维行为的变化。新名词所表达的新概念，成为人们价值判断的基础。如果取消这些词汇，现代中国人的思维和交际便会发生严重障碍，甚至基本丧失能力。当然，由此也造成不小的困扰和纠结。由古代东亚体系的边缘跃升到近代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的日本，有史以来首次对由东亚体系中心跌落到世界体系边缘的中国文化的核心结构发生大规模影响，成为两国关系态势捩转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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