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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重要的信息源，特别是戊戌变法后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主办的报刊多被封禁，少数幸存的外籍报刊，成为人们获取资讯的主要来源。此后，中国的民办报刊大幅度增加，但所获取刊载的信息仍然大量来自外报外社。民初党争激烈，各报所发消息多带党派私见，不能公正反映事实，公众反而相信外报的报道。1913年，中国报人姚公鹤在上海与旧同学日友井上氏相遇，井上鉴于中国党争恶习，说：“此后中国人将不能有办报资格，异日中国舆论且寄于外报矣。”[46]语虽尖刻，却不幸而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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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当政及军阀割据混战时期，日本在华传媒的影响急遽上升。识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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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给日本的通讯社和报纸一种机会，把持国内新闻凡十余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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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系的《盛京时报》和《顺天时报》一度成为舆论中心。英国的路透社虽然也按时发送中国各地的通讯，“但当时中国各日报对于本国的种种新闻，大都还是依赖日本的东方通讯社和电报通讯社”。[47]东方社创立之初，“各中英文报纸都开辟东方通信专栏，竞相刊载其通讯，获得广大读者的极大信赖”。[48]其原因一是中国自身缺少大型通讯社及时地提供国内外信息；二是中国许多省份的军政当局聘用日本顾问，日本公使馆据此掌握大量确凿的内幕消息，由驻华公使定期向日本记者公布[49]；三是日本通讯社分支多，分布广，组织严密，分类齐全，效率高。如电报通讯社上海支局，分通信、照相、广告三部，并与其他11所支局密切联系，以“神速之方法”，向上海及平津粤汉等地的中外公司、行号、报社、杂志社提供经济、时事新闻和广告、图片。尽管从1930年起发送重点已转向日本国内，但直到1935年，该局供给中国传媒的信息，“有时竞较本国通信者为详”。《上海年鉴》的编者感叹道：“此乃大堪注意者也！”[50]四是日本通讯社收费较廉，而且手续便利，为资金严重不足的中国传媒所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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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刺激影响。早期东亚同文会系统所办各报，秉承“抑制旧党，援助新党，以助长维新之气运”[51]的宗旨，反对戊戌政变后清廷的倒行逆施，公开支持维新派的革新事业。袁世凯统治时期，《顺天时报》在舆论界一片沉寂中独力坚持反袁立场，抨击君主制，支持民国，并拒绝袁氏的收买，名噪一时。尽管许多日本报人暗中别有所图，毕竟起到打击恶势力、揭露事实真相、促使民心朝向光明的积极作用。同时，不少革新进步人士进入日属传媒担任华文编辑记者，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而所属媒体，只要不触犯日本的利益，均予以容许甚至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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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华传媒在引进介绍日本化西式文明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与心理。早期东文学社编译的各种图书，即为坊间书贾大量翻刻，广为流传。[52]语言是文化的两大要素之一，而语言差异的重要方面，在于词汇量的多少。社会变化加速，各种新兴事物层出不穷，需要大量表达新概念的新符号。近代以来，至少有500个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的新汉语输入到中国的词汇，成为现代汉语使用频率极高的常用或最常用词。[53]这不仅促成由文言到白话的文体转变，而且刺激了思维行为的变化。新名词所表达的新概念，成为人们价值判断的基础。如果取消这些词汇，现代中国人的思维和交际便会发生严重障碍，甚至基本丧失能力。当然，由此也造成不小的困扰和纠结。由古代东亚体系的边缘跃升到近代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的日本，有史以来首次对由东亚体系中心跌落到世界体系边缘的中国文化的核心结构发生大规模影响，成为两国关系态势捩转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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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170287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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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影响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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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在华大众传播业，对中日关系的变化发展起着直接的重要作用，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国关系变化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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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代报刊而论，中日两国的状况明显不同。突出的特征之一是，晚清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一直得不到社会成员普遍而充分的确认，民办报刊大量属于党团政派，采取反对或批评政府的立场。政府方面则不能公正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和规范传媒的行为。在无序状态下，报刊既有对政府约束制衡的作用，又加强了社会成员的分散离心倾向。而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形似国民国家的发展途径，政府凭借国民的支持信赖，很快将传媒纳入企业化和规范化运行轨道，利用传媒增强政府的向心力，以动员国民并支配其思维行为。在有效地促进国家富强的同时，传媒的监督制衡作用相对降低。中日两国海外报刊的倾向反差更为明显。如果说中国的海外报刊大都属于政治反对派，日本在华传媒则几乎清一色想扮演国家正统代言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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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在华报刊，大体分为政府官办、民间对华利益集团举办、企业出资兴办以及侨民集股创办四种类型。直接由政府出资兴办者虽然为数不多，但重要刊物都不同程度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的资助（有的通过民间团体或企业）。如《汉报》三年间收支相差4000元，由日本海军军令部和外务省补助2500元，才能维持周转。[54]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方迅速强盛，中日、日俄等对外战争的胜利，成为验证政府举措得当行为正确的标志，举国上下，国民国权思想空前高涨。而传统的边缘受压情结以及害怕冒险侥幸获取的成果旁落的过敏性防范心理，使得日本国民视扩张为防卫的最佳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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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侵略行为合理性解释的驱动，日本在华报刊虽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但都奉行政府的对外方针，或在涉及本国利益时自愿成为国家的代言人。每当遇到各种困难时，也总是寻求政府的援助庇护。而日本驻华机构对日属报刊则尽力保护扶植，增强了侨民的向心力，使之与政府的政策行为相合拍。因此，即使那些与政府无关、甚至意见相左的报刊，也往往自觉地与政府的言行保持一致。1933年，国民政府下令境内的所有外国人传媒注册登记。到1935年6月，英美俄德等国的46家报刊依法登记，而日属报刊除北平的《支那之友》外，其余30家均拒不登记，集体采取对抗行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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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至少有三重属性，即革新偶像、侵略凶神和岛夷倭寇，钦佩、警惧、愤慨、蔑视等复杂因素交织一团。面对甲午战后日本不断加紧侵华步伐，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随之激化。1907年、1909年、1915年、1919年、1922年、1931年，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风潮。同时，日本肆无忌惮的强劲攻势引起欧美列强的不安，各国媒体每每抨击其侵华行动，激起中国公众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共鸣。另一方面，日本又是中国人学习和仿效的榜样，特别是清末新政时期，几乎全面移植日本化的西式文明，直到民初才加以调整。而欧美各国当中也不乏支持日本之人。针对上述情形，在华日属传媒的基本口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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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吹日中亲善，宣传同文同种，以亚抗欧，借以培植中国人的亲日感情，改善日本的在华形象，进而改变中国民众的对日态度乃至中国政府的外交方针。早期《汉报》宣称的三大主义中的两条，即为“一介绍日本之实情于支那之官民，使彼等产生对日之信赖。一明唇齿辅车之义，举一脉相承之实”。[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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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接为日本的侵华行动辩护，力图使之合理化。在“二十一条”、侵占青岛、巴黎和约等事件发生之际，面对中国民众的反对和国际舆论的批评，为了配合军事外交行动，一些日本在华报刊竭力鼓吹日本行为的正当性，为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涂脂抹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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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护日本在华利权，鼓动进一步“开发”中国地方实利，扩张日本的在华利益。特别是东北和山东等地的日属报刊，除了向日本国民和政府进行宣传外，尤其注重鼓动当地日侨积极发展，并且想方设法培养被占领地区民众对于日本的所谓“国民”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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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驳欧美各国在华传媒的反日言论，揭露其侵华事实。1919年日本在北京创办英文报，即鉴于Peking leader 对历次日本侵华事件均予以严厉抨击，不仅影响在华英美人的态度，而且向世界介绍中国人的反日意见，使国际舆论不利于日本。为了干扰国际舆论的导向，混淆视听，日本在华传媒利用在场人的身份，通过西文报刊发出异声，鼓吹同文同种等欺骗性言论，离间中国与欧美民众的关系，减少欧美舆论在中日冲突中对中方的同情，从而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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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接反驳中国传媒的反日言论，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种种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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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日本在华传媒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主张中日亲善与拥护政府方针也有所区别，但是，在日本不断加紧侵华步伐之际，只是一味提倡亲善，客观上便成为侵略合法性的烟幕和支撑，对日本政府的行为起到呼应作用，从而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感。此外，不少非官办日属报刊接受政府、军部或半官方团体的津贴资助，并被授予发表公式文书的权利，形式上也成为政府的喉舌，加上许多编辑记者利用职业之便，从事各种间谍活动，更被中国人视为侵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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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付在华中外传媒的种种手段，进一步加深了其将在华日属传媒作为侵略工具的印象。手段之一是金钱收买。由于日本的侵华野心过于直露，仅用本国传媒难以收到粉饰效果，取信于人，因此往往收买他报股权，以达到实际控制的目的，造成舆论他出的公正假象，试图混淆视听。日俄战后，日本希望对侨居中国的欧美人有发表言论的机关，逐渐收买《文汇报》的股份，到1917年，已掌握了三分之一的股权。[57]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时，日本又以定期或不定期发放津贴给编辑记者等方式控制了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8种英文刊物。[58]同一手段也施诸华报。早在1909年，日本驻汉口代总领事渡边省三就试图利用中国反对粤汉铁路借款风潮之机，收买《汉口中西报》和《公论新报》，“鼓吹排斥欧美之主义”，“隐约地宣传日本方面之主张”[59]。以后又设法控制了《汉口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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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之二为恃强压制。对中国传媒的反日言论，日本在不能影响改变之时，便直接出面迫使中国政府强行封禁。1909年《民吁日报》、1915年《湖南公报》、1919年武汉《公论日报》、1932年上海《民国日报》、1935年《新生》周刊等，均因此遭受厄运。此法有时还施诸外报，如对Peking Leader，日本虽然特创英文报与之竞争，仍然不能如愿以偿。1932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指其侮辱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予以封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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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日矛盾的日趋激化，抵制日货风潮不仅使日商大受冲击，日本在华传媒也成为抵制的对象。特别是1919年的反日风潮，各日属传媒遭受重创，销量大减，发行量一度高达30000份的《顺天时报》降至4000份，《闽报》由3000份降至800份，《全闽新日报》则降至600份。而一些主张反日的中外报刊则销量大幅度上升。[61]图书方面的情况类似。当时各地图书馆日文藏书普遍超过西文，阅读者却为数甚少。文字差异的障碍之外，国民情感的厌恶以及对日本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强，当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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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的对华国策相协调，其在华传媒对中国历届政府均持批评反对态度。由于中国政府的权力长期式微，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对日属传媒又全力庇护，只能听之任之。如《汉报》公开反对顽固当朝执政，卷入维新派活动和自立军事件，张之洞也只能在发行方面加以限制。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加强中央集权和党治，健全其传媒系统，与日本在华传媒的矛盾逐渐尖锐化，冲突事件接连不断。在此形势下，以《顺天时报》和North China Standard为代表的一批日属报刊被迫停办，新闻联合社和电报通讯社两家通讯社也不得不调整方针，主要转而向本国及国际社会提供消息，加上1919年日本经济不景气，1930年银价低落，日本对华入口值降低，各公司宣传预算减少，对在华传媒的资助相应削减，日本在华传媒的影响有进一步减弱之势。日本政府方面，则将重点转到在东北地区建立殖民文化体系，以及准备对华军事行动之上。通过和平与合法的途径方式无法实现的野心，终于要抛开一切伪装，直接诉诸武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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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1890—1931年日本在华报刊通信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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