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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7955 五、直接反驳中国传媒的反日言论，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种种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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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7957 诚然，日本在华传媒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主张中日亲善与拥护政府方针也有所区别，但是，在日本不断加紧侵华步伐之际，只是一味提倡亲善，客观上便成为侵略合法性的烟幕和支撑，对日本政府的行为起到呼应作用，从而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感。此外，不少非官办日属报刊接受政府、军部或半官方团体的津贴资助，并被授予发表公式文书的权利，形式上也成为政府的喉舌，加上许多编辑记者利用职业之便，从事各种间谍活动，更被中国人视为侵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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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7959 日本对付在华中外传媒的种种手段，进一步加深了其将在华日属传媒作为侵略工具的印象。手段之一是金钱收买。由于日本的侵华野心过于直露，仅用本国传媒难以收到粉饰效果，取信于人，因此往往收买他报股权，以达到实际控制的目的，造成舆论他出的公正假象，试图混淆视听。日俄战后，日本希望对侨居中国的欧美人有发表言论的机关，逐渐收买《文汇报》的股份，到1917年，已掌握了三分之一的股权。[57]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时，日本又以定期或不定期发放津贴给编辑记者等方式控制了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8种英文刊物。[58]同一手段也施诸华报。早在1909年，日本驻汉口代总领事渡边省三就试图利用中国反对粤汉铁路借款风潮之机，收买《汉口中西报》和《公论新报》，“鼓吹排斥欧美之主义”，“隐约地宣传日本方面之主张”[59]。以后又设法控制了《汉口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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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7961 手段之二为恃强压制。对中国传媒的反日言论，日本在不能影响改变之时，便直接出面迫使中国政府强行封禁。1909年《民吁日报》、1915年《湖南公报》、1919年武汉《公论日报》、1932年上海《民国日报》、1935年《新生》周刊等，均因此遭受厄运。此法有时还施诸外报，如对Peking Leader，日本虽然特创英文报与之竞争，仍然不能如愿以偿。1932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指其侮辱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予以封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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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7963 随着中日矛盾的日趋激化，抵制日货风潮不仅使日商大受冲击，日本在华传媒也成为抵制的对象。特别是1919年的反日风潮，各日属传媒遭受重创，销量大减，发行量一度高达30000份的《顺天时报》降至4000份，《闽报》由3000份降至800份，《全闽新日报》则降至600份。而一些主张反日的中外报刊则销量大幅度上升。[61]图书方面的情况类似。当时各地图书馆日文藏书普遍超过西文，阅读者却为数甚少。文字差异的障碍之外，国民情感的厌恶以及对日本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强，当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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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7965 与日本的对华国策相协调，其在华传媒对中国历届政府均持批评反对态度。由于中国政府的权力长期式微，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对日属传媒又全力庇护，只能听之任之。如《汉报》公开反对顽固当朝执政，卷入维新派活动和自立军事件，张之洞也只能在发行方面加以限制。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加强中央集权和党治，健全其传媒系统，与日本在华传媒的矛盾逐渐尖锐化，冲突事件接连不断。在此形势下，以《顺天时报》和North China Standard为代表的一批日属报刊被迫停办，新闻联合社和电报通讯社两家通讯社也不得不调整方针，主要转而向本国及国际社会提供消息，加上1919年日本经济不景气，1930年银价低落，日本对华入口值降低，各公司宣传预算减少，对在华传媒的资助相应削减，日本在华传媒的影响有进一步减弱之势。日本政府方面，则将重点转到在东北地区建立殖民文化体系，以及准备对华军事行动之上。通过和平与合法的途径方式无法实现的野心，终于要抛开一切伪装，直接诉诸武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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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7967 附表一：1890—1931年日本在华报刊通信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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