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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净雨：《清代印刷史小纪》，《文华图书馆季刊》第3卷第4期，193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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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廖维民：《上海印刷工人的经济生活》，《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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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商务印书馆大事纪要》，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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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6号，19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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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赵恒敏：《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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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917年7月14日驻汉口代总领事川越茂致外相本野一郎，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467—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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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914—1916年，中国聘用的日本人分别为231、271、320人，分布于18省及各税关。见《第四回支那年鑑》，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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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上海市通志馆编：《民国25年上海市年鉴》，T，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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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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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书影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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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据高名凯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所谓明治后新汉语，多数是来华传教士首先使用，然后传入日本。但在中国人当中流行，则是从日本逆输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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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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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01—1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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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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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胡道静：《上海的日报》，上海通志馆193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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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胡道静：《日本与上海的英文报纸》，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第424—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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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909年11月21日驻汉口代总领事渡边省三致外相小村寿太郎，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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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5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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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支那ニ於ヶル新聞及通信ニ関ス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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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第六章 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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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的日本观历来是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重点，取得的成绩也较为突出。而戴季陶的《日本论》，一直被视为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代表性论著，[1]被认为是近代中国人所写日本论的三白眉之一，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周作人的散文集鼎足而立，甚至被诩为其中最好的一本。《日本论》问世以来，已有多种日文译本。然而，这一主要存在于对象国日本的看法，与中国人的反应却差若天渊。该书出版之始，在国民党上层和知识界的部分人士中还博得一些好评，但很快就随着戴季陶处理“九一八”事变时的妥协退让，而为民族情绪空前高涨的民众所弃置。直到1970年代，台湾大学政治系许介麟教授撰写《近代日本论》时，还坦言其目的是一箭三雕。“所谓三雕，就是第一戴季陶的《日本论》，第二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第三美国赖谢和所代表的《日本现代化论》。”[2]他对戴季陶的《日本论》，特别是日本方面对戴著的高度评价予以激烈抨击，认为戴季陶在明治维新、军国主义、天皇制等日本近代史的关键问题上，存在许多错解，进而找出其论点与林房雄、赖谢和等人的内在联系，揭示他们所以受到好评的社会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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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党的日本问题专家和身居高位的权要，戴季陶的日本观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日本的一种认识，而且主导了国民政府的对日国策，成为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观念。不少人认为，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对日妥协政策，担任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戴季陶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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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分析戴季陶的日本观主要依据两种著作，即出版于1928年的《日本论》和刊登于1919年8月《建设》杂志的《我的日本观》。细读两书，不难发现，前者是增补后者而成。具体而言，《日本论》的前14节是移植增改《我的日本观》，后10节则为加写，主要从历史、文化、社会等角度深入剖析日本。在两书之前，1917年戴氏奉孙中山之命赴日，探测日本朝野对护法运动的态度，归国后在《民国日报》发表连载40日的长文《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据他自称，该文和《我的日本观》一起，解析了中日冲突的表现、根源和焦点，说明了国际间的日本的意义。而《日本论》并未包括《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的内容。通过大量收集排比资料，可以发现：第一，《日本论》不足以全面反映戴季陶的对日观，至少没有包括时局与对策部分。第二，戴季陶的对日观有一个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辛亥前后至为关键。不了解戴季陶对日观的形成前史，就很难理解其中的种种隐情或言外之意，从而给予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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