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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胡道静：《日本与上海的英文报纸》，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第424—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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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909年11月21日驻汉口代总领事渡边省三致外相小村寿太郎，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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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5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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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支那ニ於ヶル新聞及通信ニ関ス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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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第六章 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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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的日本观历来是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重点，取得的成绩也较为突出。而戴季陶的《日本论》，一直被视为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代表性论著，[1]被认为是近代中国人所写日本论的三白眉之一，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周作人的散文集鼎足而立，甚至被诩为其中最好的一本。《日本论》问世以来，已有多种日文译本。然而，这一主要存在于对象国日本的看法，与中国人的反应却差若天渊。该书出版之始，在国民党上层和知识界的部分人士中还博得一些好评，但很快就随着戴季陶处理“九一八”事变时的妥协退让，而为民族情绪空前高涨的民众所弃置。直到1970年代，台湾大学政治系许介麟教授撰写《近代日本论》时，还坦言其目的是一箭三雕。“所谓三雕，就是第一戴季陶的《日本论》，第二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第三美国赖谢和所代表的《日本现代化论》。”[2]他对戴季陶的《日本论》，特别是日本方面对戴著的高度评价予以激烈抨击，认为戴季陶在明治维新、军国主义、天皇制等日本近代史的关键问题上，存在许多错解，进而找出其论点与林房雄、赖谢和等人的内在联系，揭示他们所以受到好评的社会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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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党的日本问题专家和身居高位的权要，戴季陶的日本观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日本的一种认识，而且主导了国民政府的对日国策，成为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观念。不少人认为，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对日妥协政策，担任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戴季陶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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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分析戴季陶的日本观主要依据两种著作，即出版于1928年的《日本论》和刊登于1919年8月《建设》杂志的《我的日本观》。细读两书，不难发现，前者是增补后者而成。具体而言，《日本论》的前14节是移植增改《我的日本观》，后10节则为加写，主要从历史、文化、社会等角度深入剖析日本。在两书之前，1917年戴氏奉孙中山之命赴日，探测日本朝野对护法运动的态度，归国后在《民国日报》发表连载40日的长文《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据他自称，该文和《我的日本观》一起，解析了中日冲突的表现、根源和焦点，说明了国际间的日本的意义。而《日本论》并未包括《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的内容。通过大量收集排比资料，可以发现：第一，《日本论》不足以全面反映戴季陶的对日观，至少没有包括时局与对策部分。第二，戴季陶的对日观有一个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辛亥前后至为关键。不了解戴季陶对日观的形成前史，就很难理解其中的种种隐情或言外之意，从而给予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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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了解与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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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时期戴季陶对日观的变化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清末任《中外日报》、《天铎报》编辑时期，民初主持《民权报》笔政时期和1913年随同孙中山访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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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与日本的关系由来已久。1902年，他进入成都东游预备学校学习日语，两年后便在川北中学堂担任日籍理科教习小西三七的翻译。1905年赴日留学，直到1909年归国，前后滞日5年。他自称：“天仇之游日本也，六历寒暑，于其国之内容虽不敢谓为详悉，然大概亦有心得处。”[3]戴季陶长于学习语言，口语尤佳，这使他在留学期间得以和日本人士广泛交往，并颇受优待。他入居的东京松滨馆，一般不接纳中国留学生，对他算是破例。[4]当时正值革命、立宪两派在留学界大张旗鼓地开展活动，戴季陶虽然担任过留学生同学会会长，却并不热衷于派系政治，甚至认为那些积极从事政治活动者多属见识肤浅，品性轻薄，不屑与之为伍，因而专心学业。除学好法学专业外，对明治维新后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以及日本的历史、文学、社会、时政也十分关注，阅读了大量有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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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对于日本认识的深入，戴季陶往往能够指陈近代中日两国各方面的联系和影响。归国后，在发表于《江苏自治公报》的第一篇文章《宪法纲要》中便指出：清廷的宪法纲要“取法日本者颇多。重言之，即谓为翻译之日本宪法亦无不可”。[5]这时日本文学鲜为国人注意，戴季陶却先后发表过《日本文学之鳞爪》（1910年8月13日《中外日报》）、《片片的日本文学观》（1910年11月7日、8日《天铎报》）等文章，对日本的小说、和歌，如《源氏物语》、《平家物语》、《三镜古事记》、《万叶集》、《古今和歌集》、《枕草子》、《徒然章》等以及日本文学的基本特征加以评介。由此可见其对日认识的全面与深入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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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语好，社会接触面广，戴季陶对日本国情的了解体会也较为深刻。这种深刻性体现于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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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赞叹日本近代文明发达及其禀性美的一面。戴季陶对日本印刷出版业的兴盛印象极深，认为“国家之兴衰，视乎出版业之盛否。日本以区区小新进国，既入其都，则大印刷厂也，大书店也，连轩毗户。每年所出书籍，不知几千万种，故文明进步为东洋冠”。[6]推而广之，“即以社会事业而论，日本之改革迟于吾国，而今则工商业已足加入欧美市场，其学术如医科等，且为欧人所不及，发达如德国亦既派学生留学于其医科大学矣。战斗力则足以胜强俄矣，国力则已并韩侵满矣”。[7]在他看来，“东洋之国，以中国为最大，以日本为最文明”[8]。不仅如此，在举国的反日仇日情绪普遍高涨以及传统倭夷观念依然作祟的背景下，尽管他明知“若非深知日本历史者，必痛诋此论之非也”，还是不顾瓜田李下，公开肯定“日人为最有美的性质之民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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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憎恶日本的专制与蛮横。他指责日本和清朝“政府之专横无道则一也”[10]，“尝痛斥日本风俗坏乱为世界之最”[11]，甚至称日本为“卖淫国”[12]。他认为：“日人所以成为一等国者，以所乘之势与所遇之时甚优故耳”，并非“其民族之英锐聪明而至于此”。“至其民族在世界中以程度而论，亦不过与马来、朝鲜之种族等耳。”[13]尤其令他厌恶的是日本人的岛国习气，所谓：“岛国之民日受海潮之冲击，其人必狡而易迁。且日人赋数种民族之历史性，故人民之争斗性及融合性皆走极端。盖其历史上本无独立之价值，侵略而胜则肆其凶淫之野图，争斗而败则又曲尽其谄媚之态。日本之强也以此，日本永无大国民气度也亦以此。”[14]归国后，他在公共场所常常目睹来华日本人“自命为东洋文明国”，言行中一股“横暴”、“嚣张”的可憎可厌之气，感到怒不可遏，有时竟至当面“以日语詈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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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戴季陶辍学归国，在苏州江苏地方自治公所任教职。次年，因评论政事，得罪当道，被迫赴沪，先后任笔政于《中外日报》和《天铎报》，同时为《民立报》撰稿。这时列强彼此协调利益，加紧争夺在华权益，英、德、日、俄等国在滇藏、山东、满蒙等地不断制造事端。作为有法政学功底的国际问题专家和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戴季陶对列强的侵华言行十分留意。从1910年8月到1911年4月，他发表于上述报刊的400余篇专论、时评、短评中，这方面内容占了很大篇幅，对日本朝野的动向尤为关注，举凡其内政、外交、军事、国民性格、人事变动，无不一一加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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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来看，戴季陶这一时期的对日观主要是围绕中日关系展开，重心在于日本的对华态度与政策。他始终强调日本推行侵华大陆政策的必然性，认为：“日本国小民贫，非扩张殖民殖产之范围，不足以图存。而其扩张之范围，又舍中国而外无他策。”[16]这是日本的国情及中日两国所处地位使然，“世界无两胜之国家，利害关系愈深者，其相忌之心亦愈甚，侵夺之事实亦愈多。此自然之趋势也”。所以，日本朝野上下，“对于吾国，其学者则造论主张并吞，政府则以强硬手段夺我主权，个人之来游吾国者，则每肆意逞横，蔑视我国法”。[17]就连德富苏峰这样著名的民权运动家和社会民主党人片山潜，也或开始转向国家主义，或“变为政府之鹰鹯”[18]。日本政府的若干人事更替变动，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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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戴季陶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他一再指出：“吾国今日诚弱，然日人欲以一国之力而亡吾国，则未见能达其目的也。”[19]这一方面因为日本虽强却小，另一方面则由于“日本以一黄色种族立足于世界白皙人种之势力圈中”，凭一国之力，不能争自存及雄飞世界。不仅如此，他还断言日本如果“只以侵略为心，恐将来之国仇愈多，国难日急，亡国之祸亦将不免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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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方面如何才能遏制日本的侵略势头，戴季陶有根本解决与权宜对策两种打算。所谓根本解决，即“力图自强之道，谋发展之策，以养成我之实力，则天理循环，今日之彼，即明日之我也”。[21]而要实现自强，首先必须改革内政。他在比较了中日两国的改革进程后指出：“夫以其四千万之民族，三千余里之土地，而其进步如是之速。吾人民至多，地土至广，物产至富，而于国民事业则不及其什一，且受其欺侮侵凌而不敢一应，是尤无能之至者矣。”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国民的无能。因此，“吾国欲改良政治，非先破坏此现今恶劣腐败之政府不可，欲使社会进化，则非除去此软弱无能之国民气习不可。前者不可不变换旧政府之人物，后者不可不注意于民力之增进。非然者，则除亡国外无他策”。[22]视革命变革为御侮图强的先机和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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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权宜对策，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牵制日本。戴季陶分析国际局势，认为东洋已成欧美各国争夺的重心。日本以东亚后起强国，欲参与争夺，“此于各国之东洋政策实为一大妨碍，欧美之人所以不能不排斥日本者也”。英、美、俄等国的排日情绪因而日见强烈。日本国力不敌欧美列强，“欲求扩张其国力于世界，于是以联合者为侵略之手段，以维持实业者为发展国力之手段方针”，对英、美、俄妥协退让，协调利益，借机侵吞中国权益，增强国力，最终实现全面侵华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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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初，日英、日美间订立新条约，戴季陶敏锐地感到：此“为东洋问题之一大关键，即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也”。[23]前此日俄、日德协约同盟成立之际，他同样忧心忡忡。他支持筹议已久的中美同盟主张，认为：“吾国果与美同盟，则对外交涉可以多一形式上之援助，而尤足以牵制日本之势力。”[24]眼看中美同盟不成，外交无所凭借，处处失着，则感到痛心疾首，斥责外交官无能，指破坏中美同盟者是“卖国奴”、“丧心昧良之民贼”[25]。戴季陶其实对美国并无幻想，纯粹从相互制衡的国际关系的实际出发。他曾经明确指出：“夫同盟本为国际间进行手段之一，并非真相亲善而然也。”并且担心清政府无力收罗美国以为我用，徒然多移植一势力于国内，“于吾国前途，未见其有好结果也”。[26]当有人问及日美间如爆发战争，何方胜利于中国有利时，他答道：“无论何国皆为侵略主义，则无论何国皆于我无利益。不过美国胜，我国可以趁机整顿内治而已。”[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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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戴季陶还寄希望于日本民众的反抗。他认为，中日两国虽文明程度有别，政府专横无道却如出一辙，人民均未进入文明先进行列，对于日本政府迫害幸德秋水，日本报界助纣为虐，日本朝野无视劳动者利益要求等，均予以严斥，并且呼吁：“吾甚愿吾国民学日人之向上精神，而毋效日人之服从根性。”[28]明治后期，日本国权主义盛行，自由民权运动遭受压制。戴季陶尖锐地指出：“社会不平，而后平民愤，政府专横，而后革命起”，“残忍专横者，是暴君恶吏自杀之道而已。吾观日政府杀幸德秋水事，吾深为日政府危”。[29]“区区之野蛮手段，实转足速专制政府之覆灭耳。”[30]希望日本国民起而革命，改变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国策。这可以说是戴季陶的一贯主张。在对俄问题上，他也曾明确提出利用俄国革命内乱之机与俄决战的策略，借以弥补中国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缺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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