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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6月，大阪《朝日新闻》发表题为《美国在支那之地位》的社说，指责民国政府的亲美态度，提出：“日本与中国，仅隔一衣带水，而又有特种之关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耶？”戴季陶正色道：“敢告日人曰：吾国之恨，正以日本与我有特种之关系也，正以日人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野心也。”[71]他甚至怀疑日本人支持革命党亦为阴谋，说：“武昌起义，日人之奔走于中国者，大约分两种，一则助民军以攻清廷，一则助清廷以攻民军。而细推其意，实欲使中国之战争延长，全国糜烂，而后可收渔人之利。”[72]这种一针见血的认识和彻底的反日情绪，即使在革命党内也显得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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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中山、桂太郎会谈的内容可见，双方的立场并非完全一致。据宫崎寅藏回忆，桂太郎帮助中国的目的在于推行其大东亚政策，孙中山则欲与日本提携以建设新支那。[73]日本虽宣称放弃侵华，但开发满洲正是实现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戴季陶岂会轻信上当？从胡汉民对此事的回忆及评论看，双方对大亚洲主义的理解也很不相同。[74]另外，孙中山向日方表白的强硬反英姿态，不足以全面反映其对英立场态度。正如他向日方表示的对日态度不能全面反映其真实立场一样。直到1923年，孙中山仍然试图争取英国的支持。作为缺乏实力基础的政治家，公开与一个在中国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势力对抗，并非明智之举。这些内情，日方不一定清楚，戴季陶参与机要，孙中山理应向他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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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令戴季陶附和孙中山的对日观，或者说孙中山说服戴季陶接受其公开主张的观点，除了孙、桂协议的共鸣外，应当还有孙中山的策略考虑。这一点虽不能直接见诸文字，但从相关行为及各方态度的综合分析中，可以探知基本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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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桂会谈的起点，首先是与孙中山及革命党关系密切的《二六新闻》社社长秋山定辅，于1911年下半年经山县有朋介绍，连续三天拜访桂太郎，陈述其“国策大回转”意见，主张：一、放弃日英同盟，转向日德同盟，日俄协商。二、支持孙中山建设中国。三、组织大政党和协力内阁。四、东亚民族自立。[75]桂太郎即使接受该建议，也附带苛刻条件。1912年2月，由得到桂太郎授意的三井物产顾问益田孝指派该会社社员森恪到南京拜访孙中山，提出以援助革命派换取满洲租借权的提案。孙答应以一千万元为代价，同意日本租借满洲。[76]这一交易因山县有朋反对，日方迟迟未提供贷款而搁浅，但是双方的联系并未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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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1月5日，大阪《每日新闻》发布了孙中山预定于11月13日由上海出发经神户赴东京访日的消息。11月7日，东亚同文会决定召开孙文欢迎会，支那问题研究会表示赞同。神户的市政府及商工会议所也选出孙文欢迎委员。桂太郎等人（包括后藤新平、长岛隆二）即使不是发起人，与此也有密切关系。因此，当西园寺内阁决定阁僚和元老在孙中山访日期间不与之会面后，桂太郎担心与孙中山结怨，特派秋山定辅赴沪，力劝孙中山暂停访日，以免届时出现尴尬局面。[77]孙、桂间的沟通，为两人以后会谈达成共识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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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访日，表面是感谢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及视察日本铁道制度，实际上别有所图。其中之一，当是争取日本率先承认中华民国。民国成立后，列强一直态度暧昧，虽有美国首先承认说和美法共同承认说，但均为昙花一现，并未落实。由于得不到国际公认，新生共和政权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孙中山与日本政界早有联系交往，正可利用来打破僵局。而且，恰在此时，日本众议员观光团访华，向日本政府提出首先承认中华民国问题，日本国内舆论也公开表态支持。其中与孙中山的关系孰为因果，有待深究。从孙中山当时的对日主张看，似对取得日本的承认胸有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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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原因，是11月3日发生了“库乱”事件，俄国与外蒙签订《俄蒙密约》及《商务专条》，企图制造外蒙独立。此事立即引起举国公愤，戴季陶即为主战派之一。孙中山对此也极为关切。11月7日中国政府向俄国提出抗议后，11月9日，孙中山即致电袁世凯，提出迁都、联日的对策，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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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弭患要图，非速行迁都，则急宜联日，二者必行其一，方能转危为安。迁都既属困难，则联日不容或缓。文深维此事速欲亲行一试，如有意外好果，其联交之度当至若何，请先示程式，以便文于月底一往东洋游说彼邦执政，想不致虚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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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复电表示：“迁都尚多窒碍，联日在所急需，借重大名，彼邦动色。”[78]这时孙中山访日的目的之一，是与日本结盟以遏制俄国的扩张势头。日本政府拒绝与孙中山交往，除了考虑孙中山、袁世凯的平衡外，避免卷入中俄外交纠纷可能也是重要原因。访日不果，孙中山并未放弃初衷，11月16日，他电告袁世凯：“华日联盟，大有可望，假以半年至一年之时，当可办到。故俄蒙之约万不可承认。”[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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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事实可知，一、孙、桂会谈其实早有联系沟通，双方大体了解对方的态度和底牌。二、孙中山与桂太郎交往，主张共鸣而外，至少含有争取外交承认、争取对革命党的支持以及以日制俄三个策略因素。作为交换条件的共同开发满洲，可以起到遏制俄国的作用，解救燃眉之急。与早期的出让说、1912年初的租借说相比，更能体现孙中山策略灵活性的伸缩。实际上，满洲问题是孙中山与日本人交往的一大关键，以此不仅能够争取条件苛刻的外援（主要在早期），更可以作为令日俄互相牵制的筹码，从而抵消外力。而日本人对华态度的差异，也可由此鉴别。这种策略考虑，对于戴季陶接受孙中山的判断主张，恐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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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戴季陶对日观的转变，前后也有相互联系的因素。就直接因素而言，其一，1912年11月日本议员访华及日本首先承认中华民国说传出后，戴季陶尽管怀疑日方的诚意，也开始谈论中日同文同种，希望两国“互相提携，为东亚大同盟之起点”。[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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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他虽认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政策难以改变，对民间知识界工商界的某些代表人物却抱有好感。如称涩泽荣一为“不可多得之人物”[81]，对有贺长雄、山专太郎等专家学者及一般民间人士有所寄望，对访华的日本议员也宁肯信其怀有真诚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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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戴季陶曾一再断言日俄会联手侵华，并指桂太郎为“主张亲俄主义者”，认为1912年7月桂太郎赴欧与俄国签订密约，双方达成同盟默许，是导致外蒙独立的根本原因，批评国人“注意于蒙古与俄国，而绝乏注意及此至可惧可畏之大敌为日本者”[82]。可是库伦事件后，日本并未趁机进占内蒙，使得戴季陶转而相信日本确有讲求东亚黄种共同利益之人，而桂太郎便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后来他说：“以言洞明世界大势，具有政治手腕，桂太郎的确是人才。”[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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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长久因素而言，戴季陶始终认为内政优先于外交。日本人谋己国利益，正是其爱国的表现。对此中国人不应停留于指责仇视和悲惧交加的情感表达层面，应起而仿效，生爱国之心，“强兵以拒外，修己以服人”[84]。实力不具，勿轻易言战，而要充分利用外交手段以折冲。因此，他希望说服日本当局，或日方自觉，改变大陆政策，实行南进的海上开发，这样中日关系便可暂时缓和，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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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经此一变，戴季陶的日本观已具备后来定型的基本要素。此后，他从各方面深刻揭示日本侵华的必然，却不能恰当把握中国自身内政与外交、民权与国权两难取舍的尺度。尽管其日本观中包含本人看法和他人影响，具有根本定见和权宜考虑等复杂因素，一方面客观上助长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另一方面激起国民的强烈不满，作为对日决策的重要参与人和实际主事者，理应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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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日本论》的形成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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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至1931年间，戴季陶几乎始终生活在中国政治旋涡的中心，表现之一，近代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尤其是与日本、俄国及英美的关系，戴季陶是当时中国著名的日本通，而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时期，与日本的关系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戴季陶作为国民党内有数的国际问题专家，是对日决策及其主导思想的主持制定者，对于国民党的对日态度有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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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东渡，探询日本朝野各方对护法的态度，归国后写成《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一文，于1917年12月13日至1918年1月24日连载于《民国日报》上，署名“商孙漫记，云巢道士增删”，“云巢道士”所志按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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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孙者，久居彼邦，详究其各界之内幕，回国后常以之为留心时局者谈。闻者随意，而谈者太苦，予因劝其笔之于篇，以供国人之参考。文既成，予详阅之余，复为之类次标题，加以评点，请于予友楚伧发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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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作者，应为戴季陶，后来他写《我的日本观》时，曾明确记到：“前年在《民国日报》的上面，登过一篇连载四十天的文章，也不过是略略批评一点日本最近的证据和他们十年来的‘亲善政策’，离‘日本’这个题目还是很远。”[85]“商孙”即戴季陶或为其虚拟。“云巢道士”有二解，一谓戴季陶本人假托，实即自作。云巢山位于戴季陶的老家湖州，《天铎报》笔祸起，他曾一度避居于此，与山中道士为伍。据称当地道观实为湖州绅士阶级的养老院。[86]一则另有其人。戴季陶师友中有号“云巢先生”者，1920年戴季陶三十初度时，曾赐以“本乾”之名，又赠以序，或即此人。[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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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戴季陶《日本论》的用意和主旨，为一聚讼纷纭的论题，很难做盖棺论定的评判，从文本形成的角度，就研究方法和资料运用提出意见，或许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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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的《日本论》至少有两重蕴意，其一，一位近代中国的特殊人物对日本的独特认识；其二，从中日关系演变史的角度来看待日本。其评论对象虽然是日本，言说对象却是国人。因此，既不能单从对日本社会发展的认识深度来评估，也不能视为“总括的代表中国人的日本观”，更不能静止和夸大地看待《日本论》所表达的戴季陶的对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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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戴季陶《日本论》的分歧看似对立，仔细体察，认识方法却如出一辙，即都将《日本论》视为戴季陶对日观的整体恒定表述，忽略了戴季陶对日观形成、发展、变化的长期复杂过程，以及对此产生作用的各种相关因素，没有将《日本论》置于这一过程的一定阶段加以考察；都从一定的政治立场或理论视角出发，仅仅依据戴季陶的一两种相关著述阐述和发扬各自的观点，忽视了《日本论》也是戴季陶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为特定目的和对象而作，不能涵盖其对日观的整体。结果，围绕《日本论》而展开的争议，实际上成为研判者各自观念分歧的延续，对《日本论》的解读和认识深化，反而起不到多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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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的《日本论》，是由1919年8月发表于《建设》杂志的《我的日本观》增补改写而成，两文相较，行文与结构，《日本论》一半以上几乎是移植《我的日本观》，前14节只是略有增补，15至24节则为后来加写。而《我的日本观》又是对1917年至1918年发表于《民国日报》的《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一文的补充。按照戴季陶自己的讲法，后者“是关于日本这个题目的一部分，侧重于日本最近的政局及其十年来的亲善政策”，而《我的日本观》则着重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对日本进行深入剖析。“日本和中国有什么冲突？为什么会冲突？冲突点在什么地方？我前年所著《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和去年所著《我的日本观》两篇文章，自信把这个问题的根底已经解析了许多。并且在那两篇文章上，把‘国际间的日本’的意义，自信也加了一个较为充分的说明。”[88]由于目的各异，《日本论》并未包括《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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