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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戴季陶对日观的转变，前后也有相互联系的因素。就直接因素而言，其一，1912年11月日本议员访华及日本首先承认中华民国说传出后，戴季陶尽管怀疑日方的诚意，也开始谈论中日同文同种，希望两国“互相提携，为东亚大同盟之起点”。[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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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他虽认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政策难以改变，对民间知识界工商界的某些代表人物却抱有好感。如称涩泽荣一为“不可多得之人物”[81]，对有贺长雄、山专太郎等专家学者及一般民间人士有所寄望，对访华的日本议员也宁肯信其怀有真诚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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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戴季陶曾一再断言日俄会联手侵华，并指桂太郎为“主张亲俄主义者”，认为1912年7月桂太郎赴欧与俄国签订密约，双方达成同盟默许，是导致外蒙独立的根本原因，批评国人“注意于蒙古与俄国，而绝乏注意及此至可惧可畏之大敌为日本者”[82]。可是库伦事件后，日本并未趁机进占内蒙，使得戴季陶转而相信日本确有讲求东亚黄种共同利益之人，而桂太郎便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后来他说：“以言洞明世界大势，具有政治手腕，桂太郎的确是人才。”[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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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长久因素而言，戴季陶始终认为内政优先于外交。日本人谋己国利益，正是其爱国的表现。对此中国人不应停留于指责仇视和悲惧交加的情感表达层面，应起而仿效，生爱国之心，“强兵以拒外，修己以服人”[84]。实力不具，勿轻易言战，而要充分利用外交手段以折冲。因此，他希望说服日本当局，或日方自觉，改变大陆政策，实行南进的海上开发，这样中日关系便可暂时缓和，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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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经此一变，戴季陶的日本观已具备后来定型的基本要素。此后，他从各方面深刻揭示日本侵华的必然，却不能恰当把握中国自身内政与外交、民权与国权两难取舍的尺度。尽管其日本观中包含本人看法和他人影响，具有根本定见和权宜考虑等复杂因素，一方面客观上助长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另一方面激起国民的强烈不满，作为对日决策的重要参与人和实际主事者，理应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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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日本论》的形成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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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至1931年间，戴季陶几乎始终生活在中国政治旋涡的中心，表现之一，近代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尤其是与日本、俄国及英美的关系，戴季陶是当时中国著名的日本通，而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时期，与日本的关系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戴季陶作为国民党内有数的国际问题专家，是对日决策及其主导思想的主持制定者，对于国民党的对日态度有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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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东渡，探询日本朝野各方对护法的态度，归国后写成《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一文，于1917年12月13日至1918年1月24日连载于《民国日报》上，署名“商孙漫记，云巢道士增删”，“云巢道士”所志按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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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孙者，久居彼邦，详究其各界之内幕，回国后常以之为留心时局者谈。闻者随意，而谈者太苦，予因劝其笔之于篇，以供国人之参考。文既成，予详阅之余，复为之类次标题，加以评点，请于予友楚伧发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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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作者，应为戴季陶，后来他写《我的日本观》时，曾明确记到：“前年在《民国日报》的上面，登过一篇连载四十天的文章，也不过是略略批评一点日本最近的证据和他们十年来的‘亲善政策’，离‘日本’这个题目还是很远。”[85]“商孙”即戴季陶或为其虚拟。“云巢道士”有二解，一谓戴季陶本人假托，实即自作。云巢山位于戴季陶的老家湖州，《天铎报》笔祸起，他曾一度避居于此，与山中道士为伍。据称当地道观实为湖州绅士阶级的养老院。[86]一则另有其人。戴季陶师友中有号“云巢先生”者，1920年戴季陶三十初度时，曾赐以“本乾”之名，又赠以序，或即此人。[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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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戴季陶《日本论》的用意和主旨，为一聚讼纷纭的论题，很难做盖棺论定的评判，从文本形成的角度，就研究方法和资料运用提出意见，或许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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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的《日本论》至少有两重蕴意，其一，一位近代中国的特殊人物对日本的独特认识；其二，从中日关系演变史的角度来看待日本。其评论对象虽然是日本，言说对象却是国人。因此，既不能单从对日本社会发展的认识深度来评估，也不能视为“总括的代表中国人的日本观”，更不能静止和夸大地看待《日本论》所表达的戴季陶的对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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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戴季陶《日本论》的分歧看似对立，仔细体察，认识方法却如出一辙，即都将《日本论》视为戴季陶对日观的整体恒定表述，忽略了戴季陶对日观形成、发展、变化的长期复杂过程，以及对此产生作用的各种相关因素，没有将《日本论》置于这一过程的一定阶段加以考察；都从一定的政治立场或理论视角出发，仅仅依据戴季陶的一两种相关著述阐述和发扬各自的观点，忽视了《日本论》也是戴季陶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为特定目的和对象而作，不能涵盖其对日观的整体。结果，围绕《日本论》而展开的争议，实际上成为研判者各自观念分歧的延续，对《日本论》的解读和认识深化，反而起不到多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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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的《日本论》，是由1919年8月发表于《建设》杂志的《我的日本观》增补改写而成，两文相较，行文与结构，《日本论》一半以上几乎是移植《我的日本观》，前14节只是略有增补，15至24节则为后来加写。而《我的日本观》又是对1917年至1918年发表于《民国日报》的《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一文的补充。按照戴季陶自己的讲法，后者“是关于日本这个题目的一部分，侧重于日本最近的政局及其十年来的亲善政策”，而《我的日本观》则着重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对日本进行深入剖析。“日本和中国有什么冲突？为什么会冲突？冲突点在什么地方？我前年所著《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和去年所著《我的日本观》两篇文章，自信把这个问题的根底已经解析了许多。并且在那两篇文章上，把‘国际间的日本’的意义，自信也加了一个较为充分的说明。”[88]由于目的各异，《日本论》并未包括《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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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篇文字，深浅不同，各有侧重，均非一朝一夕之功。戴季陶在语言学习尤其是日语方面天纵奇才，1902年入成都东游预备学校学习日文，1904年就能够在川北中学为日本教习小西三七担任理科教学翻译，并于次年东渡日本留学。据说“那时留学生说日语能够在间壁房间里听不出是中国人的留学生，同学中不过三数人，季公尤称第一”。连一般不接纳中国留学生的东京麴町区松滨馆主人对他也甚为佩服欢迎。[89]胡汉民说，据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讲，戴季陶的日语说得比他们自己还好。[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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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期间，戴季陶不大参与政治活动，学习则非常认真。他之所以较少从事政治活动，原因之一，是觉得热衷于政治的人中不少见解浅薄，品性浮躁。由于修习政法专业，戴季陶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和法制建设自然比较关注，读了不少相关书籍，加上他与一些韩国侨民及流亡者关系密切，更加注意日本朝野的动向。在上海任记者期间，日本及相关问题就成为戴季陶笔锋所向的重点之一。目前已经搜集到的1920年以前戴季陶的一千余篇文字中，专论日本问题的就有长文31篇，短评32篇，附带论及的还有41篇。除了《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和《我的日本观》外，要全面探讨其对日观的形成发展，至少下列各文应当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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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日报》2篇：《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日本文学之鳞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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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铎报》3篇：《片片的日本文学观》，《日本海军之新活动》，《日英美之新军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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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报》9篇：《今日之外交界》，《公道与人道》，《刑罚与人道》，《瓜分之实现》，《四十五年之日本》，《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日本议员观光团之态度》，《日本内阁辞职观》，《内阁辞职后之日本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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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杂志1篇：《欧罗巴大同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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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评论》1篇：《东亚永久和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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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杂志1篇：《世界战争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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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潮》1篇：《日本问题之过去与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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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日报》4篇：《告日本国民书》，《满蒙山东与东部西比利亚》，《日本会发生革命吗》，《对日本游历学生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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