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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变动而外，还要考虑戴季陶就日本问题发表意见的背景、动机、对象、目的等各种相关因素。在基本框架形成之后，随着条件的变更，表达的重点和方式，也会相应有所改变。如戴季陶从来认为日本及中日关系与列强及东亚全局密切相关，必须了解他对各方面关联性问题的态度主张，才能具体准确地认识其对日观的各个层面。此外，应当特别注意，不要将别人的评论与戴季陶的对日观相混淆，作为分析与评价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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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曾向胡汉民征询其对《我的日本观》一文的看法，后者认为文字尚佳，但主观过重，“好像有心说人家的坏话，人家有些好处，也说成坏处了”。戴季陶佩服此评语“一语道破”。他写《日本论》，就是想“改正从前偏执成见的毛病，全以平心静气的研究”。胡汉民读后掩卷叹服道：“大抵批评一种历史民族，不在乎说他的好坏，而只是要还他一个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季陶先生这本书，完全从此种态度出发。”[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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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态度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在不同方面引起的反应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姑不论各方意见的是非正误，应当看到，戴季陶在对日问题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既是冷静客观的学者，又是民族的法统代表和国民党对日国策的决策人，其身份矛盾决定了他的态度必然因时因地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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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前两种身份而论，由《日本论》集中体现的戴季陶的日本观大体不错。他很早就明确指出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必然性，断定政府人事的更替不可能改变或扭转基本趋势，中日两国间大规模的冲突不可避免，而日本永远不可能令中国彻底灭亡。同时他又认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是明治维新后国力膨胀的结果，带有全民性，想要扼制或与之对抗，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像日本那样发展现代化，实现中国自身的富强，并以中国传统文化弥补日本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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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迄今为止的所有批评或肯定，一方面是源自欧洲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基本学术取向长期矛盾的延伸，一方面是近代国际政治中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的变形。世界主义的西方中心色彩与民族自决的有限适用性，至今仍然令学人和政治家们感到困扰，原因在于二者都不是真正客观、公正、彻底的价值标准与评判法则，只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内在矛盾的主观表现。包括现代化在内的各种解释东亚后发展社会的理论，都往往流于各执一端或左右摆动，即使剔除意识形态的分歧，认识仍然难免相歧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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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入日益失落。面对迅速崛起的日本，中国人经历了复杂的心路历程，由甲午战争前的普遍漠视，到甲午、庚子之间充满情感拒斥与理智接纳的矛盾，学习与抵拒成为并行不悖的两条主线。庚子以后，演化成排日与亲日的对立倾向。新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全面学习模仿明治维新的产物，不仅大批中国留学生东渡求学，从京师到各省，各级各界更派遣大批游历官绅前往考察取鉴。为了适应这一潮流，有心之士曾编辑出版过许多有关明治维新历史的书籍，将日本革新变政的内容按步骤顺序编排，各部门各层面的游历官绅则按图索骥，亦步亦趋地加以模仿、引进、吸收。整个新政的内容、步骤、方式，从宪法大纲到各种体制的编制，调查的进行，事业的开展，从朝廷变政到各地创新，至少形式上是明治维新的翻版或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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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一方面中国改变了单纯模仿日本的做法，比较参照先进各国的优劣短长，另一方面，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和争霸大陆的野心，激起中国人强烈的反日情绪。戴季陶试图综合排日与亲日两种倾向而克服各自的偏颇，但当他将这种态度运用于制定对日政策时，却助长了对日妥协。将戴季陶的某些言论视作为日本的侵略扩张辩解，或因此而否定其基本认识与估计，都是简单化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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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对日观的症结，在于他面对日本的武力进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采取对外妥协，纵容和刺激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这虽然是国民党高层的共识，并为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所赞同，却遭到其他党派和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的反对。作为对日国策的主持制定者，戴季陶难辞其咎。他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并且预料到此事将成为千秋功罪的一大争讼，曾将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原委过程概括记录，为自己的行为决策留一说辞凭据。将戴季陶关于日本问题的著述言论及其与日本有关的活动联系全部汇集起来，按时序或者分类编排，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依据。在全面掌握戴季陶对日观的不同表述，尤其是他与日本各界的交往联系以及与中国对日决策相关人士的关系的基础上，重新考察分析其对日观，当有更加深刻而贴切的认识。就此而论，应当仿效以俱舍宗研治俱舍学的取径，将重点由直接解读《日本论》来评判戴季陶的对日观，转向探究戴季陶与日本的关系，由前后左右的语境解文本的本意，只有全面具体地梳理戴季陶与日本关系的渊源流变，才能尽可能近真并得其头绪地把握其对日观生成演化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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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口一郎：《近代中国の対日観》，ァジァ经济研究所196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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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代日本论·序论》。该书1979年用日文出版，1987年出版中文本。大陆以台湾原版丛书总目《谁最了解日本》为题，1989年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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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人之气质》，《天铎报》1910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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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键：《戴季陶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献词》，陈天锡：《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1年版，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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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该文为戴季陶任教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时的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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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呜呼出版界之前途》，《天铎报》1910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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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呜呼无能国呜呼无能国之民》，《天铎报》1910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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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社会之大不幸》，《天铎报》191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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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片片的日本文学观》，《天铎报》1910年11月7—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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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社会之大不幸》，《天铎报》191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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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短评》，《中外日报》1910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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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珠玑沙砾》，《天铎报》1910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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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本人之气质》，《天铎报》1910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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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本人之气质》，《天铎报》1910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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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耳闻眼见》，《天铎报》1910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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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英美之新条约观》，《天铎报》191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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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自强即报复》，《天铎报》1911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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