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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珠玑沙砾》，《天铎报》1910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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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征蒙与拒俄》，《民权报》1912年10月29—11月3日；《日俄与内外蒙古》，《民权报》1912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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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最近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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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大国民当学小国民》，《天铎报》1910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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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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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到湖州后的感想》，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第4册，台北，1965年版，第5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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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五十初度录云巢先生赠序铭座右附志》1940年1月16日，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7年版，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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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戴季陶：《满蒙山东与东部西比利亚》，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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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谢键：《戴季陶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献词》，《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1年版，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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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日本论·胡序》，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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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版，第377—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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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日本论·胡序》，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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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第七章 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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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孙中山取道日本神户北上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一事，学界关注甚多且备受争议。[1]看法分歧之处主要有四点：其一，孙中山北上为何转道日本；其二，以大亚洲主义为讲题，在孙中山是主动还是被动；其三，演讲的目的究竟何在；其四，演讲的效果如何。以现有的资料以及孙中山面对复杂形势不拘一格的处置风格而论，要想完全解决这四点意见分歧绝非易事。不过，造成这样难解之结的原因，或许恰好在于关注的目光局限于孙中山演讲的事情本身，以及孙中山本人的对日态度上。虽然这两方面对于理解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无疑至关重要，可是要想进一步破解难题，还须放眼关照全局，从当时中日两国关系乃至国际局势的整体，寻求解扣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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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9月，就在孙中山赴日演讲大亚洲主义前一个多月，辜鸿铭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前往日本讲学。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两件事之间存在什么关联，而研究辜鸿铭的黄兴涛教授敏锐地注意到，尽管孙中山与辜鸿铭的动机不尽相同，思想也迥然有别，但共同的背景都是美国国会通过“排日移民法案”及该法案在日本所激起的“大亚洲主义”反应。[2]只是与辜鸿铭万变不离其宗的文化守成相比，在政坛角逐中愈挫愈奋的孙中山与局势瞬息万变的起伏变化更加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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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藤井昇三教授在所著《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一书的第四章“1924年孙文的访日与大亚洲主义演讲”中，作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语境，专节讨论了美国的排日移民案与日本大亚洲主义的重新抬头，关照相当周详。[3]不过，藤井昇三教授着重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内容上的异同及其关联，结构安排又将李烈钧访日放在叙述排日法案之前，使得排日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事实联系尚有一定的探究空间。检讨当时中日（包括台湾）各报刊对于此事各方面的相关报道，可以把握孙中山的心理脉动及其态度行事与波谲云诡的时局其实联系得相当紧密，内政的因素之外，排日法案所引起的日本乃至东亚局势的变动，可以说是影响孙中山日本之行及其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最主要外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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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排日移民法案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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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一度以脱亚入欧为理想目标。此后逐渐反省，而出现国粹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的反弹。在追仿先进一定程度的成功之后重新定位自我，本来是所谓现代化进程中的常态，只是日本的强盛发生于帝国主义强权时代，其反省主要是因为迅速的崛起势必引起已成定局的列强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从而受到白种强权国家的压制，所以不得不再度进行身份认同。1924年美国的排日移民法案在日本激起广泛而强烈的抗议乃至痛定思痛的反思检讨，即为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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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日移民法案的发生，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日两国争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后起的日本碰上坐大的美国，各自都是野心勃勃，咄咄逼人，胃口极大。尤其在山东问题和海军防备问题上，双方产生尖锐矛盾。日本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态度与气势，令美国大为不快，难以忍受。美国国内的反日情绪因此迅速蔓延，外交方面，也动作频出，设法反制，双方的冲突急剧激化。《台湾日日新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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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舆论中，特要注目者，为近来之反抗日本气势。日本关于山东问题及海军防备问题，因求本国政府电训，其结果华府会议，至续行延期。其责任似欲推在日本，故气势渐以浓厚。然日本对于山东及防备问题之主张，则以为别问题，故乘会议迁延，屡预为言明。现排日论再抬头者，为《纽育泰晤士》、《德利比理》、《巴普列克礼惹》诸报，皆有煽起排日的趋势。就中如“哈斯特”系新闻之揭载记事，对于日本，尤一层抱不快之感。因此形势，曩为英美全权蹴倒之支那三十一（按：应为二十一）个条问题，遂再由支那提议，有主张为此乃山东问题解决前提之条件状。二十一个条案上为议题事，断不可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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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移民问题为20世纪初以来日美两国间的重大争议，或许出于“黄祸”阴影的恐惧，美国限制亚洲移民，由来已久，以前主要针对华工。对于日本移民，同样企图根本禁止，多方鼓吹而未实现。1905年，美国旧金山因为排斥日本人儿童与美国人同校，曾经引发争端。次年，日本因美国排日运动甚炽，自动与美缔结绅士协定，禁止日本劳工赴美，此后日本人遂以他种方法秘密入境美国。1913年，美国加州又制定土地所有法，禁止日人有土地所有权，农业地租借亦限期三年。1919年，美国主张废止绅士协定，严禁日人以照相结婚为名入境。日本为缓和两国关系起见，按照美国的条件，自动禁止日本人赴美。1920年11月，加州制定新的土地所有法，完全取消前此给予的农业地租借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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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加州，日本移民相对较多，与原来居住者的摩擦早就时有发生，在反日情绪弥漫的氛围下，情况日益严重。从1921年起，当地美国人逼迫日本移民迁走的事件日渐增多。[6]政客们遂利用这种形势作为竞选的筹码，加州当局趁势提出排日土地法案，州长还鼓动当地人展开宣传运动，促使排日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以排日问题为选举的重要政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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