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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1924年6月号发表千叶氏的文章，呼吁“日本对同色民族要悔悟了”。该刊同期还发表了题为《东洋人联盟的目标》的文章，批评日本过去在教育、政治或社会生活各方面专要努力欧化，结果不仅失望于有色友邦，且有违背有色友邦的行动，说是日本若不将黄色的脸子，糊涂做白色，则恐怕不能列在五大国之一，就是日本学穿不合身的洋服，要求与白人受平等待遇。然而日本果然得到白人平等的待遇吗？排日法案即得到清楚答案。这是日本国民幡然由洋人崇拜的噩梦中觉醒起来，觉悟自己之中有比洋人更贵重的文化存在的时机，今日东洋人联盟之声是自觉者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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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认为，欧美人自负为优等人种的心理，是根据最近一世纪的历史和物质科学文明的优越，无视以前的历史和文明的其他方面，实则欧美人没有建造精神文明的能力，一旦与自己的利益不合，便不以正义为正义，不以真理为真理。只有依赖东洋人的力量，即东洋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能与洋人对抗或优胜于洋人时，正义与真理才能发现于全世界，国际和平的基础存在于东洋人的联盟。提倡东洋人联盟，不仅要与西洋人对抗，更要进而教化白人，再铸造白人做新的正义人。历史证明，东洋人在精神方面和道德方面都很优秀，完成自己兼以教化他人，是人类的使命，也是东洋人的使命。东洋人联盟就是实行这一使命的手段。[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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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众议院议员神田正雄的《排日法和全亚细亚的问题》表示：排日法是日华提携的促进，反对排日的正当性，须对外解决对华问题，对内讲究台湾、朝鲜问题。中国大而实力缺乏，日本虽有实力，仍受美国愚弄，须与中国提携，才能收到实效。两国亲善的障碍为“二十一条”，应当废除形式，重新缔结同样的条约，以尊重爱面子的中国人的国民性。禁止华工的政策也要改变，许可具有相当于日本六年义务教育程度的人入境。日本对欧美诸国采取正当行为，对中国则被欧美人所误，行为不当，应当谨慎。中国怨恨日本比怨恨欧美更甚。要实现共存共荣，相提携于世界，日本应示以大国民的胸襟气度。对于台湾、朝鲜，则要尊重其文化风俗，注意民意，给予参政权（其时台湾设置议会运动勃兴），不能以支配者征服者的态度一味进行压制，以自己为本位强欲同化。这样才能堂堂正正地反对美国排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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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日本及日本人》半月刊发表军学各界名流的论文，对美国的态度更加激烈，大多主张联络中国，结合东亚各民族同盟以抵抗美国。具体做法例如，与中国缔结人种同盟，于东京、大阪、北京、上海举行同盟成立仪式，由政府予以支持。[28]是年10月，该刊还编辑出版了《大亚细亚主义》特集，收录50位各界人士关于大亚细亚主义的意见，认为排日移民法是对全亚细亚民族大宣战的布告，应当惩罚美国，要确立大亚细亚主义，唤起内外舆论。作为手段，是以在日本培养成熟的儒教和佛教为日中印三国提携的连接点。甚至鼓吹以大亚洲主义为对抗美国门罗主义的亚洲门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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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主张，稍持异议者只是怀疑亚洲各国相互提携的可能性，或以为应当用正义人道对抗人种歧视，避免基于人种不同而产生的对抗。[29]东京《朝日新闻》也发表社论，高唱对华亲善论。[30]《台湾日日新闻》则认为移民法案不仅令日本人不快，也是对有色人种的最大侮辱和黄白人种之间的挑战，日本应当谋求亚细亚民族的大团结，日本政府对于美国的排日应采取积极对策，并充分利用这一时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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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从另一面对于亚细亚联盟表示异议，日本报载《亚细亚联盟之真精神》，反对以取消“二十一条”，撤废日本禁止华工入境，开放朝鲜、台湾、放弃满洲等为亚洲各民族结盟的先决条件，认为日本的衰颓非亚洲复兴之道。[32]这实际上是企图继续原来的侵略殖民政策，用强横手段占据亚洲的霸主地位。所以英文《日本纪事报》批评道，日本人一方面主张人种平等、亚洲同盟，反对排日，但是另一方面，对于美国的排华、排印以及日本自己的排华，均未能仗义执言，对于日本剥夺高丽、台湾人和华侨的自由的行径，亦默不作声，其目的只在扩充日本的对美战斗力。[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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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日本以外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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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排日移民法案引起日美之间的严重冲突，孙中山一开始就予以关注。这时日本的驻华通讯机构为了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不断多方探寻中国各界人士的意见，作为南方政治领袖的孙中山当然是其重要的追踪对象。可是，孙中山对此却不愿意公开明确表态。4月间，“或就日美问题，征求意见。孙逸仙氏，本日返信，有该问题所关，余憾不得立意见之语（二十一日北京发）”。[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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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日本驻广东通讯社记者专门拜访孙中山，询问其关于美国排日法案的意见，后者仍然表示：“余于此问题，初无特殊之感想”。不过，与此前相较，答案还是进了一步，孙中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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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日本毋宁视为最良之教训，须为黄种色人而觉醒之绝好机会。此外余殊无所感也。日本以前过于倾倒白人中之势，少所顾虑。余企图亚细亚民族之大同团结已三十年，因日人淡漠置之，遂未具体实现以至今日。使当时日本表示赞同，想不至如今次受美国极端的屈辱。……余此际所望于日本者，忍受耻辱，退而静谋亚细亚民族之大结合。俟黄色人种之团结完成，然后讲求对于此次屈辱之方策，斯日本民族之愤激庶不徒劳，而有圆满结果之一日。美国此种态度正当与否，余不愿明答。何则？盖恐引起日本并吞高丽是否正当之反问也。为日本计，此际无论如何，惟有隐忍以图国力之充实，并努力亚细亚民族之团结。至于此问题将来之进展如何，全属未知之数。南方政府未尝就此考虑何等之对策，局面之变化，殊非吾人所能预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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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碍于南方政府与日本关系的复杂性，孙中山还是谨慎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意思，希望日本能够就此改弦易辙，放弃侵略亚洲邻国的政策，回到亚洲民族团结的正轨，谋求真正的强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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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孙中山又在大本营接见了日本东方通讯社社长樱井氏，会谈的要点，就是美国排日法案及中国时局。[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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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山中关于此事态度的保留，与中国乃至亚洲各国人士对于排日法案的反应以及当时的中日冲突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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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日法案发生后，面对日本各个媒体的询问，中国各界要人反应不一。北京言论界开始对日美问题大多保持沉默，只有江庸表示同情。而且即使有意同情和声援者，态度和言辞也相当谨慎。黎元洪致函东京《朝日新闻》，呼吁中日根本扫除人种差别，放弃西洋物质万能思想与殖民思想，如果做到这一点，即为亚细亚全民族团结之好机会。[37]原外交总长王正廷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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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华久为美国移民问题所苦，几次抗议，终无功效，至今美国境内，全无吾华移民。日本今日适遇吾华经验之第一步，体验吾华难堪之苦痛，吾华同病相怜，益加同情。……夫事之根柢，在人权的偏见，且内政上多所作用，不易圆满解决。日本舆论目下攻击美国态度，不无或起两国战争之惧，固不得言，毕竟日本惟有饮泣已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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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辞之间，颇有责怪日本原来没有声援中国反对美国排华，如今只能作茧自缚之意。只有中央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和唐绍仪的态度比较鲜明，前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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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回美国移民法案，即禁止日本人移民之案通过，令人惊骇，斯不仅日美间之问题，而美国与亚细亚民族间之问题。吾华人之对美国，亦与日本人同其感情，即美国与亚细亚民族之人种问题，潜在根底。……总之，望大统领为东洋民族坚拒，日本努力根本解决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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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旗帜鲜明地支持日本对美抗争，更重要的还是强调中国早已深受排华之苦，日本不过感同身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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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唐绍仪在上海对来访的记者说：排日法案有违正义，非人道，贤明的总统应当否决，冷静的阁员也不应采用。美国的先辈英国已给美国黑人一样的社会待遇，而美国依然差别对待。此次移民案不仅对日本，对于中国、印度等其他有色民族也是侮辱，挑战人道，成为野心家政争的工具。热爱正义的美国人应尽早取消，制止有辱美国历史光辉的事。[40]在坦率指责美国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同时，仍然提醒日本关注亚洲有色民族的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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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士对于排日法案的反应不够积极，除了日本未能声援中国抵制美国排华的历史原因外，与中日之间的当前形势不无关系，值得特别注意之点主要有二：其一，自从“二十一条”签订以来，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抵制日货等各种形式的反日运动此起彼伏，到1923年初，更有形成高潮之势。因为日本的纺织业等侵入、“二十一条”、旅大回收等问题，上海、长沙、福州、厦门等地的抵制日货运动如火如荼，长沙市民还与当地的日本侨民爆发了大规模冲突。[41]“当地排日运动，因排日报煽动，有渐盛之趋势。孙文氏曰：二十一条约，是北廷旧式外交之结果，吾人所力反对。夫排日之事，固吾人所不愿，然不能压迫舆论之勃发，唯两国要力提携，解决二十一条问题，以绝日之祸根耳。”[42]当各地的反日运动遭到当局的压制时，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自然成为反抗民众的向往和希望，“从来置本部在上海之排日原动力（不明）联合会，为见迫于上海法租界，被其所逐，因要移置本部于广东”[43]。在此情势下，作为南方政府领袖的孙中山很难回避中日之间的冲突，对日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表态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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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东京大地震时，日本发生虐杀华侨事件，后来又限制华人入境（1924年5月实行），引起日本华侨的强烈抗议。反对理由之一，就是美国排日的事实。[44]上海《民国日报》社论明确指出：中国的移民比日本移民更加受苦，美国制定移民法案，全是出于人种的偏见，所以日本的反抗，乃吾人所深深同情。然而，日本若只是为着自卫的目的而争论，而不为根本的打破美国人之偏见者，吾人实难赞成。苟欲打破美国人的偏见，促进黄白二人种的平等地位，仅仅单靠着外交上的手段，实难达到目的。[45]孙中山所谓“余关于中国移民排斥问题，亦无何等感想。中国今日毫无向外发展之余力，非先专意以促内部之统一不可”[46]，即暗指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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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错综复杂的外部形势下，加上内政的诸多因素交互作用，孙中山不便孤立地就具体事件发表评论，可以理解。本来美国排日以整个亚洲为的，同为亚洲人，应当感同身受，予以声援，可是要同时遭受日本歧视侵略的中国人或其他亚洲人义愤填膺地表示对日本的同情与支持，甚至挺身而出，未免强人所难。所以有舆论希望日本人能够与其他亚洲民族易地而处，换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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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态度与国人及其他亚洲人的心理相近，因而得到了呼应或共鸣。《盛京时报》发表论说《日美之争潮》，呼吁全亚洲有色人种一致起来，做日本争正义争人道的后盾；同时要求日本自己切实履行正义人道宣言，停止放逐华工，以免自相矛盾，令人灰心。[47]上海舆论指责日本禁止华工，《民国日报》等觉悟到中日两国均在同一命运中。[48]5月30日，《中华新报》发表社论《日美问题》，其中第四部分“中国人之感想及所望诸日本者”，以日本之强，犹不能免劣视，中国更须努力自奋。并且强调：“至于日本国民，吾人固同情其愤慨，复不能不望其觉悟。”甲午、日俄战后，日本形势大有可为，“然其后未能取得被压迫各亚洲国民之信仰者，徒以其方针错乱，反学欧洲之侵略，或变本加厉，故精神上陷于孤立。……日本欲开拓国运，应自决心求友始，求友应自同种始，而提携同种国民之先，尤应改革内政”，给与朝鲜、台湾人参政权。“国内且有民族差别待遇，何以责白人乎。”[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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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1924年5月4日刊载陈溥贤（署名渊泉）[50]的文章《日美问题与人种战争》，指出：美国由人种成见排斥亚洲人，使将来世界在国家战争之外，多一重人种战争之恐怖，“凡属亚人，同遭轻蔑，断不能视为日美两国问题，袖手旁观，置身事外。吾侪主张亚洲各国联合白种以外之人种，共同对白人提出人种差别待遇之抗议，苟有一国对于任何人种有歧视之举，则吾人惟力是视，誓与对抗，务使此反人道、背正义、无公理之举动绝迹于世界而后已。吾侪所争者，决非一二国家间问题，非一二人种间问题，亦非十年二十年间问题，实全世界全人类无穷未来之重大事件，为良心上所不能轻轻看过者也”。同时忠告日本痛自反省，本着正义人道，改变对华态度，放弃歧视排斥华工的政策，以免授美人以口实。此言站在世界和人类的道德高度，超越国家之间具体的人种歧视，不仅揭示了强权的反文明性质，而且将日本置于同样的标准之上进行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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