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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事态的发展，孙中山和国民党对于排日法案问题的态度逐渐明朗化，并开始主动发表意见。5月30日，“孙文氏本日吹学说及三民主义，所入六枚蓄音机，病后不见疲劳，约四十分久吹后，语记者曰：美国大统领之排日法署名，是与亚细亚民族之大同团结以最良之机会。日本宜退而努力亚细亚复兴之事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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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大都注意到李烈钧访日与孙中山访日的关系，强调其是以孙中山特使的身份为后者的访日作准备。可是，李烈钧抵达日本已经9月底，而本来这一行动应当在6月中旬就实现。其契机仍然与日本对于排日法案问题的反应有关。1924年6月15日《台湾日日新报》刊登6月14日东京发出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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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政府大元帅孙文氏关于排日问题发表同情日本的声明，最近依据作为顾问的山田纯三郎发来的情报，参谋总长李烈钧和军事顾问井上健于15日一同来日，所担负的使命，一则孙文年来希望为亚细亚民族团结作准备，同时希望与参谋本部方面联络。现在阁员中与孙氏保持友谊者以及赞成派遣特使的各方面致电表示欢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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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5月30日孙中山对记者的讲话，虽然主动谈及排日问题，并没有明确加以评判，所谓同情日本的声明，迄未发现直接的文字。不过，孙中山态度的变化，当与6月以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士对于亚细亚联盟表示赞成，并且一些人开始有意识地反省日本的亚洲政策不无关联。这些发声者当中，不乏在日本政界颇有影响的孙中山的旧友，背后应当还有通过山田纯三郎等人与日方具体联系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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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时继大偎重信出面组阁的加藤高明是炮制“二十一条”的罪魁祸首，历来将对华关系不利归咎于政府对华政策的软弱，主张强硬立场，反对放弃旅大和修改“二十一条”。[56]所以7月《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署名“雁声”的时评《亚细亚联盟问题》，有针对性地指出，亚细亚联盟固然是好事，但日本小而强，对亚洲诸弱小民族如流球、高丽等，均在吞并之中；对于中国，则未曾尽提携之义。欧美列强压迫中国，日本未尝帮助中国进行反抗，反而与欧美列强平分权利，侵占满蒙，以致中国任人宰割。中国地大人多，亚洲同盟无异于中日联盟。因此，日本要以实力保护亚洲民族，促进亚洲全体的进步，尤其是要获得中国的感情。[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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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反对美国实行排日法案，深层的情感因素是觉得自己努力争取的强国地位不能得到欧美列强的承认，在世界上仍被白人视为次等民族，因而倍感挫折。站在人类平等的道德高度反对种族歧视，在日本的反美舆论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就在日本反对美国排日法案的同时，日本政府仍然继续加紧排斥和迫害华侨华工，为此，驻日华侨曾派遣代表向孙中山求援。[58]但是8月以后，情况出现变化的迹象。8月5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天羽英二来访，告诉孙中山，日本政府有意改订取缔华工条约。[59]为此，国民党酝酿采取宣传和外交等手段，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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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国民党发布《本党忠告日本国民书》，抨击日本取缔华工，认为美国排日，施诸不同种不同文之国，日本则专以相同政策施诸同种同文之中国，凌轹同种，豆萁相煎，较异种为尤烈。所唱亚洲人种大团结，别有用心，决无诚意。[60]“中日两国为同文同种，理有团结亲善之精神，其实日本之对中国全无诚意，例如对待中国之劳动者，加以暴民取缔，吾人不能无疑之。日人受美国禁止移民，朝野反对，夫己所不欲，何施于人，愿我亲爱之日本国民一致鞭挞政府，俾有以觉醒之也。”[61]呼吁日本国民把握东亚大势之转机，向政府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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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面临排日法案风潮冲击的日本政府，显然并不打算按照亚洲各国人民的意愿，改弦更张。明治以来日本的富强之道，维新只是建立基础，侵略扩张和掠夺，才是实现之路。其争取强权的凭借，不是联合亚洲各国，而是通过侵吞周边国家来扩张增强自己的实力。因此，日本政府当局毫无放弃既定国策的意向。如果说6月中旬李烈钧等人的赴日计划侧重点还在争取当朝执政的一面，上述形势显然不利于使命的实现，这就不难理解这一计划何以迟迟未能付诸实施，迁延至两个半月之久。即使出现转机之后，9月底勉强成行，李烈钧在东京与加藤内阁成员以及其他朝野党政军财界人士的联系，得到的反应也相当冷淡。[62]以至于仅仅十天，李烈钧就打算放弃计划回国。孙中山接电后，开始允其“相机行动”，详细考量后，次日再复电，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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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为派驻日本联络彼中朝野之士，为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而往，为久驻日本，宣传此旨之任务。今忽有回命之请，想彼政府胆小如鼷，不敢接纳吾人之大亚洲主义。果尔，则兄万不宜自行离日，当久驻而为积极之宣传，必待日本政府有明令下逐客而后行，方足揭破日本之真面目。[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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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孙中山的明确指令，李烈钧调整了行动方针，他连续向记者公开表示对日本政府和各政党高层的不满，指出日本国民的意志与执政者的意见不免疏隔，未能完全融洽。“率直言之，即漠视国民精神、迷信帝国主义之人仍然不在少数也。”“日本深欲与英、美接近，此等政策，不仅在日本为不利之事，且为到底不能实现之事。”而中国则要发扬民众政治。“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与提携。余此次来日，完全基于此项目的而来，意欲先与兄弟之国，即俄国与日本相互联络提携。此中、日、俄三国提携如能成功，则东洋同盟或亚细亚联盟之基础成立，扩而充之，以至于左右世界之大势，决非梦想。”并明确指出，三国联盟要以中国为中心，“今后中日亲善，不能不由两国国民之相互提携”。希望30年之内实现这一目标。[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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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日本政府顽固坚持侵略亚洲的道路，与日本国内民间的一些反省声音出现分歧，孙中山至少在公开场合将主要诉求对象转到日本国民方面。这也是他在如此不利的局势之下，仍然取道日本北上的初衷，以及在神户所作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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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绕道日本北上，目的之一，是“与彼邦名士接洽，谋根本的提携”。[65]名士当然不分朝野，因而孙中山在神户鼓吹东洋的王道文化，“有人以为是欲投日本人的嗜好，故选了这个题目”[66]。日本学者注意到，日本神户商业会议所方面希望拟定的演讲题目为“大亚细亚问题”，孙中山则宣布为“大亚细亚主义”[67]。至于如何解读其间的差异，有所争议。对此，随同孙中山访日并担任演讲口译的戴季陶在1925年日本的《改造》杂志3月号发表的论文《就日本的东洋政策而言》中不容置疑地指出：孙中山绝非投日本人所好而演讲大亚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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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先生全是虑近代的国家的民族的道德的衰沉，慨近代的政治哲学的不大进步，故高唱了东洋古代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孔孟的政治哲学的真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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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颇有进一步解释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尤其是为何要以日本国民为诉求对象的意味。戴季陶在神户滞留数日，亲眼看到日本人对于美国联合舰队演习和英国在新加坡重建军港等事感到愤慨，而日本以外的亚洲民族对此却显得吾不关焉。甲午战败，中国对日本并不抱敌忾心，“二十一条”后，中国国民才认识到不可不绝对地排斥日本。“东方诸国民，至少当以现在把持着组织的制造力和完备的战斗力的日本为中心来团结，倾全力来抵抗英米的对东方政策。”但是因为日本合并朝鲜以及对华、对印的错误政策，东方诸国民对于日本已经恩断义绝。“日本若不抛弃帝国主义，而且明白地表示愿为东方诸国民之友，那末，东方诸国民之对于日本的信任心不能够生出来，因此自然以日本为中心之东方民族的大同团结是无望的了。”孟子对齐宣王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这寥寥数语，实在道破了国际政策的根本义。今日帝国主义的诸政治学者或经济学者等，万不能理解这种以大国事小国的外交策的渊源的原则。日本取以小事大的智者之道图强，强盛之后，蹂躏小国，失去东方诸国民的人心，导致孤立无援，所以无法应对英美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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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外交目标，首先是要废除治外法权，恢复关税独立，进而废除不平等条约，至于收回列强所占领地，鉴于可能性不足，则暂缓实行。即使如此，列强也不肯轻易松口。为此，说服日本国民，使之了解中国人民的意愿，从而形成对政府的压力，显得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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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到神户港后，与东京、关西的记者在“上海丸”会晤，长谈后提出两个问题，一、日华亲善的必要无疑，但要达到目的，用什么方法来做亲善的引导为合适？二、现在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感想怎样？记者们回答道：最近日本的中国观比数年前变化很大，朝着相互谅解的良好方向。两国亲善的根本意义，在于两国国民了解两国是系于生死的重要关系，“若有协力便得自立，若是分离便共倒坏”。为了彻底相互了解，首先要相互接触，并且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中日两国应分别由了解对方的人来宣传对方，然后找出好的联合方法。[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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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记者的笼统意向，戴季陶提出了日本回到大亚洲主义的具体先决条件，即日本应当取孟子之道，一、对外援助中国国民的国家独立运动，撤废治外法权，关税独立，率先示范，宣言抛弃“二十一条”，以此作对等的关系，而筑同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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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内抛弃殖民地统治方针，尊重朝鲜和台湾的民族的自由，允许其召集人民议会和设立自治政府，而由各民族的自由的联合以定统一的国家的基础。南洋的日领诸岛，也允许人民自治，尽量养成土人的政治的智识，同时引导其经济的独立，以示民族平等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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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速与俄国无条件复交，放弃剥夺德国人民自由、阻碍其国家复兴的政策，与俄、德签订自由合意条约，改变日本的国际孤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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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先决条件之中，第二项最为关键，对内抛弃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可以作为对外自由平等的国际信义的基础。只有中国和东方诸国的民众相信日本没有帝国主义的野心，东方诸民族的大团结，才能以日本为中心而成立。日本在巴黎和会提出人种差别撤废案，中国的舆论反而加以嘲弄，以为相对于日本的行为显得太滑稽。日本若真的主张消除人种差别，非先丢掉自己矛盾的地位不可。“践踏那以大事小之道，以定对内对外的方针，这即是最健全的国策。”[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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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后面的这番话，已经不仅是解释孙中山的本意，甚至有代孙中山立言，或言孙中山言犹未尽以及难言之隐的意思。《大阪每日新聞》发表社说《亚细亚民族的团结》，全面呼应孙中山的演讲，认为世界将来为白种与黄种战，为此，亚洲民族必须团结起来，以道德文明对抗物质文明，才能避免被奴役，实现独立自主，维持世界和平。[70]虽然仍是笼统表态，缺乏明确具体的条件步骤，毕竟是回应孙中山和中国国民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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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反响—以台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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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对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评价，负面的可能还占多数，一般的立论，多从理论化的反帝立场，反应也限于日本方面，有的甚至与后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及汪精卫等人的附逆相联系。至于这一演讲及其相关思想对当时亚洲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人们影响如何，反应怎样，关注不多。限于资料，从台湾知识人所办的《台湾民报》的相关报道和刊载的文章，可以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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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4月孙中山初次对排日问题表达意见时，《台湾民报》就以《孙氏排日观》为题，报道了谈话内容并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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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氏对于这回美国的排日问题，说白色人种的横暴，今更不要再论，而日本奋起为亚细亚民族团结，图同族的解放，是余三十年来的希望。然而惜日本更步欧米之后尘，不但不留意于亚细亚民族的团结问题，尚且有虐待弱少的民族。然这回受了米国的排日，想就有得着相当的教训，听说舆论沸腾，各种的运动继起，但是这回日本总也没有出最后手段的勇气。若要雪此屈辱，非留意于亚细亚民族的大同团结，依赖其势力之外，再没有法子了。以上所说的是孙文的意见，他对于民族团结的主张，是始终一贯的，他的主张言言句句都是不错，不知道日本的国民明白其教训吗？对与亚细亚民族的联合团结，共同努力其解放运动，不知道有感觉必要没有？但是我们想，若是自己要求他人解放的时，自己要先解放他人才成，互相要团结合力的时，相互之间没有自由和平等不可，换句话说，相互之间若有差别的时候，自然就会生出反感轧轹，那么团结怎能成功呢？这回受美国的排斥，却也亲受其苦了，但对于排斥华工一事，自己总也难免一回的反省罢。如果有心于东亚的团结，须要对于中国的问题，朝鲜、台湾的问题，先解决妥当才成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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