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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4月孙中山初次对排日问题表达意见时，《台湾民报》就以《孙氏排日观》为题，报道了谈话内容并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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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氏对于这回美国的排日问题，说白色人种的横暴，今更不要再论，而日本奋起为亚细亚民族团结，图同族的解放，是余三十年来的希望。然而惜日本更步欧米之后尘，不但不留意于亚细亚民族的团结问题，尚且有虐待弱少的民族。然这回受了米国的排日，想就有得着相当的教训，听说舆论沸腾，各种的运动继起，但是这回日本总也没有出最后手段的勇气。若要雪此屈辱，非留意于亚细亚民族的大同团结，依赖其势力之外，再没有法子了。以上所说的是孙文的意见，他对于民族团结的主张，是始终一贯的，他的主张言言句句都是不错，不知道日本的国民明白其教训吗？对与亚细亚民族的联合团结，共同努力其解放运动，不知道有感觉必要没有？但是我们想，若是自己要求他人解放的时，自己要先解放他人才成，互相要团结合力的时，相互之间没有自由和平等不可，换句话说，相互之间若有差别的时候，自然就会生出反感轧轹，那么团结怎能成功呢？这回受美国的排斥，却也亲受其苦了，但对于排斥华工一事，自己总也难免一回的反省罢。如果有心于东亚的团结，须要对于中国的问题，朝鲜、台湾的问题，先解决妥当才成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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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台湾民报》基本由这一立场持续发表意见，如署名“一舟”的社说《亚细亚民族团结的机会》，一方面指出：“细思美国议会通过该案的存意，表面上的对象虽是日本移民，其实的用意，确由人种差别的偏见，要排斥我们亚细亚民族的全体”，一方面又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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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亚细亚的人，为什么倒取隔岸观火、我不关焉的态度？—甚至看日本的受辱，还有大叫快哉的人—更不可思议的，日本自己国内也冷冷静静，不闻有具体对付的方法。东京虽有开一次国民大会，其到会者寥寥如晨星，结果也不过决议对美国打发一封哀怨的通电，就算过人面情面了。见之每日的报纸，不是称赞美国大统领、国务卿的美意，就是报道美国那个新闻那个名士发表何等同情的言论。像这样的度量，或许是隐忍持重，但总免不了会受是仰人鼻息的误解。日本对中国的排日，向北京政府何等强硬的干涉？中美两国同一的行为，为什么对甲就用强硬的外交，对乙就取软弱的态度，何况中国排日的理由，比美国并不薄弱。且这回美国的排日，无所发见不平恐慌的理由，着实发源于人种差别的偏见。日本既自许为亚细亚的盟主，何以缄口受辱？为日本自国利害关系计，为同族的解放，日本亦宜奋起毅力，以图亚细亚民族的大同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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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定美国通过排日法案，正是我们亚细亚民族团结的机会，又是日本实现亚细亚的盟主之绝好机会。但是日本要完成这样大使命、大目的，不可无相当的觉悟。甚么觉悟呢？一要厚待亚细亚弱小的民族，这回他们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可不是日本从来有令人不满的地方吗？二则要求他人解放，宜先解放他人。譬如对朝鲜、台湾的人，应该解放，与母国人受同等的待遇，享同等的幸福。倘日本果有实践躬行的雅量，亚细亚的民族，就不难于团结了。所以我们希望日本对于美国这回的排日法案，应取积极的态度，又利用这个问题以为亚细亚民族团结的机会。[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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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孙中山将派李烈钧前往日本的消息传出，《台湾民报》又及时报道：“闻孙中山大总统将派李烈钧氏来日本访问当局，提议亚细亚的联盟，这个问题如果成立，亚细亚的将来是有望啦。印度诗圣达戈尔氏也极力提倡此说。当此米国抱人种优劣的偏见，亚细亚人若得团结，以互相扶助的精神成立联盟的时候，我想欧西的人一定不敢再轻视亚细亚人了。世界的平和，总要撤弃人种的偏见，所以我们亚细亚人必要大发挥其实力，使欧西人认识，才能从他们的脑里，根除这个偏见了。希望在亚细亚的兄弟，决不可抱煮豆燃豆枝的精神，饮水要思源，才能保其面目啦。”[73]对亚洲各民族结盟满怀希望，呼吁亚洲人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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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孙中山的呼吁相呼应，《台湾民报》在处境相当艰难的情况下，提出了“台人重大的使命”的特殊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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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台人既属汉民族，就是极爱平和的民族，亦是深重文化的民族，世界人类虽是很发达文化，而于弱肉强食的强权，还未能打破，这样平和的障害，真是可痛恨了。前日本曾对于人种差别唱撤废，就是鉴这缺陷，要下针砭的功夫，虽是不能够达目的，那种理想岂不是可敬可爱的事吗？这个人种解放亦可为我台人重大使命之一，因为我们黄人种若思对于白人种要求平等待遇，当先要于黄人间撤去差别待遇，才免使白人有所借口。我台人倘知努力这一点，希望日本人加慎重于朝鲜、台湾的待遇，然后联合全体的黄种人正正堂堂向白人要求平等待遇，不怕白人不能不撤废这差别。其次图日华亲善，亦为重大使命之一，保持东洋平和，或是要联合东洋民族防白人侵略，二国亲善，自然是很切要。从前因为政策上，和国民感情缺有圆满，今乘新内阁出现，和全国民的大觉悟，要扫一切误解和宿恨，亦属顶好的机会。若是得台人介于其间，表明双方的诚意，是很有功效，自然可进有实际的亲善，没徒弄口头禅的弊害。但是要使台人尽力，或要得中国人信用，想于治台的方策，是还有改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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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上述使命，首先要充足台人的实力，一、设置民意畅达的立法机关；二、普及和提高教育；三、打破陋习。[74]不仅要争取台民自己的权利，还试图在中日两国的沟通联系之间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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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1月，《台湾民报》第2卷第24号发表署名“前非”的文章《黄色人种应该着觉悟唠》，指出：世界上黄白黑红棕五色人种，黑红棕已被白种摧残殆尽，成为奴隶牛马，能与之对峙角逐的只有东亚大陆的黄种，尤其是日本与中华，却还自相残杀，不知唇亡齿寒。东亚黄种应去掉以前相诈相虞的私见，互相扶持，互相策励，使白人不敢加灭种的惨祸到我们身上。日本不要教唆中国的军阀，不要暗与军阀秘密订约，事事取合中国的民意而行，对台湾、朝鲜的同色同胞不要施压迫政策，发挥其固有正当的精神，享应享的权利，尽应尽的义务，没有日本、朝鲜、中华、台湾的分别。[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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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到神户发表演讲，《台湾民报》以《孙先生的“亚洲民族联合”演说》为题，刊载了演讲的内容，并多方转载相关消息，报道孙中山的行踪，言论也继续呼应孙中山的主张，希望中日两国提携团结，成一大团体之黄色人种，即使世界人种冲突，不肯受压于白人，且占优势地位。而结交须以诚意为本，台湾本属中国领土，台湾驻民系属汉族，与中国民族素有血缘之亲，欲图亲善中国，当优遇台民，以示亲爱之心，而敦友谊之好。“不然，则中国之民族，视我台民之境遇，必痛心疾首，深恨邻邦之残酷，衷心日益疏远，终无亲近之一日，且含有仇视报雪之心，何有亲善之可言哉。”[76]这些言论显示，《台湾民报》的那批知识人领会把握住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主张及其演讲的主旨，并从积极的角度予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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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3月24日下午7时，台湾有志人士不顾日本殖民当局的干涉，在港町文化讲座召开追悼大会，盛赞孙中山提倡亚洲联盟以固东亚黄人的义举，以其死为东亚黄人莫大之不幸。[77]《台湾民报》称颂孙中山为民国革命的元勋，世界的和平神，弱小民族的救主，尤其强调孙中山努力于东亚的亲善和世界的和平，尽力于弱小民族的解放。[78]显然，他们对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解读和共鸣，与当时的中日政坛乃至后来学人的看法，有着不小的距离。由此看来，回到时空现场，关照不同层面，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实际影响，对于亚洲弱小民族和人民，具有积极的效应，用后设的理论架构和逻辑，加以望文生义的解读，很难贴切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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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前人多从孙中山本人的思想脉络中寻求解释，实则此事与1924年美国的排日移民法案关系密切。这一法案强烈的种族色彩，使得明治维新以来以脱亚入欧为目标的日本面临重新定位的抉择，各界人士从不同角度考虑是否应当回到亚洲的立场，与亚洲大国结盟的呼声渐起。然而，日本在东亚推行的强权侵略政策，令东亚各国民众对此反应冷淡。开始孙中山的态度也相当保留，直到日本国内出现反省的声音，而亚洲其他国家予以正面回应，为了实现国内统一，孙中山才转而试图争取与日本结盟，寻求支持。在向日本政府和政党求援不果后，孙中山将主要诉求对象转到日本国民方面，呼吁以包括俄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国民的结盟对抗列强的同盟以及日本政府和政客长期追随欧美列强侵略扩张的行径。因此，1924年底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绝非投日本当局之所好，其主旨得到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各地有识之士的共鸣。他们对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解读，与当时的中日政坛乃至后来学人的看法，有着不小的距离。只是日本民族具有高度统一性，明治以后国民对于政府的行为又高度认同，民间的反省之声相对微弱，不足以对政府构成强大压力，促使其改变既定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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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从日本政府的掠夺扩张中获得实际利益的日本国民，仍然沉浸在侵略带来的好处所产生的喜悦之中，美国排日法案虽然令其不无挫败之感，尚不足以彻底反省逞强霸道的一贯做法。在日本不放弃侵略扩张国策的情况下，对于亚洲各国而言，以大亚洲主义实现亚洲民族大团结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对于日本国民而言，也只有被政府拖入万劫不复的战争深渊之后，才会因为体验切肤之痛而真正有所悔悟。日本与亚洲各国情感的分裂，既非亚洲尤其是东亚各国的喜讯，也不是日本自己的福音。奢望利害各异的不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一般而言当然并不现实，但是，如果一味对立，无法协调，甚至为了一己私利，故意制造摩擦，长期对抗的结果，裂痕势必会扩大为全面冲突，最终只能是咎由自取，重蹈历史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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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相关著述以外，最具代表性而较新的研究成果是伊原泽周《论孙中山先生的泛亚主义》（《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473页）、王尔敏《大亚洲主义》（李云汉、王尔敏：《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第257—281页，刘真主编：《中华民国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中山丛书》，台湾书店1999年版）、陈德仁、安井三吉《孫文と神戸》（補訂版）（神户新闻总合出版センタ—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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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30—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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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劲草书房1983年第2版，第203—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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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排日气势抬头》，《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大正十一年（1922）一月二十日，第五版，“电报”。同日该报日文版第二版有同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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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美问题》，《中华新报》1924年5月30日，“社说”；渊泉：《日美问题与人种战争》，《晨报》1924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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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州日侨又被迫》，《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大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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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州知事排日宣传》，《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二版，“外国电报”。次日该报汉文版以《加人宣传排日》为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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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米の排日感情融合加藤首相の政策欢迎さる》，《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第七版，“外国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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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排日移民案更に提出乎》，《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二版，“外国电报”；《米国新移民法中の排日条项》，《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二年二月九日，第三版，“外国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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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加奈陀亦排日》，《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二版，“外国电报”；《美国排日法案》，《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三版，“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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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排日案通过美下院》，《台湾民报》第2卷第7号，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第4页，“内外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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