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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典籍同样适用。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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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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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事实证言论，搜群籍参圣言，考订解释以明言行，为阅读理解《论语》一类经典的重要方法，若非如此，前贤的言论文字很难解读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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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的领悟教义与陈寅恪的解读经典，相对而言，材料与事实简要得多。近代史料大幅度扩张，且时间相近而大都得以留存，关于同一史事的全过程和各层面，因为立场态度、远近亲疏、人品做派等等差异，出现大量的不同记载，有意无意之间，形成形形色色的罗生门现象。要想透过千差万别的记载把握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必须比较不同的材料，逐渐近真并得其头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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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绕道日本，28日下午，在神户高等女学校出席由神户商业会议所、神户新闻社、神户又新日报社等五团体举办的演说会，并发表演讲。演讲从三点过开始，到四点半结束，总共历时不到一个半小时，其间还包括一开始神户商业会议所会长泷川仪作代表主办方的简短致词，以及最后神户商业会议所副会长西川庄三致闭幕词，又因语言不通，要由戴季陶全程担任传译，再加上听众情绪高涨，先后19次热烈鼓掌，因此内容不算太多，整理发表的记录文本，总共约6000字，大致包括下列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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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亚洲是最古文化的发祥地，长期具有很高的文化。近几百年来，亚洲各民族、国家渐渐萎靡衰落，受到逐渐强盛的欧洲各国的压制，同时造成亚洲复兴的起点。日本明治维新，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亚洲头一个独立国家，随后又战胜沙俄帝国，成为近几百年亚洲民族战胜欧洲人的首例，对亚洲各国各民族影响极大，鼓动起脱离欧洲人的束缚、不做欧洲的殖民地、要做亚洲的主人翁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亚洲各国先后发生独立运动，并相互联络。东亚最大的民族中国与日本，便是东亚独立运动的原动力。两国势必大联络，恢复亚洲从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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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美国学者以世界文化的正统自居，将有色人种兴起与白人为难的潮流乃至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视为对世界文化的反叛，而以欧洲文化为人道正义的代表。实际上世界文化分为欧洲的霸道文化和亚洲的王道文化，近代欧洲的科学文化注重功利强权，道德日见退步。而亚洲文化通过仁义道德的感化使人怀德，比西方的道德高得多。概言之，大亚洲主义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要以讲仁义道德的固有王道文化做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进而学习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联合亚洲各民族，武力反抗欧洲强权，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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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欧洲人数少，亚洲人口众多，少数压迫多数，是反正义人道的行为。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前景，是霸道服从王道，西方功利强权的文化，服从东方仁义道德的文化。俄国最近的新文化与东方的旧文化相吻合,主张王道，反对霸道，所以要和东方携手，和西方分家。提倡大亚洲主义的目的，是使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能够抵抗欧洲强盛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打不平，将反叛霸道的文化，作为一切民众平等解放的文化。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洲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今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日本国民的详审慎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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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次演讲的内容，目前共找到五种文本，分别为《神戶又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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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1924年11月29日—12月1日所载《大亜細亜主義 孫文氏講演》；《大阪每日新聞》1924年12月3日—6日所载《大アジア主義 神戸高女にて 戴天仇氏通訳》；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8日所载《孙先生“大亚细亚主义”演说辞》；《改造》1925年1月号所载《大亜細亜主義の意義と日支親善の唯一策》以及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3月初版）收录的“大亚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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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本的文字不一，出处各异，发表的时间先后有别，有的是现场笔录，有的经过当事者事后的整理，因而内容间有不同。由此引发后来学人的不少争议。例如，关于演讲最后一段提出日本民族“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是当时讲演所固有，还是孙中山定稿时增补后再发表于1924年12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众说不一。安井三吉通过比较五种文本，认为后来增补的可能性很大；而藤井昇三则认为可能性很小。[5]此外，关于孙中山北上为何转道日本；以“大亚洲主义”为讲题，在孙中山是主动还是被动；演讲的目的究竟何在；演讲的效果如何；时人及后人对于演讲的反应和评价等等问题，也颇多争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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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表明，即使找到所有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文本作为判断的依据，要想恰当贴切地解读孙中山的本意，仍然存在相当的困难，并非如一般所谓掌握第一手直接材料就能够铁证如山。傅斯年所定整理材料与事实的原则：“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以及对待材料存而不补，处置材料证而不疏，“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等等，[7]似乎也无能为力。面对千差万别的各种直接证据，如果不能贯通无碍，后来人势必雾里看花，各说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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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搜群籍以参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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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洲主义讲词只有六千言，面对的听众又主要是日本民众，五种不同文本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与记录修订者的身份不同有关。不过，虽然文本各异，演讲却只有一次，对于同样的讲词，听者的感受理解侧重各有不同，即便排除主观故意的好恶取舍，所记也会因人而异。单纯比较同题异文，显然无法完全接近孙中山的本意，甚至不知孙中山所说究竟何意。正所谓“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而意旨相同之语，首先就是孙中山自己及其身边人在此前后面对不同的场合对象的言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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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大亚洲主义演讲，首先要注意孙中山对日主张的整体性，兼顾各方面，不宜仅就其中一面立论，以免以偏概全。1925年2月1日，孙中山告诉戴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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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日本问题有三个最少限度的主张：一是日本须放弃日本与中国所缔结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须使朝鲜、台湾两民族实现最少限度的自治；三是日本对苏联应该不反对其政策，并不阻止苏联与台湾及朝鲜的接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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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大体可以概括孙中山这一时期对日态度和政策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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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注意孙中山对日言论行事的连贯性，不宜仅就特定时空条件的一时一点判断揣测。就孙中山本人在此前后相关的言论文字而言，虽然略有分别，主旨却一以贯之。11月23日，船抵长崎，孙中山在轮船上通过戴季陶会见当地新闻记者时说：“余以日本之维新为第一步，以中国之革命为第二步。因此我感到俄国的革命与民国的革命是一样的，故在此意义上劳农俄国和中华民国可得一致，然而日本之国民不将日本之维新与民国之革命视作同一（意义），想必乃系谬误。”这段话经过修订整理，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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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可惜日本人维新之后得了强盛，反忘却了中国革命之失败，所以中日感情日趋疏远，近来俄国革命成功，还不忘中国革命之失败，所以中国国民同俄国国民，因革命之奋斗，日加亲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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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前来迎接的日本议员西冈竹次郎谈话时又表示：“惟有亚洲民族联合起来，排除欧美的压迫，才能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日本只有成为亚洲民族联盟之首，才能同欧美抗衡。反之，若不竭力联合全体亚洲，以求亚洲独立，则不能摆脱欧美之压迫和羁绊。”“目前日本虽处于财政困乏之状，但早日承认工农新国，有利于改善国际关系，实属诸急务的燃眉之急，所以希望阁下同日本身居高位的代议士们相商，鼓励政府早日承认俄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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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孙中山接见中国留日学生代表并发表演说，同样强调对外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破列强的侵略，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中国内乱不已的原因之一，就是列强侵略，吞并不成，改为瓜分，瓜分无力，又主张共管。从欧战中恢复元气的俄国，革命之后主张公道，帮助世界弱小民族，未受欧战之害的美、日两国，对外政策不同。中国应利用民气发达之利，争取日本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中日亲善，经济同盟，获得无穷大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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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舟抵神户，在船上对登轮谒见的日本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强调中国“所以不能统一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全是由于外国人的力量”。在华外国人“总是利用那些条约来扰乱中国，不许中国统一”。并且特别指出：“我们中国此刻能不能够废除那些条约，关键不在别国人，完全在日本的国民能不能够表同情。”日本应推己及人，放远眼光，带头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虽然会因此而损失一些眼前小利，但是“可以得中国的人心……以后的大权利，便可无限量”[12]。又与日本国会议员西冈竹次郎进一步交谈，指现在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亚洲民族之联合”，“排除欧美人之压迫”，而“首先必须解决中国目前之问题”。“故将来日本欲成亚洲联盟之霸者，以对抗欧美，则应努力团结亚洲全体以图亚洲之独立，摆脱欧洲压迫之羁绊。日本也应如法国尽速承认俄国工农政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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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在神户东方旅馆接待来访的东亚被压迫民族代表，谓：“东亚民族处此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必须团结一致。”[14]同日出席日本各埠国民党人联合举行的欢迎会并演说道：“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15]先后接见日本各界来访人士如头山满、望月小太郎、萱野长知、古岛一雄、高见之道等，讲话大意谓处现世各种民族竞争之际，中、日两国国民非亲善不可，想要中、日亲善，日本国民应先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反复申明此旨，并一面索阅日本各地报纸，以观该国舆论的意向。[16]所以当天路透社神户电称：“孙中山语报界代表，谓近今中国内战，多由于外国妄施势力，例如不公允之条约，使外人得在华施行不正当之行动，利用军阀之一部分为其傀儡。此种条约之取销，端赖日本之态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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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26日，在神户与日本《中外商业新报》特派记者高木谈反对帝国主义、国民会议及中日亲善等问题，表示：“不驱除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的军阀将永不可能根绝。因此我们今天应奉为口号的是：对外打破帝国主义，对内打破军阀，这是我们的主张。”“我认为两国全体国民应当为了东洋民族，广而言之，应为全世界被压迫之民族，携起手来争取国际的平等。离开这个目的而谈论两国的友好乃是错误的。因此我深信，日本国民如不改变视日本为列强之一的观念，将无法产生对于真正的中日友好的思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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