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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舟抵神户，在船上对登轮谒见的日本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强调中国“所以不能统一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全是由于外国人的力量”。在华外国人“总是利用那些条约来扰乱中国，不许中国统一”。并且特别指出：“我们中国此刻能不能够废除那些条约，关键不在别国人，完全在日本的国民能不能够表同情。”日本应推己及人，放远眼光，带头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虽然会因此而损失一些眼前小利，但是“可以得中国的人心……以后的大权利，便可无限量”[12]。又与日本国会议员西冈竹次郎进一步交谈，指现在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亚洲民族之联合”，“排除欧美人之压迫”，而“首先必须解决中国目前之问题”。“故将来日本欲成亚洲联盟之霸者，以对抗欧美，则应努力团结亚洲全体以图亚洲之独立，摆脱欧洲压迫之羁绊。日本也应如法国尽速承认俄国工农政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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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在神户东方旅馆接待来访的东亚被压迫民族代表，谓：“东亚民族处此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必须团结一致。”[14]同日出席日本各埠国民党人联合举行的欢迎会并演说道：“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15]先后接见日本各界来访人士如头山满、望月小太郎、萱野长知、古岛一雄、高见之道等，讲话大意谓处现世各种民族竞争之际，中、日两国国民非亲善不可，想要中、日亲善，日本国民应先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反复申明此旨，并一面索阅日本各地报纸，以观该国舆论的意向。[16]所以当天路透社神户电称：“孙中山语报界代表，谓近今中国内战，多由于外国妄施势力，例如不公允之条约，使外人得在华施行不正当之行动，利用军阀之一部分为其傀儡。此种条约之取销，端赖日本之态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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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26日，在神户与日本《中外商业新报》特派记者高木谈反对帝国主义、国民会议及中日亲善等问题，表示：“不驱除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的军阀将永不可能根绝。因此我们今天应奉为口号的是：对外打破帝国主义，对内打破军阀，这是我们的主张。”“我认为两国全体国民应当为了东洋民族，广而言之，应为全世界被压迫之民族，携起手来争取国际的平等。离开这个目的而谈论两国的友好乃是错误的。因此我深信，日本国民如不改变视日本为列强之一的观念，将无法产生对于真正的中日友好的思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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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亚洲主义演讲之后，孙中山途经各地又作一系列的演讲、谈话，一以贯之地贯彻了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当天下午与大阪《英字新闻》记者谈话，指在华的英国人老在中国制造麻烦，被压迫的中国人正在仔细考虑对英国的全面抵制。“美国和其它国家，日本也不例外，都效法英国立下的恶例。如果日本特别要和她的邻国达成真正的友善关系的话，她就应当像俄国和德国已经做到的那样，归还所有从中国拿去的东西。”有了日本的真诚帮助，中国很快就能摆脱治外法权。并告诫日本不要盲目追随英国政府的政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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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出席神户各团体的欢迎晚宴，即席演说道：“照中国同日本的关系说，无论讲到那一方面，两国国民都是应该要携手，协力进行。”中国革命久未成功，原因在列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欧战德国战败，废除了那种条约，俄国则在革命之后很主张公道，知道那种条约太不平等，对于中国太不讲道理，也予以废除。“若是日本真有意来和中国亲善，便要先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的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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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英国驻大阪《告知报》记者来访，问及对日本占据中国东三省领土的看法，孙中山认为，恢复中国的独立运动，现时以两点为限：一为废除治外法权，一为收回海关。至于日本在东三省的地位，与香港、澳门相同，目下并不要求归还。这并非意味日本地位应与他国不同，而是希望列强应与苏联相同,归还中国之主权而已。武化的德国，以全世界之力始征服之。若中国变成武化，则无异出现八个德国。今世人竞言和平，然中国事若不解决，世界决无和平可言。倘若列强愿意学习俄国解放中国，则世界和平可致，否则不能。[21]这次谈话的另一版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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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报导说，我目前承认日本在旅大的租界现状，这完全是对的。但这并不是要把日本和列国分别对待。我认为当前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两个问题。旅顺、大连和香港、澳门处在同样的地位，现在我未要求列强立即归还它们。有人说：旅大租界地不是和上海、汉口、天津等的租界一样吗？但我目前还没有考虑收回租界的问题。我首先要求的是恢复关税自主权和废除治外法权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就不能成为国家，也不能摆脱次殖民地的地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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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船抵门司，回答登船采访的新闻记者的提问，孙中山解释来日的目的：“我所发表的主张，最重要之一点，就是在求日本援助中国。废除中国向外国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条约。我们中国此刻所受不平等条约的痛苦，在日本三十年以前，也是曾经受过了的，后来日本同欧美各国奋斗，才除去那种痛苦。我现在希望你们日本，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扩充痛定思痛的同情心，援助我们中国来奋斗。”进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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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日没有完全独立，我便一日不情愿做总统。要中国完全独立之后，我才可以承认国民的希望。照中国现在大多数的国民希望，要我做大总统，大概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现在是做十几国的殖民地，有十几国的主人，我们是十几国的奴隶。如果我是做大总统，在政府之中，身当其冲，天天和十几个主人来往，便随时随地要和主人冲突。中国现在的地位，不能够和主人有冲突，所以我现在不能够做大总统。我先要处于国民的地位，同各国再交涉，废除从前不平等的条约，脱离奴隶的地位，到那个时候，才再可以同国民说，做他们的大总统。……如果北方有胆量，能够赞成南方的主张，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于中国前途有大利益，南北才可以调和。若是北方没有这个胆量来赞成南方的主张，中国不能够脱离奴隶的地位，就是南北一时调和，于中国前途，只有害而无利。南北又何必要调和，何必要统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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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孙中山又致电梅屋庄吉、涩泽荣一，感谢日本各界盛意招待，盼共同为亚洲民族复兴和中日经济联系协力奋斗。[24]12月3日，船行至山东半岛附近时，孙中山一生最后一次挥毫写了“亚细亚复兴会”六个字，签名之后，送给山田纯三郎。[25]由此可见，孙中山此行的目的与他在大亚洲主义演讲中所宣称的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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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中山身边及周围人物的相关言论看，也可以印证孙中山的基本态度和主张。11月28日演讲前，孙中山先在神户高等女学校向约一千名女学生简短讲话道：“贵国的昌盛起因于距今六十年前的维新改革。中国今日的革命即相当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东洋的和平将根据这个维新的完成和两国的合作而确保。即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中日两国应当共同祝福之事，故望日本同情我中国之革命。”接着讲话的宋庆龄也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妇女，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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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孙中山首先在临时增设的第二会场与听讲者见面，神户商业会议所会长泷川仪作代表主办方致词：“欧洲大战已经结束，根据凡尔赛条约，世界现已走向和平。而东亚的和平将根据（日本与）中华民国缔结完全对等的同盟加以解决。中日两国在感情上一天比一天亲善。中国的内乱今后也将根据超越人类的孙阁下以及与孙阁下意见相同的各位人士的英明决断，予以解决。东洋的和平即世界上人类和平的确立，时机已经到来，解决的钥匙在孙阁下手中。我代表日本国民向孙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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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会见来访的日本驻天津记者藤泽、山内、江崎、西村、岛田等人，孙中山首先表示深谢日本上下官民的热诚欢迎，接着由戴季陶以国民党宣传部长身份发表六条时局意见。其中关于孙中山的任务部分与大亚洲主义演讲内容有关的各条为：（一）孙氏对列强之态度。自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列强对中国，纯取强压的态度，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团匪事件以至日俄战争，九十余年来，连续而起。时局今日，情势非昔，然除俄国以外，各国仍持以前之态度，此今日之急图也。（三）废督裁兵之办法。国内问题，军阀操政治之大权，国际问题，帝国主义肆行跋扈，今后中国应驱除列强之压迫，使军阀永久绝灭，故对外当打破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之主义。（六）中日亲善。中日亲善应先认定确实之目的，努力谋亲善之实现，故两国国民应全体携手，谋东亚民族之发展，即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谋发展，求国际的平等。日本国民应根本铲除日本为世界列强之一之观念，则中日亲善方实现。（七）孙氏自身之任务。中山自己之第一任务，对内谋国家之统一，对外完成国家之独立，实现中华民国国际的平等。本人为国民之代表，今后继续努力奋斗向国家独立之途上做去，至国家政权则绝不操取云。[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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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同孙中山访日的戴季陶，担任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口译，并多次为孙中山与各地各界日本人士会谈作翻译，又是孙中山的亲信和国民党宣传部门的主管。作为国民党内知日派的要角，对于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和决策具有较深的体察，对于国民党的对日态度和决策具有全面的把握。针对有人指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是故意示好日本的说法，他在日本的《改造》杂志1925年3月号发表论文《就日本的东洋政策而言》，进一步解释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尤其是说明为何要以日本国民为诉求对象，指出：孙中山演讲大亚洲主义绝非投日本人所好，“孙先生全是虑近代的国家的民族的道德的衰沉，慨近代的政治哲学的不大进步，故高唱了东洋古代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孔孟的政治哲学的真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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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东方各国国民应以最发达的日本为中心，团结起来全力抵抗英美的东方政策。但是，日本合并朝鲜以及对华错误政策，使得东方各国与日本恩断义绝。日本若不抛弃帝国主义，明白地表示愿为东方诸国民之友，就不能得到东方各国国民的信任，也就不能以日本为中心实现东方民族的大同团结。只有取孟子以大事小之道，不再恃强凌弱，对外援助中国国民的国家独立运动，宣言抛弃“二十一条”，建立中日两国对等的关系，构筑同盟的基础，对内抛弃殖民统治方针，实行民族平等，尊重朝鲜、台湾以及南洋诸岛各民族的自由、自治，并从速与俄国复交，与俄、德签订自由合意条约，改变日本的国际孤立地位。尤其是必须对内抛弃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作为对外自由平等的国际信义的基础。[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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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其他要人也有类似言论。12月15日，有记者访长期追随孙中山的北伐右翼总指挥卢师谛，叩以孙中山对内对外的真正态度，卢答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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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为东亚民族地位计，在数年前已力主中日宜亲善。兹者鉴于两国间已由国际纠纷，而渐入于双方民众之仇视，故毅然决然于列国对华垂涎中，赴日以倡大亚细亚主义，而期掀动日本国民洞察唇亡齿寒之利害，使其民众纠正其政府对华措施之不当，而完成中日亲善，以进图亚细亚民族之健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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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取事实以证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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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其言观其行，本意是不但要看如何说，更要看如何做。也就是说，一个人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要说一套做一套。而在历史研究中，解读历史人物的言论当与了解其行事相辅相成，不是用后来的行动验证先前的言论，而是由掌握相关行事来把握其思想意旨，也可以说是观其行以察其言。此节于研究中国思想史尤为重要。必须多层面了解相关的时、空、人、事等多种因素，才能具体领悟把握言论思想的主旨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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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次北上为何绕道日本，孙中山始终声称两方面因素，一是由沪至津的交通梗阻，一是重游旧地看望故友。实际上，船位已满不是问题，绕道日本会见故友也不过掩人耳目的说辞，其主要目的是利用美国实行排日法案后日本民众反对欧美的情绪，宣传其大亚洲主义的主张，向坚持对欧美妥协对东亚强硬的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政府改弦易辙，和苏俄一道，支持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统一，最终实现世界和平。一些当时人及后来者不能了解事情的前后渊源，笼统地指孙中山对日本抱有幻想，很大程度上有违于孙中山的初衷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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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实行排日法案之后，鉴于日本举国上下异常高涨的反美和反对白种的情绪，以及1924年6月以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士赞同亚细亚联盟的主张，本来对日本坚持其压迫亚洲弱小国家民族的立场强烈不满的孙中山态度有所松动，派李烈钧赴日活动，希望争取日本政府赞成其亚洲民族团结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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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李烈钧等人受到日本政府的冷遇。遭受排日法案风潮冲击的日本政府，显然并不打算顺从亚洲各国人民的意愿，改弦更张。明治以来日本的富强之道，维新固然建立基础，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更是实现的捷径。其争取强权的凭借，并不是联合亚洲各国，而是通过侵吞周边国家来扩张增强自己的实力。所谓脱亚入欧，实际上是侵亚入欧。借由侵亚而强盛的日本政府，毫无放弃既定国策的意向。李烈钧等人的赴日计划，本来侧重于争取当朝执政，时局不利，难以实现使命，迁延了两个半月之久，9月底局势稍有松动，才勉强成行。即便如此，李烈钧在东京与加藤内阁成员以及其他朝野党政军财界人士的联系，反应也相当冷淡。[31]仅仅10天，李烈钧就打算放弃计划回国。孙中山则希望其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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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为派驻日本联络彼中朝野之士，为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而往，为久驻日本，宣传此旨之任务。今忽有回命之请，想彼政府胆小如鼷，不敢接纳吾人之大亚洲主义。果尔，则兄万不宜自行离日，当久驻而为积极之宣传，必待日本政府有明令下逐客而后行，方足揭破日本之真面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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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的指令下，李烈钧调整方针，连续向记者公开表示对日本政府和各政党高层的不满，指其“漠视国民精神、迷信帝国主义之人仍然不在少数也”。“日本深欲与英、美接近，此等政策，不仅在日本为不利之事，且为到底不能实现之事。”“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与提携。余此次来日，完全基于此项目的而来，意欲先与兄弟之国，即俄国与日本相互联络提携。此中、日、俄三国提携如能成功，则东洋同盟或亚细亚联盟之基础成立，扩而充之，以至于左右世界之大势，决非梦想。”并坦率指出，三国联盟要以中国为中心，而中国则要发扬民众政治，“今后中日亲善，不能不由两国国民之相互提携”。希望30年之内实现这一目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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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日本国内民间出现一些反省声音，而日本政府则顽固坚持侵略亚洲的立场，孙中山采取相应对策，在公开场合将主要诉求对象转到日本国民方面，希望通过日本国民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转到与亚洲各国联盟反对欧美列强的立场。这也是他在不利的局势之下，仍然取道日本北上的初衷，以及在神户所作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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