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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孙中山来日颇与日人以深刻之印象，各报对于孙中山之言论均极注意，故对于孙中山之评论甚多，而佛教徒对于孙中山所发之愿望书尤属饶有特趣。兹特将足以代表日本舆论界之《每日》、《朝日》二新闻之评论，与佛教徒对于孙中山所发之愿望书略述如下，藉以窥见日人对中山此次来日所□印象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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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新闻》云：观孙氏前在上海所发之声明书，可知孙氏之理想甚为远大，即孙氏之志愿，对内则打倒军阀，图国家之统一，确立民权之基础，保障人民之自由；对外则建设独立自由之国家，以对抗列强之不法的压迫。此等志愿，不但凡爱国者人人均有此怀抱，即救中国之道，舍以此一理想为标的而奋进外，别无良法。因之吾人对于孙氏之主张，不禁表满腔之敬意而由衷心与之共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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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新闻》云：最近日本人之中国观，较之数年前已大有变化，此种变化为因达相互之了解，已渐趋于良好之方向。苟吾人所见无误，则中日两国亲善之本义，在中日两国国民知中日两国关系之重要，在中日两国国民了解中日两国合则共立、分则俱倒之原理。倘此见解果能澈底，则一时之利害冲突，谈笑之间可以解决。至于日本人对于中国之第一感想，则为中国何以际此重大时期继续内乱，何以不速舍小异而就大同，向东亚大局之支持而前进。此种观念或由于日本人性急所致，亦未可知。然中国之纷乱，十三年尚不能收拾，实日本人所难以理解者也。此次反直战争终□，孙氏之所称为军阀者于兹告终，孙氏取道日本，北上收拾时局，其出处进退之光明正大，毫不图谋私利，实堪钦佩。此外，孙氏最伟大而不容他人追随之特征，在为中国国民之指导者，吾人接孙氏之高风，益觉感慕不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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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之愿望书云：中日提携、中日亲善之声喧腾于吾人之耳鼓者，已阅十数年矣。然迄今中日亲善之所以未举其实者，乃因在中日两国国民间，胸中各有何等互异之目的存在，中国欲利用日本，日本对于中国怀抱一片不明不纯之心所致。可以想见，在中国第一次革命成就之先，日本朝野人士曾为中国南方志士洒去若干心血，然中国革命成功之后，排日风潮时有所闻，日本当局固不能谓之无过，然中国以夷制夷、远交近攻之根性实为其主因。而因政治上或军事上之一时方便，提倡中日亲善，欲求其实现，犹之百□俟河之清。我等追想二千年前大唐之当时，中国国民对待日本不挟何等私心，或传孔孟圣贤之道，或传佛法深远之教，使日本国民上下对于大唐怀抱无上之敬意，其在今日思之，实觉感慨无量也。故在今日，欲求中日两国真正提携之实现，必在精神上、心灵上两国民间怀抱共通之观念，始克有成。故甚望孙先生虚心坦怀，发扬东洋文化，为世界之和平，人类之幸福，中日两国国民间互相开诚布公，然后万事始能成就。[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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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世报》迻译日本报刊的报道，反应更加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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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氏痛言列国之对华压迫，实为中国和平统一之障碍，极愿中国之革命，由华人自力为之，无须外人干涉云云。吾人（日人自称）不能不称其为快语。盖孙氏之革命事业，被英国压迫者屡矣，遂使其建国计画，未能快愉进行，殊属遗憾。再就中日关系论，一部分人士，不无误解之念，且有云中日万难并立者。此种观念，关系于中日邦交前途者甚力，不得不望两国之智识阶级，设法交换意见，除去一切误会。盖中日邦交之能否圆满，不但影响远东之和平，即与世界问题，亦有莫大之关系。中日为齿唇相辅之邦，当有两立之可能。孙中山氏此次访日，颇与日人以极深刻之印象，此后双方当可以公平之态度，为远东和平计，而谋永久之诚意的亲善云。[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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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华日系报刊对于孙中山与各国国民相互提携打破列强瓜分中国的主张不以为然，颇能代表日本朝野的主流意见。《顺天时报》的社论称：“当二十二日，孙中山在‘上海丸’轮船大客厅所发表之意见中，有谓余不就政权地位，愿以个人与各国民互相提携，欲尽力使其绝灭外国瓜分中国之目的，及扰乱中国之势力云云。……然外国之瓜分中国，扰乱中国等事，罪在外国，而欲与外国国民互相提携，然后始藉以防止其行动之思想，殊非吾人所敢赞同。吾人累言中国之忧患，在内而不在于外，若果不能治内，以巩固基础，是终不能避外国之瓜分扰乱。若果能竭力于内治，则国力（所谓国力者，并非仅武力与富力）充实，外侮外患，自然消灭于无形。如孙氏者，既为实际政界及思想界之有力者，非特能专力内治，以谋政界之革新，并可谋思想界之革新。至与外国国民互相提携，欲达其目的，亦非不可能。然其口吻，既不注意于国内之祸根，而徒以与外国民提携云云，殊非吾人所敢赞同。且仅以此等思想为出发点，以谋国事，则敢断言其必无成功之望。”劝告孙与外国国民互相提携的同时，“或用较此以上之方法，以改正内部人心”[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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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此行赴日，是在明知日本政府不会善待的情况下前往，主要精力集中于争取在野和民间力量方面，但是对日本政府仍然有所期待。孙中山访日前夕，通过殷汝耕向日本外务省官员如亚洲局长出渊胜次等，探询过日本政府对于自己去东京的意见。日方表示：“孙文到东京与日本当权人士会面，可能引起误解。”“孙文到东京一事，从大局来看，不可行。”即使由戴季陶作为孙中山代表去东京，以免过分引人注目，且便于了解日本政府意见的权宜之计也未能实现。出渊还以个人意见的名义谈及日本对华方针及对孙的看法：（一）在张作霖、段祺瑞、孙文之间，不考虑偏向一党一派乃至一个人；（二）孙文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销领事裁判权及外国租界的主张，乃过分趋于理想之议论，不能得到识者之同情；（三）孙文为同段氏握手而去天津，个人极表赞成；（四）段、孙二人握手建立中央政府，日本则必尽力给以善意援助，但应尽量避免向外国借款，执行中国政治依靠中国财力之方针。若今后中国需要资金，各国可共同给以一定程度的财政支援。[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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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日本政府虽然没有直接与孙中山接触，却密切注视其动向。殷汝耕连日与孙中山等在神户会谈后，于11月27日到东京访问外务省亚细亚局长出渊胜次，通报与孙中山等会谈的情况：（一）孙想与段祺瑞、张作霖合作；（二）冯玉祥辞职系为清除吴佩孚之反感；（三）唐绍仪去京想当总理；（四）孙对英、美有反感；（五）孙的确想废除不平等条约；（六）李烈钧想当陆军总长；（七）孙之来日是为交通方便，能早日赴津；（八）孙对在神户受欢迎深表满意。[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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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各地各国民众如何看待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及其相关思想主张，是判断孙中山大亚洲主义实际效应的重要凭借。从台湾知识人办的《台湾民报》的相关报道和文章，可以窥见一斑。《台湾民报》以《孙先生的“亚洲民族联合”演说》为题，刊载了演讲的内容，并多方转载报道孙中山的行踪，呼应孙中山的主张，希望中日两国提携团结，成一大团体之黄色人种。并且坦言，结交须以诚意为本，台湾本属中国领土，台湾住民系属汉族，与中国民族素有血缘之亲，欲图亲善中国，当优遇台民，以示亲爱之心，而敦友谊之好。“不然，则中国之民族，视我台民之境遇，必痛心疾首，深恨邻邦之残酷，衷心日益疏远，终无亲近之一日，且含有仇视报雪之心，何有亲善之可言哉。”[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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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各派对于孙中山的日本之行反应不一。1925 年1月10日，苏俄军事顾问加伦在报告中评述：“孙中山东渡日本，使国民党右派兴高采烈，一瞬间，日本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在国民党右派看来，孙中山此次日本之行，可加强右派对孙中山的影响，他们坚信日本将给孙中山以支持。……现在，日本人频繁登门拜见政府的几位大员……司令部上上下下一议论起日本可能派教官到广东来，就几乎是喜形于色，……我在同许将军、廖仲恺、胡汉民将军的谈话中表示，我认为孙中山日本之行一来不合时宜，二来徒劳无功，但他们以种种理由加以反驳。他们反复向我说明，孙中山此行符合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孙中山会晤日本政府的要员和各政党领袖，即使不能导致三国联盟，无疑也能加强俄、中、日三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此行可提高孙中山同北京的争端中所处地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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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对孙中山访日抱有不小的戒心。12月2日，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宋子文告诉加伦，孙中山受到日本的友好接待，加伦表示：“我不相信这种接待的诚意，因为实业家从中无利可图。”宋不以为然，指出接待孙中山的是对国民党友好的政党。加伦则强调宋所说的“是个工商实业家的政党。名叫宪政会。……诚然这个党是反对本国政府的，但并不反对侵华。长江和山东的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可见这个党决不会真心实意地支持孙。”“日本如此接待，无非是急欲乘华北形势变化之机，借助孙从中国攫取利益。”宋子文答称：“鲍罗廷同志也是这个观点，地方党某些人士也赞同这个看法。但要在这个问题上说服孙是困难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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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俄的态度相近，中共对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持批判态度。12月31日出版的《向导》发表《国民会议、军阀和帝国主义》一文，强调在人民集矢于反对直系及其后台英、美帝国主义的同时，“要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危险”。“现在日本人欲巩固在华之势力，又高呼‘亚洲人是为着亚洲人’的口号……一切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临时的亲善政策，不过要在我们国家中创立一个忠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政府。”孙中山“也不甚明了这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趋向”，其大亚洲主义演讲，“对于中国民众及日本工农们有很大伤害处。中山先生应当明白，这些演说词使他与日本的军阀有接近的可能”[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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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孙中山进京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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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苏俄与中共所担心和批评的那样。孙中山进京伊始，张作霖就劝其暂缓施行废除不平等条约，遭到拒绝。张作霖又对汪精卫说：“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是因为孙先生联俄呀。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在我张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的。”汪答道：“孙先生为什么联俄？因俄国以平等待我。如果各国也都以平等待我国，孙先生便都可以和他们要好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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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作霖同一步调，12月7日，段祺瑞就“对外条约尊重问题”向东方社记者发表谈话：“孙中山所唱，为偏于理想之大议论。中国国情，有根本的差异。”“今吾人正努力欲于对外增高国家之信用，如孙所言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余殊不能赞同。”[63]次日，段祺瑞发表《外崇国信宣言》，表示尊重与列强所缔结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段政府的代表梁鸿志回答日本记者的提问，亦宣称：“对外条约，不论何国，均应遵守。此次临时执政府成立，其对外之一切权利义务，均当遵守不变。”[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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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得知段政府宣言保证“外崇国信、尊重条约”，大为不满，询问前来谒见的段祺瑞代表许世英等：“外交团要求尊重条约，闻段执政府已照会复允，确否？”许世英等答道：“确有其事，但照会尚未送出。”孙中山勃然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甚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甚么还来欢迎我呢！”[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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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进而详细阐明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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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早经各国承认。今合肥自认为中华民国之执政，国体既未变更，当然未失国际上之地位。此次革命纯系对推翻军阀而发，政权转移为内政习见之事，并非变更国体，无求列强承认之必要。今多此一举，反使列强见执政地位之无据，而要求承认之亟，又足使外交上因此而生一种利用之机会，殊为抱憾。乃拥段之人，仅为段在外交方面计，而不为段在国民方面计。假使即得外交之好感，而失国民之同情，试问国民之同情重欤？外交之好感重欤？段承曹、吴虐政之后，为一极好收拾人心之机会，能多做几件收拾人心之事，则国民无不感戴。国民会议之后,正式总统自舍段莫属。段且欲求不为总统而不可得，何必如此亟亟，以博外人之承认。[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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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列强对孙中山，更是满怀敌意。天津各界代表拟于孙中山抵达时在法租界国民饭店开欢迎大会，法国驻津领事以孙倡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不予准许，且扬言孙登岸时，不许通过法租界。[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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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对于孙中山的赤化倾向及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极为担忧，早在12月1日，荷兰驻华公使就向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提议：像孙文这样的赤化人物到京，必与当地赤化分子及苏联派来之加拉罕策划掀起危险事态。为此，应支持张作霖镇压布尔什维克。同日，张作霖通过日本人町野向芳泽表达同样意思。翌日，英国公使提议召开正式会议研究此事，芳泽表示赞同，但提出与会者限于签订九国条约国家。[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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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抵达天津当天，12月4日上午，驻京英、美、日、法、意、荷、比等各国公使就在荷兰使馆召集外交团临时会议，密议应对策略。“盖自政变以后，外人常以苏联之易于接近我国为虑，故意以中国政府之赤化，为耸听之口实。及孙文由粤起程时，发表宣言，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彼等恐慌更甚。所谓将联合列强，向我要求遵守既成条约之拟议，即因此而起。至段就执政职，宣言外崇国信，彼等方略觉放心。不料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孙文，今明即当入京，彼等恐慌遂达极点。据闻前日会议，有某某国公使，主张孙文来京后，北京果开善后会议，其决定之新政体或新政府方针，如无左倾于过激之虑则已,苟带于左倾的色彩，列国即一致以承认问题为对抗之惟一手段。第以中国之善后会议尚未召集，事实上不便为具体的决定，故最后结果，各使以为此时只应有对付之准备已足，不必先为夸大之主张。而一面对于孙文之来京，则拟向中国政府方面，非公式表示使团疑虑之意，希望当局格外注意，以防患于未然。”[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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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荷兰公使提议在孙中山到京前，将对策提交给执政府。芳泽谦吉有同感，但认为事关重大，须请示本国政府。此时列强深恐冯、孙联合，推倒段、张政权。芳泽对此表示怀疑，但认为孙文可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租界之政纲，故赞成采取预防措施。最后推定英国公使起草给执政府的声明。不过芳泽提议避免写上赤化、过激活动等词，也不要点孙、冯的名，只是表示各国支持执政府，并要求在双方共同修订条约之前，执政府应承认和保障中国与列强所缔结的所有条约，以及列强在华权益。日本外相币原赞成此项声明，只是提议删去“双方共同修订条约之前，承认和保障……”等字样，以免中方误会列强有修改条约的意向。[70]同日，美国驻华代办梅耶（ F. Mayer）报告国务院：承认和支持张作霖政府可能有利于日本，但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相比，其危险性要小得多，两害相较取其轻，应尽力赞助日本。凡此种种，表明列强坚持不肯放弃在华利益，包括日本政府在内，绝不可能赞成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虽然各国之间存在利害冲突，为了确保既得共同利益，不惜彼此妥协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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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列强的过度反应，中国报界相当不满，《京报》发表特讯，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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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东交民巷某某使馆中人，对于中山先生北来之消息，顿起恐慌，且放出许多空气，以恫吓我国朝野，并欲引起外人间之一致不满。时向我国政府机关探询，中山来后是否有何变动发生。此类手段，皆系外人之作用，亦可谓理屈心虚，无意识之恐慌。孙中山当然始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且主张我国与各国所订不平等之条约非设法废止不可，是为我国国际地位平等之主张，乃全国国民人心所同，完全出于自动之觉悟。彼某使馆中人对人谈话，亦谓其赞成我国得有平等之地位。则对于中山之恐慌，未免神经过敏，中外人士，幸勿为谣言所惑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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